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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观念史的批评当中，思想史研究者们也将原先所强调的“观念单元”发展成为“概念”，即观念史或思想史研究的对象应该是概念，而非“观念单元”，或“关键词”。隐含在这一转变之中的思考即为，要从过去所研究的“观念”转向其意义或含义。1981年，学者威廉·鲍斯瓦玛发表了一篇文章，其标题就是：《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史：从观念史到意义史》(Intellectual History in the 1980s：From History of Ideas to History of Meaning)。另外一位学者鲍德克也说，概念史所要做的就是对于那些富含多元意义的词语，以及在历史进程中发挥着引领作用的概念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诠释。(39)正是由此，概念史研究和一般通常所说的关键词研究有了区别，对此，概念史的创立者考斯莱克曾经这样指明了两者之间的差异：“一个词语的意义总是指向其所意指的，无论其所意指的是一种思想，还是一个客体(object)。因此，意义总是固着在词语上，但是词语的意义总是由口头或书面的语境所维系，同时，词语的意义源于它所指涉的场景。如果意义的这种语境——词语是在这种语境中被使用的，并且是为了这种语境而被使用的——完全融合进词语自身，那么这个词语就成为一种概念。概念系于词语，但与此同时，概念又不仅仅是词语(或概念的意义又远比词语丰富)。”(40)因此，概念是具有实体性意义的聚集，这种意义是处于历史过程中的人们的认知、思想和观念的体现和凝聚，并在一定的语境中为了特定的目的而使用，并成为反映这个社会精神观念的基本概念。它既是这个社会进程的显示器，又成为社会进程的推进器。正是概念的这一特性，概念史研究也就和词语史研究区别开来，“词语的意义可以被确切地加以界定，而概念的意义则只能被诠释”。(41) 不仅如此，概念史所强调的语境、语言背后都有其社会的特性，与所处的社会建立起了直接性的联系，概念意义的生成离不开这一社会性语境。同样，“没有这些基本概念，任何政治共同体和语言共同体都不会产生”。(42)这样概念史研究就不再仅是指关注概念意义的变化，而是要关注概念在意义的生成过程中是如何成为历史进程或社会发展阶段的指示器和推进器的。在这一意义上，概念史是以社会史为取向和旨归的，它所探讨的并不仅仅是人们对于社会现象的反思以及它们作为概念的定义，而是探讨人们在思想上对社会现象进行应对和行动的过程。(43)也如科斯莱克所说，概念史斡旋于语言史与事件史之间。它的任务之一就是分析历史进程中所产生的概念与实情之间的一致性、偏移性或差异性。(44)也如法国学者罗桑瓦龙说，我并不拒绝“社会史”所使用的各种研究进路，但是，只有将其置于特定的语境中，或者说，只有将其嵌入一种更为概念性的历史中，“社会史”的事实意义才能被揭示出来。而就其自身而言，“概念史”并不只是分析伟大的作者，即便这些伟大作者常常代表着一条通往他们那个时代的政治文化的康庄大道。(45) 正是在这一共识下，通过聚焦于一些核心性的“概念”，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历史的进程，并且解释了这些概念又如何成为政治和社会体制的合法性基础，也就是说，一个社会如何能够按照这些概念的含义建构起自身。正如里克特所说，我们需要研究的恰恰是抽象思想与在不同层面上将经验概念化的方法和其之间的互动。(46)犹如法国历史学家赖夏特指出，任何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论述，如果不能做到援引这样一些思想家(指启蒙思想家)就很难具有解释力：这些思想家直接或间接为大革命提供了很多概念、分析的范畴和视域，而这些概念、分析的范畴和视域，则改变了大革命对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看法。(47)而这一研究视角恰恰是和观念社会史的研究路径相契合，只不过是更换了研究对象。 在概念史研究中，学者们越来越发现，在单一的概念空间范围内来进行研究难免狭隘和偏窄，正如斯金纳在进行概念史研究时所说，我将考察范围限制在一特定语言社群里，即英语世界中的论辩。这种方式不免稍嫌视野狭隘，对此我也有点自责。(48)正因为此，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开拓，开始提出思想史的“空间转向”。