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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他漫游天下，行至湖北安陆，因娶了故相许圉师的孙女，成了上门女婿，遂定居下来。这期间，多次向地方长官上书自荐，以求闻达，不应。于是，就如同当下很多艺术家、文化人来到北京闯世界，而成为“北漂”那样，李白要当唐朝的“长漂”一族，遂下定决心来首都长安发展。 他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不肯安分的诗人之一。 这位大师总是想尽一切方法爆发他的能量，炫示他的精力，表现他的风采，突出他的欲望。他曾经写过一首《上李邕》的诗，“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诗中的主人公，其实就是他老人家自己。 这既是他对自己平生的自况，也是他对自己创作的自信。李白给中国文学留下来的众多遗产之中，这种强烈的自信，自信到“狂”而且“妄”，也是值得称道的。唐代诗运之兴隆旺盛，应归功于唐代诗人的狂放。 诗称盛唐，其所以盛，就在于有李白这样桀骜不羁的大师。 一个纯粹的文人，通常都一根筋，通常都不谙世务。他不明白，文学资本拥有得再多，那是不可兑换的货币。在文学圈子里面流通可以，一出这个范围，就大为贬值。那是政治资本的天下，在世人眼里，权力才是硬通货。李白的计算公式，文学资本等于政治资本，不过是一厢情愿；统治者的计算公式：文学资本不等于政治资本，才是严酷的事实。 李白一辈子没少碰钉子，一直碰到死为止，根本原因就出在这个公式的计算错误上。从他下面这封自荐信，可见他是多么看重自己这点文学本钱。 “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如此谈。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上安州裴长史书》） 这本是应该出自第三者口中的褒誉之词，由当事人自己大言不惭地讲出来，从自我炒作的角度，堪称经典。 还有一封《与韩荆州书》，因为收入《古文观止》的缘故，更是广为人知。在这封信里，他把自己的这点老本，强调到极致地步。中国文人，成就愈高，自信愈强，待价而沽的欲望，也就愈烈，将文学资本兑换成为政治资本的念头，一发而不可收。无独有偶的，早在三年前，公元727年（开元十五年），王维就离开河南淇水，舍掉那一份小差使，抱着与李白同样的目的，来到都城，也想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开元之治，史称盛世，也是这两位诗人创作的黄金季节。 王维的诗，“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涵泳大雅，无异天籁。李白的诗，高昂则黄钟大吕，金声玉振，低回则浪漫奇绝，灵思奔涌。他们作品中那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想象力、震撼力、美学价值，构筑了盛唐诗歌的繁荣景象。 这两位大师的诗篇，只要一出手，立刻洛阳纸贵，只要一传唱，马上不胫而走。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众望所归；高至帝王后妃，低至贩夫走卒，无不宗奉。可对诗人而言，尽管名气大，地位却不高，尽管很风光，身份却较低。这种名位上的不对称，而造成的心理上的不平衡，弄得两位大师，很有一点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苦恼。王维二十三岁就进士及第了，巴结多年，才混到正九品下的官职，也就是一个科级干部吧！而功不成名不就的李白，更惨，虽然娶了过气高门之孙女，沾了一点门阀之光，可布衣之身，尚未“释褐”，仍是白丁，总不免自惭形秽，矮人一截。 依世俗的的看法，这两位同来长安，同求发达的诗人，联袂出现于公开场合，叙谈契阔于文艺沙龙，寒暄问候于皇家宫苑，见面握手于殿堂宫阙，是理所当然的事。同进同出，亲密无间，也许不可能；但视若陌路，互不理会，总是说不过去的。 然而，后来研究唐代诗歌的人，忍不住蹊跷的，也是感到难以理解的。第一，在他们两位的全部作品中，找不到涉及对方的一字一句。第二，在所有的正史、野史里，也查不出来他们来往过，聚会过，碰过头，见过面的资料。 两位大师在长安期间，竟然毫无任何交往，这个历史上的空白，遂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斯芬克斯之谜。 我们知道：王维生于公元701年，死于公元760年。李白生于公元701年，死于公元762年。两人年纪相仿，写作相类，名声相似，甚至连资本兑换的欲求也都相同，这哥儿俩，没有理由不在一起赋诗唱和，说文咏句，论道探禅，行乐遨游。那是中国历史上的开元盛世，也是中国诗歌史的黄金年代，更是中国文人最足以释放能量的无限空间啊！ 可是，从公元730年至733年（唐开元十八年至二十一年），从公元742年至744年（天宝元年至天宝三年），先后共有五年工夫，同住在首善之区的两位诗人，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这样，不禁要问一声“为什么”了！ 