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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1月，一则上海市高等法院的传票发往位于中州路10 6号的国立上海商学院。传票称：“裴复恒原为国立上海商学院院长，自政府西撤以后，即认贼作父，出任伪上海商学院院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伪上海市咨询委员会委员、伪江苏省财政厅厅长、伪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伪中日文化协会上海分会名誉理事”，要求裴复恒即日前往法院接受诉讼。裴复恒何人？一生经历如何？因何投靠汪伪？ 巴黎大学的真假博士 裴复恒，1902年出生于江苏吴县，及长入读圣约翰大学。裴复恒在圣约翰读书期间，学习成绩优异。当时《申报》报道，圣约翰校规甚严，学生无故不得出入校门，成绩优秀者可以获得红色证书，享有自由进出的豁免权，裴复恒即在其列。裴复恒的另一个特长是善于演讲和辩论，时常代表学校到校外参赛。1923年11月24日，江苏省教育会在南通举行第六届演说竞进会，上海三十七所大中学校均派人参加，裴复恒代表圣约翰大学出征，以《今日学生应有之觉悟》为题，获得甲组决赛第二名。1924年5月4日，圣约翰、沪江、金陵、之江四所教会大学举行东方四大学英文辩论赛，裴复恒代表圣约翰大学参加，勇夺冠军。 1925年5月30日，上海南京路发生“五卅惨案”，各校学生群情激奋，纷纷走上街头抗议帝国主义之暴行。圣约翰大学美籍校长卜舫济坚决禁止学生上街，并阻止学生在校内降半旗哀悼死难者。学生与校长发生冲突，校长命令学生马上离校，学生亦不甘示弱，宣布永远脱离圣约翰，从此再不入外人主办之学校，当场签名者有553位。裴复恒虽未签名，却也深知教会大学危机重重，转学私立复旦大学。1926年，从复旦大学社会科学科毕业。 民国时期，如果希望在学界站稳脚跟，或在政界出人头地，不可缺乏留洋经历，于是裴复恒决定前往法国留学。裴复恒在法国读了什么学校，读了几年书，做了些什么，情况完全不详。大概在1930年前后，裴复恒“学成归国”，成为待价而沽的“法国巴黎大学博士”，专业是政治学。复旦有学者专门从事留法博士群体研究，认为民国时期留法博士都会有博士论文存档，裴复恒的学籍材料和博士论文在各校都无法查到，恐怕是冒牌的博士。不过，民国时期国内并无学位审查制度，如方鸿渐般的“克莱登大学”博士并非个案，裴复恒回国后冒称留洋博士，真伪也无人追究。 得宠失宠的“蒋公”秘书 民国时期留洋学生回国后，在知名大学寻一教职是标准的职业选择，裴复恒也不例外。恰在裴复恒“学成归国”之时，母校复旦大学急于向国内一流大学迈进，设置法律系，并急需学术带头人，遂向裴复恒伸出橄榄枝。于是，1930年，年仅28岁的裴复恒成为复旦大学法律系主任。次年，法律系升格为法学院，裴复恒为首任院长。 不过，复旦学生对这位老学长并不满意，对其有着颇为传神的描绘：“老成持重，老气横秋。上课不肯站立讲坛，须端坐而谈，不肯写黑板，畏吃铅粉也。到堂时，曲其背，锁其眉，缓步而入。既登台，一言不发，以肘下之硬面洋书，甩掷桌上，其声阴森，学生肃然。就座，乃发言，佶屈聱牙，一连串的法国话，其声苍老，学生瞠然……下课钟初未打，裴老忽又以法语结其说，大踏步走出教室，早退了。盖烟瘾发作，须早退抽几口老牌香烟，俾上下一课时，嗓子始提得起来。裴君不但喜早退，且喜缺课，大雨不来，刮风不来，太热不来，冷天下雪更不来矣。”显然，裴复恒对教书匠的职业也提不起兴趣。 此时的国民党政权开张不久，治国急需知识分子。复旦也是向国民党输出党政官僚的重要基地，程沧波、程天放、余井塘、吴南轩等毕业生，无不是在海外混了一圈之后，回国摇身一变成为国民党政府新贵。裴复恒留法研究“政治学”，自然对政治有着“不感兴趣的兴趣”，也积极向国民党靠拢。经人介绍，裴复恒得以充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特务秘书，辞去仅担任一年多的复旦法学院院长职务。1931年前后的蒋介石，领袖的地位尚未确立，面对政敌汪精卫、胡汉民甚至孙科的打击，常有“无干部”之感，除了“C C”和黄埔两拨人马，还需要行政上的骨干。