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展开研究，例如在某个国家这一“空间”所形成的“概念”，其内涵如何流动到另外一个“空间”，在这一流动过程中，它发生了什么变化，如何又被再次概念化。思想史研究“空间转向”的第二个层面就是，思想史向“国际史”方向拓展，或者进行思想史和全球史的结合，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思想史专家大卫·阿蒂米奇就是这一提法的首创者。他在《思想史的国际转向》一文中写道，要超越或者高于民族和民族国家所界定的个别历史，而朝向历史书写中一种名为“国际转向”(international turn)的方向发展。当然也有些学者仍然坚持使用“全球思想史”这一概念。(49) 由此就涉及思想史和全球史之间的关系，是全球思想史还是包括思想史在内的全球史，对此，安德鲁·萨托瑞认为思想史应在全球史之内，而非作为全球的思想史。(50)但他也承认，近年来，从全球性的视角来研究思想史开始与日俱增，例如，展开对词语、知识、文本、翻译等全球性流通的研究。正是这样全球性的思想观念以及其载体在不同空间的流通所产生的变异，以及在不同的空间中人们如何使用这些思想观念来组织自己的现实世界，才突显出要从全球性的视角来展开考察的价值。法国学者埃斯巴涅曾经对概念与思想在全球空间中的流动发表过这样的看法，人们曾长期认为，在人文科学领域内起到历史建构作用的文本或概念，其意义在翻译的过程中会出现流失。但近些年来，另一种观点更获认可，即将文本和概念的移位视作意义的丰富化，至少因意义的创造性移位而获得新的内涵。这种移位在欧洲内部十分常见，如德语“Geist”一词并不完全是法语里的“esprit”或英语里的“mind”的意思。又如，“中产阶级”、“自由”、“民族”、“民主”、“权利”、“国家”等词汇，在其身处的不同语境中也被赋予了多种含义。因此，对于使用此类词语的文本，它们的流通不应简单地被当做翻译来看待，更应将其视作一种重建来分析。法国和德国对孟德斯鸠或卢梭学说的运用不尽相同，托克维尔的自由主义在中国也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命运，正如法国结构主义对毛泽东思想的接受。当德国原始语境中的马克思主义被置于不同的语言或民族文化空间里时，这个概念便会散发出多种截然不同的含义色彩。在历史学中有专门对此种现象形式进行的一类研究，这就是以考斯莱克为代表的概念史。但概念史研究通常只与一个民族空间联系在一起。因此需要将之拓展，关注概念流动的形式。 意义移位也适用于文学史建构中的重要概念，诸如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象征主义、浪漫主义等等。这些概念因不同的使用语境而带有十分不同的意义。在艺术史中，巴洛克和古典主义这样的词汇也在移位中拥有了不同内涵。相对于《恶之花》作者所处的时空，中国“文革”期间为大家所阅读的波德莱尔则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的参照系。在哲学上，我们知道福柯的海德格尔并非就是海德格尔。我们因此也可以追问福柯的海德格尔在中国生出什么意义，从而探究流动所带来的作用，这也可以被视为历史阐释学的一种特殊模式。中国的黑格尔与法国的黑格尔可以比较吗?能否能够设想中国黑格尔的法国解读，或者反之?(51) 对此，我自然是同意法国学者的观点，不过还可以补充一点，如果说概念在不同的空间里流动会因为被接受者而发生变异，即意义的移位的话，那么，讨论接受者是如何在移位的意义上来认识世界和组织世界的，从而形成了有不同文化差异和内容完全不同的实体性世界也就有着更为丰富的价值，从而可以在思想意义与现实社会、全球性与民族性之间找寻到一致与差异，并且求得相互的融贯和理解。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研究思想观念在不同空间的流通将会是未来值得重视的新的研究领域，至于称之为全球思想史，还是全球史(即思想史只是全球史的一部分)则远非如此重要。 如果我们从观念史的创立开始进行梳理这70年来观念史研究范式的不断转换，可以看到，对诺夫乔伊的观念史研究的批评促进了观念史研究不断前行，其核心在于，观念史研究已经变换了自己的研究对象，不再仅仅把“观念单元”作为研究对象，而是概念以及文本的表达方式即修辞，并且也把观念看成建构社会的一种力量而被讨论研究，由此社会不再像以前那样被理解为一个实体，它只是在意识、文化和语言的表达或表象中存在，而新文化史的兴起无疑则是努力找寻这两者间的关联。透过这些范式的变换可以发现，无论是斯金纳的“剑桥学派”，还是概念史或者新文化史毫无例外地都是将行动、实践、组织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同样，批评观念史最为严厉的斯金纳也称自己是位“观念历史学家”。