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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也包括其他研究）当然要强调严谨，要注意史料的出处，却不必去扯什么“无一字无来历”。观念或措辞的偏执夸张，实乃学界沉疴之一。此语作为诗文写作尚落于二义，施用于治学治史，借之以高自标榜，可不慎乎？ 四年前的一个夏日，在陕西师大举办敝作《国之大臣》研讨会，午间用餐时，邻座一位年长学者对我说：“我们搞历史的，讲究无一字无来历。”他声音慈和，看得出充满善意，可也能听得出其间涵义。这句话近似于学术格言，曾不止一次听前辈说过，不如那次印象深刻。 后来也听到相近表述，可知并非个别人的观念，且涉及到历史著作尤其人物传记的书写原则，时而有所思索斟量。新年伊始，游学广州，某晨醒来此语再次萦回脑际，遂梳理思路，草拟一篇小文。适与复旦大学吴格教授同住于一套公寓中，吴兄博雅君子，时相请益，蒙他协助查得《四库全书》中语例，在此谨致谢忱。 此语来历之追寻 无一字无来历，本作“无一字无来处”，据笔者所见，最早出的“发明权”应属于黄庭坚。崇宁三年（1104）某一天，59岁的山谷老人在流放地宜州接外甥洪刍来信，附有所作文章求教，便在回信中阐释了对诗文写作的几点主张，即著名的《答洪驹父书》。这是一个文坛长者对晚进的经验谈，更是舅舅对外甥的悄悄话，应无意于公诸于众、传播后世，否则便不会议论苏轼的“好骂”之病，叮嘱外甥不要走苏轼的路子。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黄庭坚钦敬老师的文笔犀利与才情酣畅，然经历过萧寂的边荒流放生涯，深知世道人心之险，不愿意外甥重蹈前辙。 山谷复信中所写，多为回应洪刍提出的问题，或点评其作文之偏，而为人引用最多的，是论杜诗韩文的几句： 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这段名言，如同多数各类名言，须联系上下文才能准确理解。山谷在前面简评洪刍诸文优劣，指出其追求“雄奇”与“词笔纵横”“用字时有未安”等时髦病，方作如此表述。重点谈的是读书与诗文写作的关系，指出独出机杼（即“自作语”）甚难，并以杜甫诗和韩愈散文为例，说二人遣词造句皆有所本，那些被认为出于自创的地方，皆因后人读书太少，无从悉知出处。黄庭坚还说自古文章高手，在于对世间纷繁物象的感知与陶冶能力，即便是采用吸纳前人陈言旧语，也可以点铁成金，给人焕然一新的印象。请注意：这里的“灵丹一粒”，是说作者“陶冶万物”之才，而非“古人之陈言”。 此前有过近似的说法么？有，且出自苏轼好友、黄庭坚嫡嫡亲亲的岳父大人孙觉，曾说过杜诗“无两字无来处”。孙觉，字莘老，学问淹博，治“春秋学”，历官多善政。南宋赵次公《杜诗先后解》曰：“余喜本朝孙觉莘老之说，谓杜子美诗无两字无来处。”孙觉以“两字”为单位，应指杜诗中语词或典故，虽不无过甚，毕竟避开了诗中大量存在、无从且不必要检索的单字，是较为审慎的。黄庭坚走得更远，坚称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处”。这应不是他第一次如此表达，亦不知孙莘老对爱婿的“发扬光大”有何感想，但通篇读来，知山谷此言虽意在强调阅读经典与积聚学识，讥刺那些读书不多、擅解杜诗韩文之人，与其“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之说法相合，却也并非文中论述重点。此话出于孤高执拗的黄庭坚口中，乃极而言之，不太经得起省思细究。