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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6—9月，丁玲正努力从南京国民党特务的软禁中逃出，两度到上海，但与萧军、萧红在上海未曾相遇过。1936年7月，萧红因与萧军感情上出现裂痕，离开上海去日本疗伤。丁玲1936年11月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是第一个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著名作家，受到高规格的欢迎。她提议成立了中国文艺协会（简称文协），并担任主任，是当时苏区文学界地位最高的作家。1937年1月，中央机关迁到延安，丁玲也随之到延安。同月，萧红从日本回国，与萧军关系略有好转。1937年春天，丁玲从前线调回延安，担任中央警卫团政治处副主任。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月，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成立，丁玲担任主任（有的称团长）兼党支部书记。1937年9月，萧红和萧军等撤往武汉，在武汉形成一个很有影响的东北作家群。同月，丁玲率领西战团出发去山西，在山西做抗日宣传工作五个月。1938年2月，萧红、萧军和端木蕻良等由武汉来到山西临汾的民族大学任教。二萧与丁玲相识于战争中的临汾。 丁玲当时三十四岁，比萧红大七岁，比萧军大三岁。丁玲1927年一发小说就是头条，一举成名，而二萧是1935年成名的。1934年萧红和萧军的合集《跋涉》出版时，一篇署名小倩的评论文章《哈尔滨文坛拾零》中写：假如我们拿作者和已成名的文学家来比拟，我想悄吟真有些像丁玲呢！——这也是关于萧红最早的评论。所以，二萧对于丁玲可以说是“久仰”了，这是一次让他们兴奋的相见。萧军对于丁玲尤其仰慕，不仅因为她是一位才华出众的名作家，更因为她是一位大气的革命者，领导着一个西战团，健康向上，充满力量。西战团隶属于十八集团军，是半军事化组织，基本实行军事化管理，对行伍出身的萧军具有天然的吸引力。萧军是热切向往革命的勇士与力士，对于丁玲身上的光和热，自然感受更为强烈。萧军和丁玲都是向光性极强的人，很容易被点燃和照亮。从萧军1938年8月开始写、1939年3月完成的纪实作品《侧面》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化身为“段女士”的丁玲的仰慕。萧红从来只是文小姐，而丁玲是“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有强力的女性更能令萧军服膺。 3月，临汾形势紧张，民族大学师生撤退，二萧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产生分歧。萧军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拿笔的人，更是一介武夫，国难当头，更应去拿枪，尽匹夫之力。萧红主张各尽所能，作家应该守住作家的岗位。萧军一直是有英雄情结的，何况当时火热的抗日氛围裹挟着他，激荡着他，使他无法后退。就算逞一时之勇，他也要逞过了，心头那团火才能熄灭。而且，这也是萧军长期的夙愿，不要忘了，1935年萧红和萧军笔名的由来：小小红军。 萧红以为丁玲能够帮助她说服萧军跟随民族大学撤退，但她失望了。无论年龄资历还是当时所处的位置，丁玲的站位都比萧红高，比萧红有权威，所以，丁玲的意见对于萧军会更有效力。丁玲虽然劝他听萧红的，但同时也能理解他，因为丁玲刚到苏区时也是向毛泽东提出：当红军，看打仗！她也是先过足了红军瘾的。 神经质、稚嫩、软弱，这是丁玲解读萧红的关键词。萧红确实不如丁玲和萧军爽气，看她在旅日期间的信中反复叮咛萧军买一个枕头，就可以知道那种小女人的琐碎令萧军多么不耐烦，这也婉曲地折射出二萧分开的缘由之一。