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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作品，今人都很熟悉。《乌衣巷》《竹枝词》《陋室铭》等，至今流传。但是，对他的一生经历、平生交游、脾气性格，熟悉的并不是很多。 博学多才却“升沉无定” 简单来说，唐代诗人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仅以诗驰名，散文、学问谈不上，如王之涣、王翰、李贺、贾岛等；另一类则诗文兼擅，且皆有影响，如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等。 然而，在散文中再加深化，各家又有差别。陆贽、罗隐等均有文名却无文学思想，所以中国散文史会写到他们，文论史或文学批评史上却不会特意涉及；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白居易等皆有文学主张，故中国文论史或文学批评史、文学思想史都一定要写到他们。不过，韩、柳、刘又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元、白二人大体仅有文学思想而无哲学专论，故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或中国哲学史中是很难找到后两人名字的。 同时，由于刘禹锡和柳宗元一起投身永贞革新，是永贞政治改革的重要人物，所以《资治通鉴》里找不到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却能够看到刘、柳的名字。由此可见，在唐代灿若群星的诗人队伍中，刘禹锡算得上是博学多才的杰出人物。 唐代诗人大多忧国爱民、正直敢言，故常遭流言蜚语的诬陷和贬谪放逐的经历，如张九龄、李白、杜甫、王昌龄、刘长卿等。其中，刘禹锡更是饱受政治磨难和贬谪之苦。 白居易因议政情辞激烈，被贬为江州司马，两年后即升为忠州刺史，过了两年又奉诏回京，起用为朝廷大臣。刘禹锡因参加永贞革新，被贬往南蛮荒凉之地达23年之久。连白居易也深表同情地说：“亦知合被才名折，二十三年折太多！”刘禹锡也曾沉痛地自叹，“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谪在三湘最远州，边鸿不到水南流”。 刘禹锡的贬谪生涯比唐代一般的诗人时间更长、磨难更多，无怪乎清人在《论诗绝句》中论及刘禹锡时感叹：“自比冬青最耐寒，升沉无定七朝官。”因刘禹锡一生经历过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武宗七个王朝，而且政治上大起大落、曲折不平，故有“升沉无定七朝官”之句。这在唐代历史上是不多见的，恐怕只有韩、柳等少数名家有此坎坷。 高傲和自负，倔强和不屈 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里特说：“性格即命运。”刘禹锡一生的经历和道路，与其性格有一定的关系。 刘禹锡曾写诗：“少年负志气，信道不从时。”可见，他从少年时就有政治抱负，且不轻易赶时髦、不随波逐流。因此，当他结识王叔文后，便随他进入政坛，并与柳宗元一道很快成为革新骨干，史称永贞革新。当时，王叔文对刘禹锡非常器重，“以宰相器之，引入禁中，与之图议，言无不从”。只可惜，这场改革虽然除掉不少弊政，却不注意团结，结果以失败而告终。刘禹锡、柳宗元皆被逐出朝廷，贬谪荒野之地。 大约是出身于名宦家庭的缘故，加之早年仕进顺利、连登三科，高傲和自负似乎是刘禹锡性格中一个明显的特点。宋代朱翌的《猗觉寮杂记》曾说他“气高不伏人”，《新唐书本传》也认为其“恃才而废”。 举例来看，韩愈是当时无可非议的文坛盟主。刘禹锡虽然也承认其“手持文柄，高视寰海”，“三十余年，声名塞天”，但又认为“子长在笔，予长在论。持矛举盾，卒不能困”。刘禹锡当时的文名，自然也是天下皆知，其《天论》说理透彻、笔力矫健，在唐代极为罕见。但与韩愈这位古文旗手比起来，终究是稍逊一筹的。可他毫无顾忌地认为，韩愈擅长的是“笔”，自己擅长的是“论”。