试想，作诗撰文当然应讲究炼字功夫，可若真将诗文琐琐碎碎拆分到“字”，又哪一个字没有来处呢？诗中那些普遍存在的“之乎者也”，纵使追索到最初所出，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说他的意思是“字眼”“语词”，仍然难以说通。推想山谷所指，大约仍在于“用事”“缘情”，在于为后面的“灵丹一粒”与“陶冶万物”做铺垫——这才是他要对洪刍说的重中之重。 不得不指出，针对诗歌创作提出的“无一字无来处”，是一种诗化的追求极致的表述，而非谨严的写作理论。其中可看到山谷老人厌憎西昆体之浮靡文风，提倡领悟经典与古人佳作，可也与他本人“文章最忌随人后”的观念不无抵牾。以故说说听听可以，却是较不得真的。 此信写于黄庭坚贬窜宜州的第十年，也是其凄凉辞世之前岁。就在这年冬月，山谷老人偶见梅花绽放，触景伤情，诗意涌腾，一发而不可收束，吟诵出一首《虞美人·宜州见梅作》： 天涯也有江南信，梅破知春近。夜阑风细得香迟，不道晓来开遍向南枝。 玉台弄粉花应妒，飘到眉心住。平生个里愿杯深，去国十年老尽少年心。 比起旧日那些过于过甚经营的滞涩之作，该词晓畅直白，虽于下阙用寿阳公主昼卧于宫檐下、梅花飘落额间之典，而主旨则在于抒发贬窜穷边、岁华飞逝的郁结与悲凉。意兴所至，“自作语”随之汩汩而出，实在谈不上恪守“无一字无来处”的百丈清规了。 句法之学 杜诗韩文，光焰不息，其佳绝处在于言必有据么？在于无一字无来处么？历史上曾有无数人为之作注解，寻寻觅觅，如皓首穷经，仍不能得出这种结论。 从山谷老人信中，也读不出这层意思，而后世屡屡称引，着力点亦有所不同。他的弟子任渊作《山谷诗集注》，说老师多次讲到此语，因为这正是其诗词风格。而明嘉靖间大学者杨慎因带头抗谏被两次廷杖、发配云南，终生不予赦回，与黄庭坚志节命运相仿佛，闲愁中论学，也注意到山谷此论： 先辈言杜诗韩文，无一字无来历，予谓自古名家皆然，不独杜韩两公耳。刘勰云：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喈喈逐黄鸟之声，嗷嗷学鸿雁之响。虽复思经千载，将何易夺？信哉其言。试以灼灼舎桃而移之他花，依依去杨柳而著之别树，则不通矣。近日诗流，……厌鸿雁嗷嗷而强云鸿雁嘈嘈，鸿雁可言嘈嘈乎？（《丹铅总录》卷十九“诗文用字须有来历”） 如果说山谷的“无一字无来处”专以称赞杜甫韩愈，杨慎则扩大到“自古名家”，所指略有不同。文中拈出语例如“鸿雁嗷嗷”，似乎这个庞大物种只会“嗷嗷”（很难说贴切传神），只能发出一种鸣叫声，也觉可笑。但他强调措辞用字的准确与规范，强调继承前人之美，不可生硬扭造新词，是对的。 及至晚明岭南张萱撰《疑耀》，先照录杨慎前四句，接下来却说：“即作古选体，有一字不从汉魏中来，便不是古选；作律诗，有一字不从盛唐诸公中来，便不是律诗。”（卷三，诗文必有所本）明显持批评态度。黄庭坚之后，“来处”多被说成“来历”，意思固相近，细味亦有差别，甚至是不算太小的差别：一说出处，一说来路；一个专指点，一个兼及线。 古人作诗，化用甚至直接采用前贤名句，的确很常见，就中的才思巧构，往往为人喝彩。黄庭坚曾以杜甫《小寒食舟中作》“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雾中看”为例，指明来自沈佺期“船如天上坐，人似镜中行”。他的学生范温将老师的话写入所著《潜溪诗眼》，谓“公诗多本沈语，无一字无来历”，接下来提倡“句法之学”，曰“句法以一字为工，自然颖异不凡，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看起来完全一副山谷腔调，实已走远走偏。