从源头上说，二萧不是一类人，而丁玲和萧军却是一类人，他们都是有粗壮灵魂的人。萧军曾表示：“我爱的是史湘云和尤三姐那样的人，不爱林黛玉、妙玉或薛宝钗。” 丁玲与萧红之不同，更重要的在于：丁玲经历了战争的历练，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与萧红相似的丁玲了，她早已超越了文艺女性的层面。此时的萧红与丁玲，成了两种女性的原型，简单地说，是“文小姐”与“武将军”的原型。“丁玲”无法回转身去变成“萧红”，“萧红”也无法向前一步变成“丁玲”。 胡风夫人梅志写到萧红对于丁玲的感觉：“解放的思想和生活，她表示了吃惊和不习惯。”是的，萧红当然“吃惊和不习惯”。就算一直向往苏区的丁玲，刚来时也有一点不习惯，但经过一年多摸爬滚打的历练，她已经融入那种生活了。但丁玲身上那种为萧红所“吃惊和不习惯”的，却恰恰是萧军所喜欢和欣赏的。 丁玲曾说自己作萧军的政治指导员，说明她很有把握驾驭萧军，萧军也情愿为她所驾驭，而这是萧红办不到的。丁玲与萧军这两个充满生命野性的人，简直就像《呼啸山庄》中的凯瑟琳和希斯克利夫，是天生匹配的灵魂伴侣。萧红一定感觉到了：萧军跟丁玲更默契。这么短的时间，他们之间的默契程度就超过了自己跟萧军的六年，那简直是一种同类之间的相认。萧军不听萧红的，却听丁玲的。他们性格相同，理想志趣相通，尤其当时萧军对于革命女性充满神往。在丁玲和萧军面前，萧红是压抑的。作为女性，此情此境，萧红不可能真心喜欢丁玲，这是可以理解的。 萧军对丁玲确实非常尊敬与信任，但这不代表有私情，萧军与丁玲此时当无超越友谊层面的男女私情，只是好感而已。萧军的不忠对于二萧婚姻的妨害，应该不包括萧军对于丁玲的欣赏这一点。固然，萧军对丁玲无所顾忌的欣赏会引起萧红对丁玲的隔阂，也可能使丁玲很受用，但基本上，丁玲是无辜的。丁玲对萧军也有好感，但不会大于萧军对她的好感。好感是不越界的。 丁玲比萧红大七岁，她在萧红面前自然会有个做姐姐的样子，绝不会让萧红感觉受欺负。萧红没有写过丁玲，但在临终前向陪护她的骆宾基多次谈到丁玲，骆宾基的《萧红小传》中转述了萧红见到丁玲的感受：“丁玲有些英雄的气魄，然而她那笑，那明朗的眼睛，仍然是一个女子的柔和。”骆宾基向萧红说起冯雪峰未完成的长征小说《卢代之死》，萧红表示，胜利之后邀朋友们一同去采访和续写，她第一个想邀请的就是丁玲。 从女性情感本能出发，萧红反感丁玲几乎是必然的。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的妻子池田幸子说，萧红从西安回到武汉以后，她询问过萧红为什么没有去延安，萧红答道：“再也受不了同丁玲在一起。”固然存在性格差异，固然纤细的萧红难以认同丁玲的粗糙，但二萧与丁玲的微妙感情因素所起的间离作用，也是不言自明的。 后来，丁玲与萧军都去了延安，萧红去了香港。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在延安的白朗期待着萧红的到来，她相信萧红脱险后一定会奔赴延安与他们会合的。但萧红那时已病入膏肓。1942年1月22日，三十一岁的萧红于香港去世。恰逢香港沦陷，萧红的死显得格外凄怆。萧红的命运，竟被萧军不幸言中。临终，她写下：“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好朋友胡风的夫人梅志分析：“不甘”，是的，她还只活到三十一岁呀！但要说“尽遭白眼冷遇”，那是有点夸大的感伤！其实在旧社会有谁能如她一样幸运，二十岁出头，挟着一本《生死场》原稿来到上海，就得到了鲁迅先生和许多朋友们的赞扬和爱护。在创作方面，在对她个人的接待方面，我想当时谁也没有给她白眼和冷遇。我似乎没有见到过一篇批评她的文章。萧红研究专家章海宁也说：如果没有鲁迅，萧红能否被上海文学界接纳尚未可知。所以，“白眼冷遇”，也许是萧红的敏感所致，与沦陷中病重的遭际也有很大关系，所谓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看看张爱玲写香港陷落的《烬余录》中的极度冷漠，就可以想象萧红当时能得到什么样的对待，尽管文化界的朋友们已是尽力在帮她。