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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后，在西方列强的侵略下，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作为“国中之国”的租界，即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和司法主权。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允许英国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通商口岸经商居住。据此，英国于1845年在上海设立了中国近代第一块租界。至1902年奥匈帝国设立天津租界，英国、法国、美国、德国、日本、俄国、意大利、奥匈帝国、比利时等九国在上海、天津、汉口、广州、九江、镇江、厦门、杭州、苏州、重庆等10个城市设立了25块专管租界，此外在上海和厦门还有两块公共租界。其中，天津曾辟有九国租界，是专管租界最多的城市，堪称中国近代租界城市的缩影。 形成九国租界格局 天津九国租界的形成经历了三个阶段。1860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设天津为通商口岸。11月，英国选定海河西岸紫竹林村一带489亩土地为租界。法国也到紫竹林勘察，翌年6月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签订租地条款，划定439亩的法租界。此时，美国在英租界东南部开辟了131亩的租界。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割辽东半岛给日本。在德、俄、法反对下，日本不得不放弃这一要求。德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为由，同年10月在海河西岸、英租界以南划定1034亩土地为租界。日本于1896年获准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设立租界。1898年8月，中日签订租地合同，在法租界以北、海河以西至墙子河划定租界，面积为1667亩。德、日租界面积远超英租界，英国遂以拥挤为由，要求扩展。根据1897年扩界章程，英租界扩至墙子河，达到2119亩。至此，海河西岸基本被英、法、美、德、日租界侵占。 1900年，英、法、美、德、日、俄、意、奥匈等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占领天津，实行殖民统治。俄、意、奥匈、比利时相继在海河东岸设立租界，英、法、德、日则大幅扩展租界。1901年，俄国将其占领的包括火车站在内的河东划为租界，因英国反对，遂将火车站划出，使俄租界分成东西两部，合计5474亩。1902年，意、奥匈也分别在占领区域划设了780亩和1030亩租界。比利时虽未出兵，但也开辟了747亩租界。海河西岸的英、法、德、日等国租界则在此时大幅扩展。1901年，法租界扩至墙子河畔，面积达2439亩。英租界不仅扩大了3928亩，扩至墙子河以西，而且吞并了美租界，总面积达6178亩。德、日租界分别扩至4200亩和2157亩，逼近天津城。天津九国租界的格局最终形成，总面积2.3万余亩，近十倍于天津城厢区。此外，日、比还划定了大片预备租界，英、法、日等国还非法侵占了租界外大量土地。 管理模式殖民地化 租界是列强租用的土地，其主权名义上仍属中国，但立法、行政、司法等各项权力均被列强攫取，是名副其实的“国中之国”。总体来看，天津租界形成了三种管理模式。 一是以英租界为代表的侨民自治模式。在英租界，选举人大会相当于议会，对选举人有严格的财产规定，投票数与财产挂钩。1897年英租界扩界后，华人才有权成为选举人，但财产要求远高于英国人。选举人大会负责选举由5—10人组成的工部局董事会，英国人占一半，主席为英籍。大会还负责审核租界财政预决算，制定各项法规及各种税率等。工部局是租界行政机关，董事会是工部局决策机构，下设人事及财务委员会、工程委员会等八个委员会，负责各领域行政事务。总务、财政、工程、警务、电务、水道、卫生等处组成职能部门，负责日常行政工作。英租界的管理基本是侨民自治，领事很少干预日常行政。德、俄、奥匈租界的管理与英租界比较相似。 二是以法租界为代表的领事独裁模式。法租界在组织结构上与英国类似，但领事具有非常大的权力。选举人大会由领事召集，只允许外国侨民参加，职能仅是选举公议局（类似于工部局）董事会，无立法权及行政监督权。董事会兼有行政法规立法权。领事在董事会中具有绝对权力，不仅是董事会主席，还有权中止甚至解散董事会。董事会下设的各委员会也仅是咨议机构，职能不同于英租界。公议局的总务处、工程处等职能部门的官员对领事负责，任免受领事监督。意、比租界接近于法租界管理模式。 三是日租界的居留民团模式。1902年，日租界设立租界局作为行政机关。1907年，租界局改为居留民团，成立了居留民大会。居留民大会类似于选举人大会，日籍占半数以上，正副议长也为日籍。大会由驻津总领事召集，对居留民团的预决算、税收、消防、交通等各项事务均有议决之权，范围超过了英租界选举人大会。大会还负责选举由10名委员组成的居留民团行政委员会。该委员会受总领事直接指挥，执行居留民大会的决议。在行政委员会领导下，居留民团设立事务所，负责日常行政事务。1934年，行政委员会改为参事会。1936年，居留民团又实行了团长一人负责制，以适应侵华战争需要。日租界的管理体制是介于英、法租界的中间形态，表面上具有自治色彩，实际上要听从日本总领事乃至外务大臣和天皇的指示。 各国还攫取了租界司法权。鸦片战争后，列强相继获得了领事裁判权，在租界内建立了独立的警察和司法审判系统。租界内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外国人，中国无权逮捕，由租界的领事法庭审理。不过，德租界的外国人不享有领事裁判权，均受德国司法管辖。租界的华人若成为被告，或者逃入租界的华人刑事犯，理应由中国法庭按照中国法律审理。但实际上，中国警察在抓捕时受到租界当局的严重干扰，须经各国驻津领事批准，由租界巡捕协助执行逮捕。甚至有时候租界巡捕对华人有逮捕权和预审权，以决定是否递解中国官府。租界还对政治犯实行引渡制度，领事对于是否引渡有决定权。可以说，租界被视为司法独立的王国，中国司法主权遭到严重践踏。 租界成为列强侵华基地 天津的租界均分布在海河两岸，地理位置优越，是列强侵华的重要基地。怡和、太古等外国轮船公司把持了海河要道，控制了天津航运。