黄庭坚所强调的陶冶熔铸不见了，从前人那里剿袭之陈言，似乎成了点铁成金的灵丹，是怎样的误解！ 明清之际顾宸作《杜诗注解》，提出反驳：“余谓少陵所以独立千古者，不在有所本也。读书破万巻，偶拈来即是耳。诗三百篇，岂必有所本哉？”（《御选唐宋诗醇》卷十八）讲究炼字与句法都是对的，也是写作诗文的必备功夫，至于要求达到“无一字无来历”的程度，则不免荒唐，以之概括杜韩的创作成就更为荒谬，不是吗？ “递相祖述”与“陈言务去” 不管怎么说，黄庭坚此言一出，杜诗韩文便常与“无一字无来处”相捆绑；经其弟子、再传弟子、拥趸等一代代绎解烘托，所称“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一反本义，成了炼字功夫的推广语。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听听杜韩二人的说法—— 杜甫一生志业，本在于用世与行道，却为前程和生存所迫，凄惶漂泊，其文学观与创作主张不遑或也无意整理，仅散见于诗行间。如《戏为六绝句》之五“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表达了兼收并蓄、反对厚古薄今的客观态度，以及对清新词句的赞赏喜爱；之六“未及前贤更勿疑，递相祖述复谁先”，萧涤非先生《杜甫诗选注》采用浦起龙之说，谓“前贤各有师承，如宗支之代嬗”，只怕是认差了路头。杨慎解曰“戒后人之愈趋愈下”，钱谦益指为“沿流失源”之讥，方不失本旨。反对因袭，提倡清新，批评一味模仿前人的做法，才是诗圣的创作原则。老杜诗句多情感贯注，沉郁顿挫，句法亦精妙，却不在于字字有来历。试想：他的“三吏”“三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那些千古警句，只能来自突发的生计遭逢与真切感受，又哪里可一一找到来处？ 同题写作，因循剿袭，算是我国诗文史上的一个特色（国画界更如此），一大积弊，不知是否与“无一字无来历”的提法相关？沿此径路很难出现优秀作品，更不可能成就伟大作家。杜甫学识渊博，善于在经典中汲取营养，而妙在为己所化用。他瞧不起那些食古不化，“递相祖述”的人，也不可能在诗情勃郁时一字字顾及来处。 至于古文运动的重要推手韩愈，更是明确反对词句的剽窃因袭。元和间，新科进士刘正夫请教为文之道，韩愈的回答是多读前贤的作品，“师其意，不师其辞”，即学习他们的思想境界，不要一味追摹仿效其辞藻。韩愈提倡以前贤经典作品为法，要求能深入领悟其间精义，形成自己的风格。他举司马相如、司马迁、刘向、扬雄之作为例，提倡“自树立，不因循”，全不及炼字与句法，大概并非不重视，而是认为不在作文的第一层面上。 与“无一字无来历”相扞格的，还可见韩愈“陈言务去”的主张。他在《与李翊书》中说，如果心中有东西想写出来，一定要尽可能摒弃那些陈旧语词，其在写作实践中正是这样做的。至于晚年，他仍对创新孜孜以求，声明“不蹈袭前人一言一句”。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或在于是。王国维赞关汉卿“一空依傍，自铸伟词”，移之以论韩愈，亦见贴切。 许多语句都是不可拔离语言情境的。完整阅读，黄庭坚对于外甥的说法仍蕴含“推陈出新”之意，但阐解不精，复强调过甚，易引发误解。前人已提出驳议，如袁枚《随园诗话》： 宋人好附会名重之人，称韩文杜诗，无一字没来历。不知此二人之所以独绝千古者，转妙在没来历。元微之称少陵云：“怜渠直道当时事，不着心源傍古人。”