客观上说，萧红青春期流离失所的生活以及窘困的生产，使她的身体元气大伤；又加上抽烟喝酒的生活习性，辗转流徙的生活状态，使她孱弱的体质不得舒缓，导致最终的短命。 萧红病重和去世时，萧军和丁玲在干什么呢？ 萧军正以作家俱乐部为据点，活跃在1941年前后快活繁荣的延安文艺界。这也是1942年2月整风运动前最后的放恣飞扬了。萧军和丁玲短暂的亲密关系业已结束，彼此都有点受伤感，所以，1941年的前期，萧军还偶尔想起萧红的好。 在延安，丁玲和萧军性情投合，在文艺观上也有共同语言，但在政治立场上，则有差异甚至鸿沟，这是他们亲密关系走向终结的重要原因。丁玲是党员，萧军不是。萧军总觉得“他们党内要自己团结”，自己有被排斥的感觉。萧军谴责丁玲对她的同志护短和不客观，丁玲则觉得自己在萧军与组织和同志之间受夹板气。萧军在延安感到失落时，就想起了萧红，因为萧红理解他。萧军对丁玲不满时，就想起了萧红的好，因为丁玲抑制他，萧红鼓励他；丁玲有党性，萧红无党性。相比于临汾时，萧军对丁玲与萧红的评价来了一个翻转。人是很容易受制于一时之现实与幻象的。如果说丁玲与萧红代表了两种取向，那么，萧军在临汾时想要的是“丁玲”，那时丁玲是一个幻象，萧红是一个现实；而现在，萧军想要的是一个“萧红”，萧红就是一个幻象，而丁玲则是一个现实了。其实，延安在从前的萧军心目中，何尝不是一个幻象。 丁玲在悼念萧红的《风雨中忆萧红》中写：我们分手后，就没有通过一封信。端木曾来过几次信，在最后的一封信上（香港失陷约一星期前收到）告诉我，萧红因病始由皇后医院迁出。不知为什么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有种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说：“萧红决不会长寿的。”——丁玲与萧军的预感居然是一样的。 萧军晚年说：临终之前，她曾说过这样的话：“假如萧军得知我在这里，他会把我拯救出去的……”但是，即使我得知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她在香港，我却在延安……这样说的萧军，实在是心怀恻隐的，他在延安从胡风和舒群那里所了解的，都是萧红生命的末期在香港过得很惨，端木蕻良对她不好。虽然萧军的确曾粗暴地对待过萧红，但在生命见底之时，萧军的手，还是萧红最想抓住的、也最寄望能打捞她的那只手。但萧军对于她来说，已成了回不去的故乡。 由于战争的隔绝，萧红的死讯几个月后才传到延安。1942年4月8日，萧军日记写：“下午听萧红死了的消息。芬哭了。”萧军没写自己哭，有人就断定萧军没哭，并据此责怪萧军的冷血无情。事实上，4月10日的日记中，萧军贴了4月8日关于萧红去世的报道，以及4月9日在报道下面写的两行字：师我者死了！知我者死了！——“师我者”指鲁迅，“知我者”指萧红。萧军这种无觅“知我者”的寂寞，在他跟丁玲产生分歧时就已经产生了。萧红也成了萧军回不去的精神故乡。整风运动之后的萧军，这种感觉会更强烈。 萧军4月13日的日记中写到，舒群热心为萧红出追悼特辑。 我却很冷淡，我已经轻视这类的热情！ 群是并不懂得我的心！其实他们一时感情激动，流几滴泪，很快就过去了，长久伤痛的还是我…… 4月13日的日记中还写到丁玲，萧军说： 她现在是无中心的时候：在她前面正摆着三条前途黯淡的路，政治，文学，个人生活。就是一个男人到这时都要够受的。她暂时应该沉默。 萧军对于丁玲是有些低估的，丁玲写于4月25日的《风雨中忆萧红》显示，她没有萧军以为的那么软弱和黯淡。 1942年5月1日，也就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前一日，延安文艺界举行萧红追悼会，主持追悼会的是丁玲，萧军在会上做主要发言。历史的安排是多么戏剧性！ 更在历史的舞台上悲怆地噎住的是丁玲。 3月31日，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刚刚挨了批评，4月8日，就传来萧红去世的消息，4月25日，文艺座谈会召开一周前，丁玲写了《风雨中忆萧红》。