何况，《李白集》中，有《赠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春日归山寄孟浩然》等诗，交情非浅；而王维集中，则有《送孟六归襄阳》《哭孟浩然》等诗，友谊颇深。由此判断，孟浩然乃李白、王维的共同朋友，而且不是泛泛之交，当无疑问。实际情况却是：你的朋友，可以成为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也可以成为你的朋友，独独我和你，偏偏不可以成为朋友。 公元730年（唐开元十八年）前后，李白第一次到长安，王维已是第三度来长安，两人想做的是同一件事，因文学上的成功，期求政治上的得意。但两人心境却不尽相同。李白乘兴而来，一路风光，自我感觉异常良好，志在必得，王维一再挫折，跌跌绊绊，吃过苦头，心有余悸。 王维是先吃苦头，李白是后吃苦头。先吃苦头的王维，明白了天有多高，地有多厚，明白了天地之间的自己，应该摆在什么位置上，故而他身段放得很低，低到让李白大概很看不起。后吃苦头的李白，在掌声中，在鲜花中，在酩酊的醉眼朦胧中，在胡姬的迷人回眸中，有点不知天高地厚，更不知天地之间，最可有可无的东西，就是文人。因此，他的行事方式，往往正面进攻，他的敢作敢为，常常不计后果，这大概也是王维要同他拉开距离的一个原因。 其实，李白有些轻忽王维，忘了他具有住地户的优势。正如今天的北漂一族，只能有临时居住证而无北京户口一样，王维口袋里有李白所没有的这纸长安市民文书。这纸文书也许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体现出王维在首都的根基、人脉、资源，可以调动起来为他所用的一切因素，李白在这方面只能瞠乎其后。 当李白觉察到这种差距，从而引起他对王维的警惕，从而发展到冰火不容、相互扞格的隔膜，就是这两位大师所选择的干谒路径殊途同归，都在希望得到唐玄宗的姐姐玉真公主的赏识，只要她首肯谁，谁就会一跃龙门，平地青云。 王维二十三岁中试以后，就被任命为大乐丞。他在这个国家交响乐团的岗位上犯了错误，纯因少不经事的过失。史载他的属下伶人因演只能供皇帝观看的舞 《黄狮子》，而被降职贬放。但李白显然没估计到，这个最高乐府的职务，正是王维的音乐天赋、表演才能，以及他诗歌书画方面的成就，得以体现出来的机会呀。从《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从岐王夜宴卫家山池应教》《敕借岐王九成宫避暑应教》等王维所作的诗看来，他与这位“好学工书，雅爱文章之士”的岐王，有着过从甚密的关系。而据《集异记》，王维“妙年洁白，风姿都美”“风流蕴藉，语言谐戏”“大为诸贵之所钦瞩”，个人形象上占了很大的优势，在重要人物眼中，得到一个视觉上完美的印象分，作用匪浅。再则，除宁王、岐王、薛王外，王维所交往密切的贵公子，也非等闲人物。如唐太祖景帝七世孙李遵，如武、中、睿三朝宰相韦安石之子韦陟、韦斌兄弟等，都是能在关键时刻起到奥援作用的中坚力量。 长漂一族李白，在京城就得不到这种如鱼得水的幸运了。首先，高层社会，他缺乏根基；其次，权力中心，他难有依靠；再其次，王维结交者，当权派、实力派、主流派、在朝派，都是一言九鼎之辈，无一不是有用之人。而李白结交者，文人墨客，酒徒醉鬼，胡女歌伎，普罗大众，都是上不了台盘、帮不了屁忙的平民百姓。所以，虽经张说、张垍父子推介，得以住进玉真公主的别馆，等待接见。可远在城外，离长安还有一段路程，加之公主很忙，一时来不了，说不定把他忘了。 有一首《玉真公主别馆苦雨》的诗，便是李白待命时刻的心境写照。“秋坐金张馆，繁阴昼不开。空烟迷雨色，萧飒望中来。翳翳昏垫苦，沉沉忧恨催。清秋何以慰？白酒盈吾杯。吟诗思管乐，此人已成灰。独酌聊自勉，谁贵经纶才？弹剑话公子，无鱼良可哀。”这首诗写得很凄清，是李白少有的低调作品。因为他不可能不知道他所期盼的这位公主，那位李隆基的九姐，很大程度上替她弟弟照管一下意识形态方面的事务，负有发现人才、培养重点作家的使命，正兴致勃勃地观看王维的琵琶独奏，并大加赏识呢！ 虽然王维一生以此为耻，靠卖艺求荣，苟且仕进，但他从此春风得意，平步青云；而李白尽管身孤心冷，尽管磊落光明，尽管不为富贵折腰，可始终没见到公主的倩影，没得到公主的芳心，只好灰溜溜地淹蹇而归。 我想，这可能就是两位顶级大师隔阂的肇始缘由。 一个太阳系里，只能容纳一个太阳。若是两个不埒上下的重磅文人，如宇宙间两个等质的物体，便得按物理学上的万有引力定律行事，只有相拒和相斥，无法尿到一个壶里了。文坛的不安生，无不由此而来。 李白与王维，就是循着自己的轨迹运行而无法相交的星系。 也许真实的历史，并非如此，但如果这个斯芬克斯之谜的谜底，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不好。谁不愿意仰望那满天繁星的夜空呢？每颗星星都在银河系里闪烁着自己的光芒，那宇宙才称得上灿烂辉煌。 若是，只有一颗星星在眨眼的夜空，或者，只许一颗星星在发光的文坛，那该多么寂寞啊！ 节选自李国文《血性的失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