1936年，经营进出口业务的洋行近千家，通过倾销工业品、输出农产品和手工品，控制了天津对外贸易。洋人还在租界大量投资建厂，1928年天津有外资工厂近80家，特别是1931年后日本财团大量来津投资，严重冲击了天津民族工商业。1936年，租界的外资银行发展到近20家，不仅控制了天津金融业，而且从事房地产买卖等各种投机活动。洋人在租界的经营以各种特权为庇护，严重侵犯了中国经济主权。不仅如此，各国宗教势力以租界为依托，强占土地，建造教堂，开展传教活动，进行文化渗透，引发激烈民教冲突。租界成为病态社会，虽然有物质的繁华，但也是黄、赌、毒等各种罪恶的渊薮，酒吧、烟馆、赌场、妓院等杂陈其中。 天津租界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列强的驻军。1860年英法攻占天津后，即在租界留有军队。1901年，清政府与英、法、美、德、日、俄、意、奥匈、比、西、荷等11个国家签订《辛丑条约》，列强取得了在北京、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等铁路沿线“留兵驻守”的特权。据此，在天津辟有租界的国家除比利时无驻军外，其余八国均有驻军，最多时达到1.5万人。其中，英、法、美、日四国驻军最多，曾分别达到三四千人。日本驻军名为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设于天津海光寺，兵营分设于海光寺和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人数常随侵华需要而调整，1931年后逐年增加，1936年达到8000人以上，成为全面侵华急先锋。各国驻军不仅享有治外法权，甚至对军营内的华人拥有司法管辖权，还有操练权、免税权、房产占有权、避暑权以及一定程度的外交权等。他们控制了通往北京的战略要地，对中国而言是一种赤裸裸的军事威胁和控制。英、日租界还成立了准军事组织义勇队，维持租界治安，全面配合军队的侵略活动。 列强因侵华战争在天津驻军，最终也因战争而陆续撤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即撤走了天津驻军。1917年，中国对德、奥匈宣战，两国在天津的驻军被解除武装，成为战俘。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防止与英、法、美、意等国在中国的驻军发生冲突而卷入欧洲战事，要求各国从中国撤军。1940年，英、法、意从天津撤军。在日本强烈要求和骚扰下，同时为了避免卷入中日战争，1941年11月，美国决定“暂时”撤军。英、法、意、美撤军时，均声明保留《辛丑条约》所赋予的驻军权。至此，除日本侵略者外，列强在天津租界的军队全部撤离。 中国捍卫主权斗争最终胜利 自租界开辟以来，中国人民即进行了长期斗争，反对开辟、扩展租界，最终将租界完全收回，赢得了捍卫国家主权斗争的胜利。 1902年，法国扩界2000亩后，又企图将墙子河西岸包括老西开地区在内的约4000亩土地划为租界，遭到清政府拒绝。于是，法国开始对租界周边区域进行蚕食。1913年，法国领事唆使天主教会在老西开建设教堂，并派驻巡捕。天津地方政府遂派出数名警察进驻，使该地区形成“共管”局面。 1915年11月，法国要求中国警察撤离，商人卞月庭等发起维持国权国土会，抗议法国非法要求。1916年10月，法国拘禁了驻守的9名中国警察，占领老西开地区。维持国权国土会迅速发动数千群众赴省公署请愿，各界民众8000余人召开公民大会，通电全国，抵制法货。法租界内工厂、洋行、饭店、球房的中国工人以及公议局、兵营的中国职员迅速行动起来，开展大罢工。受雇于法国家庭的厨师、粪夫、马夫等也纷纷参与到罢工中，拒绝为法国人服务。天津乃至全国各界民众积极捐钱捐物，租界华商发起“迁出法租界”运动，学生开展罢课运动。抗法斗争使法租界陷入瘫痪，法国损失惨重。1916年底，经英国人调停，老西开恢复了中法共管“原状”。1931年，法国趁华界之乱侵占了老西开近500亩土地，实行非法管理。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17年3月，中国政府与德国断交，收回了德在华租界。8月，中国向德、奥匈宣战，收回了奥匈在华租界。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提出收回外国在华租界，但遭到列强拒绝。意大利还以其在天津租界面积狭小为由，要求接租奥匈租界。经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会议拒绝了意大利的要求，其非分之想告以破灭。同年7月，苏俄宣布废除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租界。1920年9月，中国政府接收了俄国在天津的租界，然而在各国公使团的反对下，中国仅接管了租界警察权，工部局日常行政照旧。1924年5月，中苏建立外交关系，苏联宣布放弃在华租界。同年8月，中国正式收回天津俄租界。国民大革命兴起后，在反帝斗争压力下，比利时宣布愿意交还天津租界。此后，南京国民政府与比利时展开谈判，签订了交还租界协定，于1931年3月正式收回比利时租界。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天津的英、法租界陷入日本封锁之中。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法租界被日本占领。12月9日，中国对日、德、意宣战，废止与三国的一切条约，在法理上收回日、意租界。1943年1月，中英签订条约，取消英国在华特权，交还天津英租界。5月，中国宣布收回天津法租界。在此期间，汪伪政权曾接收了天津的日、英、法、意租界。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中美在天津举行日军投降仪式，中国收回日租界。11月，中国颁布了接收租界办法，正式收回天津的英、法、意租界。至此，天津结束了长达85年的租界历史，这是中国人民长期进行反侵略斗争并最终取得完全胜利的结果。 总之，租界是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产物和象征，严重侵犯了中国各项主权，是列强对华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重要基地，最终随着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完全胜利而消失。 （作者单位：华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