她写作时的心境可想而知。 她首先借自然的风雨抒发了自己身处“絮聒”中的苦闷压抑，以及冲破这苦闷压抑的不屈的愿力：“背负着宇宙的时代所给予的创伤，毫不动摇地存在着，存在便是一种大声疾呼，便是一种骄傲，便是给絮聒以回答。”之后，着落于自己情绪的地面：“然而我决不会麻木的，我的头成天膨胀着要爆炸，它装得太多，需要呕吐。”她内心当下的现实是：“身体内有东西在冲撞。”现实的东西是不好直抒胸臆的，紧接着她荡开一笔，说起天涯的故人：“那些死去的或是正受着难的。”她写冯雪峰和瞿秋白，都是她所尊敬的友人。她写他们的可敬，也写他们的委屈，由可敬者的委屈，自然就延伸到造成他们委屈的一切，这样，就与她自己的委屈打通了。这时候，她才写到萧红。这篇忆萧红的文章，是在行文将到五分之二处才写到萧红的，可见，她是多么迫切地要去浇自己的块垒，她似乎终于等到了一个合适的宣泄口。 萧红其实没有受到多大的逼迫，但丁玲要借她以及胡风这样的同志，来说出某种逼迫：“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更需要毁灭的。”丁玲写的是自己的处境；她的历史问题被审查，她的《“三八节”有感》被批判。 丁玲写道：“时代已经非复少年时代了，谁还有悠闲的心情在闷人的风雨中煮酒烹茶与琴诗为侣呢？或者是温习着一些细腻的情致，重读着那些曾经被迷醉过被感动过的小说，或者低徊冥思那些天涯的故人？流着一点温柔的泪，那些天真、那些纯洁、那些无疵的赤子之心，那些轻微的感伤，那些精神上的享受都飞逝了，早已飞逝得找不到影子了。这个飞逝得很好，但现在是什么呢？”——这是否表达了自己对于告别“文小姐”时代而跨越到“武将军”时代的怀疑呢？但她又决然不允许自己怀疑。而萧红，无疑是她的“文小姐”时代的同类，当她去伤感一个时代的消逝时，当她在异类之中感觉到不适时，自然会倍感同类之间的贴心之珍贵，也痛感到遍扫宇内同类之寥寥。“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这一个萧红，就是丁玲作为“文小姐”的旧日自己，所唤起的，也就是对旧我的亲切感。“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她从没有一句话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像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须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啊！”这种感受与丁玲当时的处境联系起来，正好映衬出她在人人自危环境中的不得不世故的悲哀心态。 “我们都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尽情地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感情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接着是她随同我们一道去西安，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天。我们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然而现在想来，我们谈得是多么地少啊！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在临汾和西安时，因为萧军对丁玲的好感，以及丁玲并不反感这种好感，又加上丁玲已经比萧红多了一些历练，她对萧红就是有保留的。萧红对她，虽然也有一点微妙的隔阂，却是无保留的，毕竟丁玲比萧红大七岁，一般妹妹对姐姐，会更敞开一些。虽然如此，丁玲对萧红的感情无疑是深切而善意的，她笔下的萧红形象也是透明而真挚的。