因此，很快裴复恒便成为蒋介石个人的秘书，追随蒋介石前往江西“剿共”。 1932年6月，蒋介石拟组织“国防设计委员会”，将裴复恒列为外交组主任人选之一，这说明在蒋介石心中裴复恒地位不低。1932年11月，胡适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在蒋介石府上，陪坐的除宋美龄之外，仅有陈布雷、裴复恒两人。不过，裴复恒有其内在缺陷。在学术界，裴复恒毫无建树，著述仅局限于学生时代，博士学位真伪尚存疑问。相对于学有专长的朱家骅、王世杰、何廉、蒋廷黼、翁文灏，裴复恒显然并非一流的学者型官僚。裴复恒或许不无行政能力，倒霉的是遇到了劲敌。 此时在蒋介石身边最走红的智囊是委员长南昌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由于其足智多谋兼行政手腕圆滑老辣，成为蒋介石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甚至某种程度上拥有代拆代签的权力。所谓一山不容二虎，有杨永泰在，就容不得裴复恒这个小秘书与其争夺蒋介石的恩宠。尤其是杨永泰与“C C系”势如水火，裴复恒加入国民党即由陈立夫介绍，显然也被杨永泰视为“C C系”骨干。几番交锋，裴复恒自知不敌，颇有政治前途无望之感。这时，国立上海商学院发生风潮，校长人选出缺。裴复恒知悉此事后，与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沟通后，得到蒋介石的首肯，即脱离南昌行营，前往上海赴任。 专权治校的大学校长 国立上海商学院的血统，要追溯到南京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一脉，作为上述学校的商科或商学院长期在上海设校，1932年脱离中央大学成为国立的独立学院。不过，裴复恒来校之前，学校是个烂摊子。该校原有华美的校舍，在一·二八事变中被炸，成为“流动的学府”，靠租房度日。1932年从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变为国立上海商学院，俨然似从“全国最高学府”降为地方性大学。因此，学生起来闹事，要求重新回归中央大学。院长徐佩琨对学生的诉求严厉镇压，遭到学生的驱逐。面对虚悬的校长，外有上海市党部诸人的环伺，内有教务主任武堉干的觊觎，徐佩琨亦把持校印拒绝离校。因此，满心欢喜上任的裴复恒碰了个硬钉子，一度无功而返。甚至有三位上海商学院副教授假冒“全体教授”之名，给蒋介石打小报告，称裴复恒“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有损“委座声誉”。其后，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裴复恒才接管了学校。 裴复恒到校后，开始大力整顿学校，先砸掉了绝大多数不称职教授的饭碗，继而对学生进行严厉整顿。上海商学院是财经类高校，不免熏染了十里洋场的拜金学风，以培养金融白领为宗旨，以个人发财为教育目的。裴复恒认为，该校以前的学风是“亡国的学风”。他说，这是以提倡自由来造成放任，以发展个性的美名来掩饰发展欲望的事实，这种学风必须改造。因此，他要求学生要忠于做人、忠于职务、忠于国家民族，并说“本院应先树立新学风以为全国倡”。果然，裴复恒并没有将这些高调停留在口头上，而是积极付诸于实际。 首先，裴复恒狠抓学生思想。他要求，一年级学生必须上党义课，如果缺席“总理纪念周”十次将予以开除。其次，加强日常训育工作。他在学校成立了训育委员会，要求学生在校必须穿校服，学生不准自由集会或组织团体，一切活动必须经过院长同意。第三，推行教育军事化。从1935年开始，裴复恒在该校推行军事化管理，将全院师生员工分为4中队8分队16班，着装、吃饭、作息时间等完全实行军队标准。比如，学生六点三十分便要起床，六点五十分点名集合，七点参加升旗仪式，七点十分做早操，七点三十分早餐，八点至十二点是学习时间。下午的安排类似，至十点三十则统一熄灯睡觉。从此，学生驯服了，上海商学院变得暗黑。不过，在裴复恒任内，上海商学院重建了校舍，学生就业率大大提高，似也不无功绩。 