昌黎云：“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今就二人所用之典，证二人生平所读之书颇不为多，班班可考；亦从不自注此句出何书，用何典。昌黎尤好生造字句，正难其自我作古，吐词为经。 设若山谷老人能得见此文，真不知作何感想？作何驳议？ 矮人与高人 以黄庭坚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所说“无一字无来处”传播甚广，历代皆不乏欣赏激赏、引录引申者。清前期号称文坛盟主的王士祯即其一。他在缕述北宋诗坛名家后，独推宋祁（谥景文）之作，依据正在于此：“予观宋景文近体，无一字无来历，而对仗精确，非读万卷者不能，迥非南渡以后所及。今人耳食，誉者毁者皆矮人观场，未之或知也。”（《香祖笔记》卷十）渔洋先生所指“矮人”，当是那些才具平平，知其一不知其二，见表象而不及内涵的凡庸之辈。古往今来，文坛与学界活跃的多属此类人等，众矮成城，结成帮会与利益联盟，“虫人万千，相互而前”，气势也足以骇人。王渔洋不是嗤笑“矮人观场”么？设想若由武大郎主事，先将场内高人逐出，再派壮矮数名把门，不许高人入内，则满场中又谁是矮人？ 乾隆时敕修《四库全书》，著录了《东坡诗集注》，托名王十朋编纂，卷首有署名赵夔的序，写全书细分为五十类：“凡偶用古人两句、用古人一句、用古人六字五字四字三字二字、用古人上下句中各四字三字一字，相对止用古人意不用字，所用古人字不用古人意，能造古人意，能造古人不到妙处，引一时事，一句中用两故事，疑不用事而是用事，疑是用事而不用事，使道经僻事、释经僻事、小说僻事……无一字无来历”，天啊天啊！可怜的坡翁，毕生呕心沥血之作，竟被一帮子矮人零割碎剁成这般景象。幸好《四库全书》主纂诸公多为高人，在提要中指出：不光王十朋之名出于书肆伪托，就连赵夔的序可能也是假的。王十朋状元及第，仕至龙图阁学士，赵夔曾任荣州知州，所注苏诗为宋孝宗收藏诵读，应都算是当世高人了；而所注经三家村秀才一番割裂重组，编纂体例明显受到“无一字无来历”的影响，则显得颠倒舛乱。 南宋时另一位高人、名头更响的朱熹夫子，也对山谷此语很认可，加以引用。在与门人杨履正的复信中，朱熹说： 若看得本文语脉分明，而详考集注以究其曲折，子细识认，见得孟子当时立意造语，无一字无来历。不用穿凿附会，枉费心力，而转无交涉矣。（《晦庵集》巻五十九，答杨子顺） 朱熹将“无一字无来历”的范例，由杜韩提前到孟轲，由诗文扩展至亚圣的学说，也由句法之学增加了“立意”（即写作主旨）的内容，而他所反感的“穿凿附会，枉费心力”，大约仍在于寸寸铢铢、文词字眼的钩索比附与强作解人。后文中，朱熹对一些观点逐条驳正，见出他的这位弟子虽也下了很大气力，识见依然不高。 再回到本节开始的王渔洋。作为诗歌“神韵说”理论的推助者，渔洋先生所称“无一字无来历”是否包括立意的成分？很难论定。但其所盛赞的宋祁，的确能做到立意与句法兼善。这位因佳句“红杏枝头春意闹”被戏称“红杏尚书”的大学问家，为《新唐书》两总纂之一，年辈先于苏、黄等人，有一篇传为佳话的《鹧鸪天》，词曰： 画毂雕鞍狭路逢，一声肠断绣帘中。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金作屋，玉为笼，车如流水马游龙。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几万重。 书写的是一次途中“艳遇”，以及所受到的心灵激撞。其中有毫不掩饰的抄袭，却恰恰能写照胸臆，情思绵长，的是绝妙好词！此际已出现石延年与胡归仁的“集唐诗”，宋祁的高明之处，在于或信手拈来，或翻新前人名句，要在为我所用，而浑然一体，了无扭造之痕。 