用现在的话来说，一个擅长写随笔，一个擅长写论文…… 倔强与不屈，也是刘禹锡性格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当他一旦树立理想追求和政治信念后，就不肯轻易动摇或随意屈从于他人，很有些“威武不能屈”的味道。即使在晚年所写的《自传》中，刘禹锡依然对永贞革新大加追怀，非但没有检讨自己跟随王叔文的“罪行”，而且对王叔文的功绩进行肯定。 通常情况下，刘禹锡比较沉默，话不是很多，特别不爱说重话。即使在贬谪南方期间，交游也不多，而只与一些和尚往来；在夔州时，只因好友韦执谊的儿子韦绚在旁求学，偶尔借着酒兴，稍微多谈几句，大多时间都用在写作上。到了晚年，锐气大减，话也更少，只是与裴度、白居易、令狐楚等人唱和往来，过着“移兴子孙间”的生活。 一生的朋友与长寿的母亲 在刘禹锡生活的时代，有着许多优秀的诗人和作家。除了韩、柳、元、白以外，还有张籍、孟郊、贾岛、李贺等。刘禹锡与其中不少人都有交往唱和，但友谊最为深厚的当数柳宗元。 今人多知“韩柳”并称，但从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早期文献记载来看，“刘柳”并称的频率远多于“韩柳”。当然，韩、柳、刘都是当时的杰出文人。三人都在朝廷监察部门工作，是同事，也是好友。韩愈在给友人的诗中说道：“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这说明，韩愈对“刘柳”的赏识和友好。即使“刘柳”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被贬落难之时，身处高位的韩愈仍与他们保持良好的关系，互相通信、探讨学问。柳宗元去世后，遗嘱中有一条就是请韩愈为自己写墓志铭。 不过，“刘柳”的关系相对更铁。二人自同榜进士，就一见如故。“韩柳”并称，除了在古文运动和文学思想上观点相似之外，“韩柳”不仅在哲学思想上的观点截然不同，而且分属不同甚至相对立的政治势力。 但是，“刘柳”无论在政治思想、文学见解、哲学观点、生活道路等各个方面，都极为相似。现在有句话叫“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但“刘柳”这艘友谊的小船在时代的风云变幻和惊涛骇浪中从未翻过。不要说翻船，二人连红脸的事都没有过。他们同甘共苦，互相信任、互相尊重、互相欣赏、互相抬举、互相帮助，是真正的挚友和莫逆之交。柳宗元临终之际给刘禹锡的遗嘱中，把整理遗稿、托孤诸事皆委托给对方，而刘禹锡都一一照办。这种善始善终的深情厚谊，在文学史上也是罕见的。 柳宗元生前曾称，刘禹锡是一个“明信人”。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一个讲诚信、很靠谱、可信任的人。同时还指出，刘在未了解一个人的实际情况之前，一般不轻易向别人开口议论或评价；一旦议论起来，往往能很正确地说出这个人的优缺点。 此外，刘禹锡还是一个孝子。杜甫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但刘禹锡之母亲活到了90岁高龄，这在当时可算一个奇迹。而且刘母晚年都随这个独子四处漂泊，在漂泊中相依为命。如果没有刘禹锡的悉心照料，想来是不会有此长寿的吧？ 关心民生疾苦，发展地方文化 刘禹锡除了早年在朝廷任职，一生主要在各地任地方官，朗州、连州、夔州、和州、苏州、汝州、同州等处都留下过他的踪迹。 在唐代，政府官员因经济问题而遭贬谪的情况不时发生。但无论是当时的正史或野史笔记，都没有刘禹锡的经济问题或生活问题记载。可见，他的为官是相当清廉的。 有意思的是，刘禹锡对看不顺眼的执政者常常“语涉讥刺”，爱用诗歌讽刺挖苦，却对平民百姓热情相待。《云仙杂记》载，刘早年在朝廷坐镇接待工作时，门吏每天收到各方来信达数千封之多，而刘不厌其烦，“一一报谢，绿珠盆中，日用面一斗为糊，以供缄封”。在他被贬在外的岁月，往往也能关心民生疾苦、发展地方文化，造福一方百姓。 例如，任连州刺史时，他就把海阳湖打造成一个秀色可餐的游览风景区，建立切云亭、云英潭、飞练瀑等景点，并写下《海阳十咏》，对每一景点赋诗一首。清代《连州志》感叹：“连之文物媲美中州，则禹锡振起之力居多。” 又如，当他以花甲之年到苏州任刺史时，正遇上特大水灾。他不顾年老体弱深入民间，察访灾情和百姓之需，同时积极向朝廷反映灾情，得以从仓库调拨12万石大米分发给灾民，又宣布免除赋税徭役，使当地人民安然度过灾年。