也正是如此，原先的“观念史”被转变成为“观念的社会史”。也如达恩顿所说，以前观念史家只是追踪正规的思想从一个哲学家到另外一个哲学家的传承与发展，而现今“文化人类学”则是研究普通人如何制造这个世界认知的方式，试图揭示他们的宇宙观，呈现出他们如何在其心智上组织现实并将其体现在行动中。(52)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所说，今天的历史研究表现为更具“历史性”，这就是说更“观念化”，努力探讨个体、群体用何种观念去组织现实世界以及与现实世界的互动关系。如果对照一下诺夫乔伊所创立的观念史研究的特征，可以发现，无论今天所发展起来的阅读与传播史、概念史和思想史研究的“国际转向”都有着观念史的痕迹，或者说都是对观念史的一种新的改造与推进，而非瓦解了观念史的存在。如果说原先的思想史可以作为精英思想家的观念史研究的话，那么“社会观念史”则是重点关注普通人的观念史研究，而在今天，称之为“新观念史”或“新思想史”的研究则将这两者合为一体，共同思考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他们都是在什么观念下建构这个世界，或者考察在现实的世界实体的后面隐含着什么样的观念。安纳贝尔·布雷特指出，我将说，思想史家最为关切的就是过去的人们的表达方式，以及在这些表达方式中人们是如何来理解世界的。(53)也犹如基斯·迈克尔·贝克所说，“行为意味着意义，意义意味着文化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主体间性意味着社会。所有的社会活动都有一种给予它意义的智力的特征，正如所有的智力活动都有一种给予它目的的社会特征”。(54)正是通过这些带有观念的社会行为重新安排了这个世界的形式、规范与秩序。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观念史或思想史并非仅仅是关于知识分子的历史，其范围可能与历史学本身那样宽广。这是关于“智力活动”(intellection)的历史。根据《牛津英语大辞典》这个词来自拉丁词根，意味着“感知、辨别、洞察力、理解、意义、感觉、含义”。总而言之，这是关于意义的历史。(55)贝维尔也一再坚持，观念史就是研究意义。(56)尽管这一观点不为斯金纳所接受。对此，达恩顿也同意，对意义的研究就是观念社会史的重要任务。他还说：通过细细浏览那些最晦涩难懂的文件，我们也许能够揭开一个迥异的意义体系，甚至会引领我们进入到一个陌生而奇妙的世界观中。 诺伊尔·安南曾经这样说过，观念并非只是抽象的存在，它们生活在人们的心灵中，激励着他们，形塑着他们的生活，影响着他们的行动，以及改变着历史的进程。(57)同样，观念也在不同空间的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地被形塑，如果说过去诺夫乔伊所开创的观念史还是在研究观念本身的话，将观念甚至是基本的观念单元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现在的新观念史则在批评这一基本原则的过程中，将研究对象做出了转换，观念史的研究对象正在转换为探寻人们的意义世界，“观念的表达方式”即“修辞”；观念的单元也改变为基本的概念；着重探讨观念自身的再生产以及人们如何调动自己的观念来进行实践性的行动，以及如何组织世界，由此在观念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了一种紧密的互动关系。实际上，近30年来，观念史在以语言哲学为理论基础走向语境、修辞与行动等为核心的研究；同样，在社会建构为导向的指引下，强调考察观念与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目前，呼应着全球化的进程，又出现了“空间转向”。实际上无论哪一种维度的研究，都并未导致观念史研究的衰落，反倒是丰富了其研究的范式，扩展了其研究的视角。因此，观念史在经历了这一转换之后正迎来新的繁荣，或者说观念史研究正在复兴与回归。就像皮埃尔·波迪埃所说，重归过去的样式但绝非是相同。基于此，我们也可以说，无论是思想史家，还是文化史家以及概念史家都成为观念史家。也如有些学者所说，这是一种“观念史的新样式”。(58)并且在新观念史的名义下，观念史与思想史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着明确无误的界限。(59)这也就意味着，今天对观念史或思想史研究的重心已经移向，我们不仅是要思考过去我们自身所形成的观念性的文明成果，而且也在考察人们如何运用对这个世界的理解等观念来重新组织起自己所置身于其中的现实世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