仅有“来历”就够了吗 就这样，无一字无来处，替代了“无两字无来处”，又被改为“无一字无来历”；由提倡饱读诗书、融会贯通走向专门的“句法之学”，再上升为诗文写作之标准。至于何时从文学蔓延到史学领域，成为某些人津津乐道的一种评判尺度，甚至法脉准绳，真的还说不太清楚。南宋史绳祖《学斋占毕》卷三： 先儒谓韩昌黎文无一字无来处，柳子厚文无两字无来处，余谓杜子美诗史亦然。惟其字字有证据，故以史名。 呵呵，传播史常是这般有趣，孙莘老与贤婿黄庭坚的“两字”“一字”，竟这样被派上用场！但史绳祖强调杜诗反映社会现实，推重其“诗史”特色，或给此语进入史学领域搭了一道桥梁。 进入清朝，当朝名儒或大文人如王士祯、纳兰性德、屈复、沈德潜、梁章钜、郑珍、俞樾等对此语都有过引用，也在不知觉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不同的声音也存在，赵翼曾以此比较苏、黄优劣，《瓯北续诗话·黄山谷诗》： 东坡随物赋形，信笔挥洒，不拘一格，故虽波澜不穷，而不见有矜心作意之处。山谷则专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寻常语，而无从容游泳之趣。且东坡使事处，随其意之所之，自有书卷供其驱驾，故无捃拾痕迹。山谷则书卷比坡更多数倍，几于无一字无来历，然专以选材庀料为主，宁不工而不肯不典，宁不切而不肯不奥，故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 分析得很是中肯。山谷不乏佳作，但“意为词累”，为字词的来处所累，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唐代史学大家刘知己谓“作史有三长，曰才，曰学，曰识”，乾嘉间钱大昕则提出“诗有四长”，增加一个“情”字。实则历史著作也须倾注感情，今人以为畛域分明的文与史，初无差别。钱大昕以治经的方法治史，训诂以求义理，也拈来“无一字无来历”，以期打通诗文与经史的关系，《潜研堂集》卷二六：“含经咀史，无一字无来历，诗之学也。”这样说来，此语由作诗到论史，也就顺理成章地实现了跨界。 然则有了来历就够了吗？就可宣称学术严谨、成就良史信史吗？ 至此，我愿稍费笔墨，写一件自身经历之事。两年前为撰写乾隆帝禅让时期的大清朝政，搜集考索史料时，笔者对通行的宠臣和珅之绝命诗出现疑惑，诗曰： 五十年来幻梦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 太上皇弘历于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驾崩，和珅即被逮治抄家，赐死后其绝命诗流传坊间。据说此诗写于衣带之上，故又称“衣带诗”。见于今人所编《清通鉴》，根据《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而吴晗先生又是从原文献中抄录，来历分明，以故引用者极多。 这首诗又被称作难解之谜，第三句的“水泛含龙”，四字真言，不知是何来历？于是索解歧出，多论为和珅对朝廷怨恨诅咒，甚至扯上慈禧太后和大清沦亡：有的说用“夏桀龙漦”典，是一个女子祸国的典故，隐指后来的西太后；有的在字面上下功夫，以“水泛”为黄河决口，而“含龙”是说泛滥的洪水中孕育着真龙天子。孟森先生还将第四句的“香烟”解释为洋烟卷儿，说和珅与慈禧可能都有烟瘾，再过三十余年和珅的后身慈禧在滔滔洪水中降生，葬送了清廷。 太扯了吧？ “水泛含龙”究竟有何来历？查阅一些史学家的书，包括几部有影响的乾隆传、嘉庆传与和珅传记，多有征引，多认真注明出处，也多不作解析，仿佛毋须考证。