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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重庆文化之问”——对重庆历史文化体系的探讨

http://www.newdu.com 2018-08-13 重庆日报 周勇 参加讨论

    习近平总书记今年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对重庆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优秀的人文精神积淀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促使我们对重庆优秀的地域历史文化体系作进一步的探讨,认真回答现实中的“重庆文化之问”——什么是重庆文化?到底哪些是重庆文化的基本要素?为推动重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打牢学理基础。
    在重庆3000多年的发展史上,出现过多层次、多领域、多形态的文化现象,在其中居于主体地位的是巴渝文化、革命文化、三峡文化、移民文化、抗战文化、统战文化六种形态。这是居于重庆历史文化体系顶层,最具代表性和符号意义的文化元素,由此构成了独具特色的“2+4结构”的重庆历史文化体系。
    重庆历史文化的基础——巴渝文化、革命文化
    产生于远古时代的巴渝文化,和产生于近代时期的革命文化,相互连接,贯通始终,传承演化,共同构成了今日重庆历史文化体系的学理基础。
    巴渝文化、革命文化是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重庆的具体表现形式。它们也是形成今日重庆人文精神和重庆人、重庆城性格特征的文化基因。
    (一)巴渝文化
    “巴渝文化”是居于四川盆地东部,以重庆为中心的广大区域中存在的,从古代巴国、巴族以来,到近代时期的地域历史文化。巴渝文化是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庆的基础性文化形态。
    “巴渝文化”发端于200万年前旧石器时期早期“巫山人”及新石器时期“巫山大溪文化”,随后巴人先民们在此生息繁衍,历经先秦巴国、秦时巴郡、汉之江州、隋唐渝州、宋时改恭州为“重庆府”,重庆得名,元明清相沿,近代以来绵延至今。
    在古代史上,以重庆为中心的巴地,与以成都为中心的蜀地,虽有时分离,但绝大多数时间里还是一个整体,巴蜀文化是其共同的文化形态。
    从发展的进程观之,“巴文化”(以古代巴族和巴国巴郡历史为主的文化形态)、“蜀文化”(以古代蜀国蜀郡为主的文化形态)是“巴蜀文化”的两个源头。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巴蜀文化”是四川文化的根基。
    从文化内涵上观之,“巴渝文化”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盆地东部地域文化,其内涵不仅限于古代巴国、巴族、巴郡的历史文化,而是包括了从先秦到明清时期以重庆为中心广大地区的历史文化。
    提出“巴渝文化”的概念,是为了研究作为“巴蜀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重庆地域文化,尤其是它在具有巴蜀文化共性的同时,作为特定地域中独具特色与个性的文化形态。这是重庆人的文化追求。
    (二)革命文化
    重庆是一座英雄的城市。近代以来,革命文化、红色基因更成为这座城市最鲜明的特征。重庆的革命文化,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历程中,重庆人民勇于追求真理、挺立潮头、坚韧顽强、开放包容,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敢想敢干、不屈不挠、舍生忘死、屡仆屡作,为建立新中国而建立的不朽功绩。
    近代以来,先进的重庆人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走在中华民族追寻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前列。重庆人民贡献了伟大的民主革命思想家邹容和革命纲领《革命军》;他们在孙中山的指导下成立了同盟会重庆支部,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理论在重庆的传播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展;领导了保路运动,促成了武昌起义,成立了蜀军政府,拥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他们的呐喊与奋斗,在巴渝大地上吹响了追寻民族复兴梦想的前奏曲,启迪着一批又一批重庆青年,怀揣伟大梦想,投身更加波澜壮阔的革命征程。
    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开始在重庆传播。先进的重庆人又一次站在时代最前列,1920年3月12日,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组织——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创建;1924年杨闇公、吴玉章创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1926年经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了中共重庆支部、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重庆地执委”),掀起了大革命高潮,领导了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掌握革命武装,举行武装起义的最早尝试,得到党中央的高度评价。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血雨腥风中,重庆共产党人之不屈与顽强惊天动地:重庆地执委、四川省委四任书记杨闇公、傅烈、刘愿庵、穆青和大批共产党人英勇献身。到1935年,重庆的党组织和党员牺牲殆尽。1936年,失散的红军党员漆鲁鱼回到重庆,成立了重庆救国会,再一次举起革命的旗帜,前赴后继,为抗日战争集聚革命力量,掀起抗日救亡新高潮。
    抗战时期,周恩来受命带领南方局驻在重庆,维护了国共合作大局,为最终赢得抗战的胜利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南方局走出了一条把党“建设成为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新路。这是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在党的建设上的重大创新,是红岩精神又一独具风采之所在。
    1949年,刘邓大军解放重庆,进而完成了除西藏以外中国大陆的全境解放。随后主政西南,科学分析执政环境,求实升华执政理念,不断探索执政途径,切实打牢执政基础,创新加强党的建设,开创了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为党从实践上到理论上最终完成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伟大转变,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担负起新中国工业基地,特别是三线建设基地的战略任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把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重任赋予重庆,重庆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排头兵的姿态引领时代。1997年,中央决定设立重庆直辖市,重庆继续勇立潮头,走上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全局的最前沿。今天,重庆人民正在为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定位、“两地”“两高”目标和“四个扎实”要求不懈奋斗。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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