朝廷认为，刘禹锡为政清廉、除灾有功，以“政最”之名赐其紫金鱼袋。这是地方官的最高奖，一年只有一名。所以，白居易还特意写诗向他致贺。宋人《中吴纪闻》称赞：“姑苏自白、刘、韦为太守时，风物雄丽，为东南之冠。” 正因为刘禹锡为官清廉、政擢贤良、关心民生，所以后人建造不少祠堂来纪念他。在连州，有“四贤祠”、“五贤祠”；在苏州，有“思贤堂”、“三贤堂”、“二刘公祠”。据明人《蜀中名胜记》载，刘禹锡在夔州任官所住的故址，当时还保存着。现在，相关城市的中心地带还立有刘禹锡的雕像，或者建有刘禹锡纪念馆。这充分说明，为民造福、泽被一方的廉吏，百姓是不会忘记的。 投身民歌翻新与歌词创新 刘禹锡还是一位精通音律、喜欢音乐的诗人。当时，许多歌唱家和音乐演奏家，如何戡、米嘉荣、秦娘、穆氏等，都因其诗作而流行一时。 刘禹锡不仅熟悉宫中音乐，而且关注民间音乐。每到一地，就会自觉采风，搜集民歌民调。不仅从中汲取营养，丰富自己的诗歌创作，而且会对民歌加以改良，使其得以更广泛传播，让更多人聆听其中的美妙。 《竹枝》本是在唐代巴蜀、湘西南一代流传的民歌，杜甫、顾况都曾关注过，也曾写过《竹枝歌》加以推广，但影响都不大。自刘禹锡写下《竹枝词》九首，后又写了两首，包括“杨柳青青江水平”等，其生动活泼的风格和清新明快的节奏终于受到世人的喜爱，开始在大街小巷传播开来。 除了《竹枝词》，刘禹锡还注意到一些其他民歌种类，如《浪淘沙词》《潇湘神词》《纥那曲词》《抛球乐词》等，并尝试写过一些仿民歌之作。一般来说，民歌通常处于自生自灭的状态。如果没有文人的扶持和加工，很可能会自然消失。从这一点来看，《竹枝词》是幸运的，刘禹锡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到了晚年，刘禹锡依然投身民歌的翻新与歌词的创新。唐开元时已入教坊的 《杨柳枝词》，来自前人的《折杨柳》或《折杨枝》，到中唐时几乎已被唱烂了。于是，刘禹锡、白居易对其加以翻新、研制新词，谓之“洛下新声”。刘禹锡更是开宗明义地宣布：“塞北《梅花》羌笛吹，淮南《桂树》小山词。请君莫奏前朝曲，听唱新翻《杨柳枝》。” 清代之后，被推为“中唐第一” 自而立之年从政，刘禹锡一直是天下尽知的有名人物。虽然长期被贬在外，但影响力和名声犹存。这个名声，既是他的从政之名，也包括他的诗文创作之名。 虽然白居易也有过贬谪经历，但仕途大体顺利，晚年官越做越大，直至刑部尚书。而刘禹锡仕途坎坷、历尽磨难，诗变得越发老成。故刘、白晚年唱和，四海齐名，刘往往胜白一筹。唐文宗欲设立诗学士，请大臣举荐； 宰相杨嗣复上奏：“今之能诗者，没有一个比得上刘禹锡。” 如果说刘、白在诗名上还算旗鼓相当，那在文名和哲学上，白就要逊色很多。李翱是唐代的散文家，又是古文运动的大将。他曾说：“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这里，李翱只提刘、柳而不提元、白，肯定是有道理的。在李翱看来，只有柳宗元和刘禹锡才能与韩愈相颉颃。《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史臣在评说刘、柳时，基本上都认为二人学识宏富，诚为一代精英和伟才。如果不是“误入歧途”，应与韩愈并驾齐驱，都是经天纬地的巨擘。 不过，唐代每个诗人的成就和地位，在后世都有一个升降起落且引发争议的过程。李、杜都不能幸免，刘禹锡自然也不例外。尽管他的诗名生前极高，但到宋代明显下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跟着王叔文搞革新。明代前后提倡“诗必盛唐”，刘和韩、柳、元、白这批中晚唐诗人明显吃亏。 直到清代，局面才有改观。当时，对盛唐诗人李、杜、王、孟等几乎都有定论，但对中唐诗人的首把交椅尚争论不休。就拿七律来说，王士祯推刘长卿为中唐第一，毛奇龄推白居易为中唐第一，王夫之推杨巨源为中唐第一，沈德潜则推刘禹锡为中唐第一。 沈德潜是继王士祯之后的诗坛领袖，极有影响力，加之“刘宾客无体不备，蔚为大家”，自此世人才对刘诗有了重新认识。总的来看，刘禹锡是中唐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在律诗、绝句方面的成就甚至超过韩愈、白居易，几乎已成定论。 （作者为上海文史馆馆员、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