而实为传闻转抄之讹，是一个由两次抄录错讹造成的语词怪胎，根本没有这个典故，自然也无从索解。先说第二个错误，即在于清史泰斗孟森。这首诗的来处是《朝鲜李朝实录·正宗大王实录》卷五一，而查对吴晗辑本，作“水汛含龙”。再核《朝鲜王朝实录》原文，也是“水汛含龙”。此条来自朝鲜使臣徐有闻回国后呈进的“闻见别单”，其中记述和珅之死： 正月十八日，赐帛自尽。和珅临绝作诗曰：“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遂自缢死。（《朝鲜王朝实录》第47册，《正宗大王实录》卷五一） 朝鲜国当时制度，凡使臣出使清朝，应将亲历和闻见之事及时上奏。和珅死后不久衣带诗即开始流传，徐有闻也算有心，记录下来，成为此诗的最初记载。诗中的“汛”，与“汎”（今通作“泛”）形似，孟森转抄时出现了失误。清代黄河经常决口，朝廷对治河极为重视，设置河道、厅、汛、堡四级监管机制，汛，通常由所经州县的副职负责，流域较长者再分为上汛、下汛。这个错谬，造成了理解上的巨大偏差。 第一个失误，则出现在朝鲜人那里：或是徐有闻录写时偏差，或是《李朝实录》整理时误判，先将原诗中的“睢”，以音似误书为“水”；复将“合”，因形似误书为“含”，四字实应是“睢汛合龙”。这是当时朝廷一件大事：上年夏多雨，黄河来水甚多，六月间睢州下汛即出现险情，八月二十九日夜睢州上汛先是大水漫溢，接着冲决大堤，形成150多丈的口门，奔腾下泄。原拟在年前堵闭，可东河总督司马騊于腊月间上奏，称睢口（睢工大坝口门）虽仅留18丈，可连日大雪严寒，积聚了大量冰凌，请求暂缓合龙。太上皇老病兼至，已不再阅批奏折，嘉庆帝作出批谕，允许等日暖开冻后再行合龙。 一个敞开口子恣肆流淌的黄河，实乃压在皇帝心头的大患。而黄河的每一次成功合龙，对朝廷都是极大喜讯，照例要钦派侍卫驰送大藏香20支，隆重祭祀河神。此两句诗应是“他时睢汛合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大意为：等待睢口合龙那一天，祭神的袅袅香烟中，会看到我的忠魂。哪里有一丁点儿怨恨诅咒？分明是一腔的忠诚国事，这才符合和珅的身份与聪明。 该诗还有着另一个版本，多书皆见收录，实属不罕见，惜乎竟未见史学家关注。梁章钜《浪迹丛谈·睢工神》： 余记得嘉庆初在京，日阅邸抄，是时和珅初伏法，先是拿问入狱时，作诗六韵云……赐尽后，衣带间复得一诗云：“五十年前幻梦真，今朝撒手撇红尘。他时睢口安澜日，记取香烟是后身。” 梁章钜为嘉庆七年进士，曾任军机章京，所记和珅临终情形与衣带诗较为可信。第三句以“睢口安澜”代替“睢汛合龙”，所指也完全吻合。其字面上的差异，当是传抄造成的。后来叶廷琯《鸥陂渔话·和珅诗》、史梦兰《止园笔谈》等书，所记略同。 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告知我们仅有“来历”是远远不够的，若不合乎情理，再不经过考证斟量，很容易造成笑谈。即使是故宫文献与一史馆密折、军机处录副，也有着大量虚假信息，有许多有意欺瞒与唯心颂赞之作，有不少胡编乱造的场景与数字（如鸦片战争期间奕山奕经二将军的前线战报）……若一见即信以为真，忙不迭抄入书中，引以为证，便着了道儿。 历史研究（也包括其他研究）当然要强调严谨，要注意史料的出处，却不必去扯什么“无一字无来历”。观念或措辞的偏执夸张，实乃学界沉疴之一。此语作为诗文写作尚落于二义，施用于治学治史，借之以高自标榜，可不慎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