裴复恒努力治校，却无意做一个教育家，其目光仍聚焦于政治，希望得到蒋介石的垂青。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裴复恒马上以“国立上海商学院军事训练队队长”名义给何应钦发去一电称：“委座蒙难，举国震愤，张逆学良……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劫持统帅，妄作主张，迹其用心，显欲摇动国本，破坏统一，遂其阴谋陷我国家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境……我商院全体军训学生，愿以精神热血，在钧座领导之下，负戈前驱，灭此国贼，谨先电陈，不胜迫切待命之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还亲自给裴复恒回了一电表示感谢。1937年，蒋介石在庐山训练团推出《国歌歌词》、《军人精神教育》、《步兵操典纲领》、《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军人读训》、《中国国民党党员守则》五种资料，是为“救国教育基本课本”。裴复恒灵机一动，将五种资料变成小开本的手册，“既便携带，又易查考”，自费印刷并免费分发给上海各大学，急于上位的苦心显而易见。 神秘失踪的汪伪汉奸 尽管裴复恒治理上海商学院“成果斐然”，在政治上又积极表现，却始终未能获得上位的机会。对蒋介石而言，除了当初裴复恒主动脱离南昌行营的过节，更主要在于“党国人才”已经济济，不缺一个裴复恒这样的二三流人才。因此，裴复恒的政治前途，在蒋记国民政府那里，实际已告终结。所以，抗战爆发后，裴复恒在政治上愈发消极。国民政府教育部希望将上海商学院迁移内地，裴复恒却以租界内可以继续办学为由，坚决不迁。其后国民政府西撤，上海沦陷，裴复恒觉得上海形势复杂，干脆采取躲避的态度，将商学院院务交给亲信胡纪常，个人遁往香港暂避。至于国立上海商学院，还继续受到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资助。只是对于教育部的要求，裴复恒多置若罔闻。比如，教育部以大后方缺乏会计人才为由，要求商学院四年级学生内迁，裴复恒置之不理。陈立夫亲自写信要求裴复恒到重庆一行，裴复恒拒不回复。所谓上下级关系，已经荡然无存。 裴复恒长袖善舞，从政时便和汪精卫、周佛海相识。因此，抗战前国立上海商学院第二届学生毕业之际，裴复恒遍请党国要人墨宝，汪精卫欣然题词“广学致用”，周佛海吹捧学校的商学教育已经“登峰造极”。汪伪政府成立后，像裴复恒这样的人自然成为拉拢的对象。然而，重庆方面秘密特务无处不在，不小心就有被暗杀的可能。因此，裴复恒犹豫观望。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上海租界。此时的裴复恒正式决定投靠汪伪政府，出任伪“江苏省财政厅厅长”。汪伪政府急需一批国立大学以点缀门面，裴复恒遂主动将上海商学院向汪伪政府立案，成为汪伪管辖下的“国立上海商学院”。 江苏省财政厅驻地江苏，裴复恒遂辞去伪上海商学院院长职务，离开上海到苏州上任。据报载，裴复恒到苏州履新后，“在妓院中欢宴敌伪各界首领”。如此描述，似不无抹黑之嫌，但当了官后的裴复恒，生活作风日益腐化倒是事实。比如，他出入完全以汽车代步，其所居住的小巷狭长，汽车无法进入，裴复恒在家中雇佣专职的黄包车夫。每天出门上班，先让黄包车夫把他载到巷口，再上汽车。下班亦然，秘书先通知黄包车夫在巷口等待，载其回家。由于生活作风腐化，苏州人士都讽刺其为“双料车”。 抗战胜利，“落水者”受到了国民政府的审判。重要的日伪党政军和文化界首脑多受到惩处，如陈公博被判处死刑，周作人被判处十一年有期徒刑。中层干部胡兰成之流，虽一时隐姓埋名得以遁走台湾日本，后来其行踪仍然公开于世。裴复恒却与多数汉奸的下场不同，不知所终，所谓“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因此，上海高等法院的传票例行公事地走了一圈之后，因各处都“查无此人”，法院也就不再追究，最后不了了之。 ◎韩戍，学者，供职于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