正如丁玲所写：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因为背后有萧军牵扯出来的感情丝缕，尤其在丁玲继萧红之后又跟萧军有过感情纠葛，她们成了同一个男人生命中的女人，所以，丁玲对已逝的萧红的怀念，就不是一个女作家怀念另一个女作家那么简单了。丁玲对萧红，萧军对萧红，姿态大致是一样的：有悲悯怜惜，但没有崇敬。可以想见，因为某种微妙的关系，丁玲写这篇文章时得有多么费心拿捏，但丁玲拿捏到了满分。甚至超出了满分，因为她还浇透了自己的块垒，那些借怀念萧红而发出的弦外之音，实在是带有更多内心震颤的。 “那时候我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开始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我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有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南去了。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与的意见是太少了……”丁玲的这一段话，高度浓缩了她和萧红在道路选择上的差异，这是后人论述她俩时，必然着重的一个点。 1938年的延安，是一座青春之城，那里的朝气与大气，或许真的会使萧红健康硬朗一些。就当时而言，丁玲给出萧红这一建议是没有错的。或许，萧红在延安就不至于丧失生命。那么，对于一个后来丧失了生命的萧红来说，丁玲认为当初那个可能使她葆有生命的选择是更好的，所以，后悔没有力劝她来延安，这是讲得通的。 至于说，丁玲在那样的环境里都很苦闷压抑，萧军都无法见容于延安，何况萧红呢？这是另一个问题。 每个人的道路选择，其实已经由其成长历程和人生际遇所决定，就像一个箭头，尽管是在某一个点上出现，但箭头所示的方向，却早已注定。萧红看似脆弱，却有自己的执着，正如她自己所说，“在紧要的地方，我懂。”汉娜·阿伦特说：我从未爱过任何集体，我只爱人。这话好像也是为萧红说的。萧红只是要完成一个作家的纯粹使命，她不会去做战士，哪怕是“文艺战士”，她不会为某个集体的意志而写作，所以，不管丁玲怎样努力，她的“意见”都是不会改变萧红的，连萧军都没有改变她，丁玲更不可能。其他的朋友，比如舒群，也一样改变不了她。1938年，舒群在武汉编《战地》，萧红心情苦闷，经常到他那里去疏解。“往往是一到舒群的住所，就把鞋子使劲一甩，便百无顾忌地躺倒在舒群的床上，两眼直愣愣地望着天花板发呆，每次去，舒群都劝她去延安。为此，两个人整整争吵了一天。”（史建国、王科编著：《舒群年谱》） 萧军这个曾经试图把萧红拉到自己道上的人，一旦到了那条道上，不也感念起萧红对他的理解了吗？他是不是后悔没有做出萧红那样的选择？不，如果让丁玲和萧军再来一次选择，结果可能还是一样的，萧军数次扬言要离开延安，不是终究没有离开吗？为萧红与革命擦肩而过感到遗憾的人，其实也不必遗憾，擦肩不说明问题，再擦肩一百次，结果可能还是一样。有时候，“差一点”并非表示量变，而是表示质变。 丁玲自身都觉得不适，还想让萧红来，这不是矛盾和分裂吗？可是，人不就是活在矛盾中的吗？分裂，不也是人生不能拒绝的状态之一种吗？萧红做出了另外的选择，就不会有矛盾和分裂吗？如果没有，她就不必到舒群那里去疏解苦闷了。人永远找不出只有一面的硬币，试图找出一面硬币的做法，本身就是违背生活辩证法的。 丁玲1939年写的《我怎样来陕北的》一文中，明显见出她对于红色陕北的感受是多么新鲜，感情是多么热切，闪烁着理想的光芒。她的《到前线去》《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等战地散文，也出于同样的情感，有着同样的质地。然而，深入现实后，她产生了困惑，开始反思，她的《我们需要杂文时代》《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夜》，都有对阴暗面的思考与批判。与丁玲同时，萧红是写出了《呼兰河传》《小城三月》《马伯乐》等作品。你能说，萧红这些作品都是不可或缺，而丁玲这些作品就是可有可无的吗？如果真是可有可无，就不至于引起1940年代在延安、1950年代在北京对她的批判了。 丁玲既可以写出《莎菲女士的日记》那样的作品，也可以写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的作品；既可以有《不算情书》那样的恋爱，也可以为儿女做棉鞋尽母亲之职。丁玲把个性主义、女性主义与集体主义融于一身，活出了几种不同的人生的总和。她比萧红的可塑性强得多。丁玲可以写出萧红《呼兰河传》那样的作品，萧红却未必写得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样的作品，从这一点上说，丁玲比萧红适合延安。 由于丁玲晚年留给文坛的“左”的印象，以及新时期以来文学去政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无论从道路选择还是文学创作来衡量，肯定萧红否定丁玲，几乎成了文学领域的一种“政治正确”。丁玲最大限度地拥抱了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她因此成了时代的化石。萧红保持了与时代的距离，她因此没有被时代所塑形。历史无法更改，时代已然存在，我们能说，历史不需要见证，时代的化石是毫无价值的吗？也许，历史越远去，丁玲越会显示出她的意义，她的存在，将会产生超出文学史的意义。她完成了知识分子与时代的相互渗透与见证，她是知识分子与时代结合的一个极具考察价值的标本。她的人生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作品。她的道路选择和人生走向，就是一种动态的创作。 与萧军一样，丁玲也不承认萧红的伟大。萧军与丁玲都是努力把自己汇入某一种伟大与深广的人，在这一点上，他们不会引萧红为同道，而看她是“拘泥于个体的褊狭”。不管这是不是某种有偏差的理想主义，他们都是这样去追求的，不仅为自己，而且为死去和未死的朋友们，因为这是他们的理想所系，这是他们的“真理”明灯。所以，尽管艰难，还是要向前。革命是没有退路的，她明白。屠格涅夫的《门槛》当中的圣徒就是这样的，不知道殉道的结果是什么，仍然选择殉道。即便终将证明是无谓的牺牲，这种悲剧的意义，也是圣徒的可敬之所在。 如一只鸟儿，在低气压之中仍昂首奋力鸣叫，倔强的丁玲终未气馁，从彷徨无地的暂时迷失中走出。丁玲忆萧红，强调的是“风雨中”。而结尾处，风雨已停，月亮浮上，明天将晴，我会安然睡去。要有多大的内心力量，才能从低抑中昂扬起来！这种写作，需要的绝不仅仅是才华，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力量。 《风雨中忆萧红》，行文冷峻，有力透纸背的美感；表达曲折又到位，从不无女性特色的执拗任性的抗诉，到终于透明的感奋，都语意饱满地传递出来了。现在有太多人拿萧红来否定丁玲，但是，单看丁玲这篇怀念萧红的文章，就足见丁玲的笔力并不在萧红之下，两千六百字，浓缩了太多精神讯息，以至于研究者分析它时，几乎都要整段地引用，而很难略掉什么。 鲁迅曾经说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电影《黄金时代》的导演许鞍华，最初想拍的是萧红和丁玲的故事，由于丁玲与政治的复杂关系，后来改变了初衷。可见，丁玲与萧红，是在20世纪女作家中自然纠葛到一起的两位，对于她们的比较研究注定不能回避。与同一个男人萧军的关系，更使她们的比较研究别有意味。女性与女性，免不了对比，不管多么不喜欢对比。一个命运多舛逝于华年，一个饱经沧桑寿终正寝，又与同一个男人有着深浅不同的关系，把她们放在一起比，真的具有某种残酷性。但终究还是比了。比的不光是她们自己，她们的个性与情感，她们各自道路选择的代表性，还有她们与时代的交互，以及她们对于时代的折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