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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东方贸易与帝国盛期的罗马经济 当下英美主流学者大体仍秉承琼斯、芬利等人的“正统理论”，认为古代社会是农本经济，“跨区域贸易的规模微不足道……即使是海上贸易，在生产总值所占比例也非常微小”。在他们看来，导致远距海上贸易水平低下的原因在于：首先，地中海世界不同地区间的气候大致相同、生产的作物类似；其次，贸易规模小和生产技术投资少，不足以降低单位商品的生产成本，不足以抵消高额的运输费用；最后，城市和农村的居民大多相当贫穷，对于奢侈品的购买力有限。因此，“甚至贸易能否称为古代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存在争议”，“与贸易规模微不足道相对应，商人的地位往往低下”。(93)正如琼斯强调的那样：“在罗马帝国的经济中，商业贸易和手工业所起的作用非常小。最基础的产业是农业。帝国大多数的居民都是农民，社会上层的财富主要来自租金。虽然他们也许会从贸易中挣得些许财富，有时在政府中任职或者从事更有利可图的职业，譬如雄辩术，但他们主要投身于农业，这才是财富的稳定来源。”(94)总之，海上贸易及从业者的地位受到严重贬斥。卡特里奇甚至认为，在古代社会，98％的产业是以维持自给自足为第一要务的农业经济，包括海上贸易在内的所有非农经济仅占2％。(95)从本文关于穆泽里斯纸草的解读可见，东方贸易在盛期罗马帝国经济中所占比例和对罗马国家财政的贡献可能与上述图景并不完全吻合。 (一)东方贸易的规模及其在盛期罗马帝国经济中所占比例 不得不承认，“赫玛波隆”号商船载货情况是现今掌握的为数不多的关于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埃及与印度次大陆海上贸易的一个事例。不能排除纸草所载只是一个特殊事例。塞德波塔姆提醒，不要指望合理估算东方贸易的规模，(96)他的提醒仍值得时刻注意。但是，面对如此详实而难得的实证材料，人们仍有理由以此为基础推算当时东方贸易的规模和水平。(97)如果“赫玛波隆”号商船并非罗马帝国盛期埃及东方贸易的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典型事例，(98)那么结合考古和其他文献材料，不但可从中管窥埃及与次大陆海上贸易的规模，而且还可一定程度上推断东方贸易在罗马经济中所占的比例。 关于罗马帝国初期东方贸易的规模，老普林尼给出的两组数据早已为人熟知： 由于我们第一次拥有了可靠的数据，所以讨论从埃及出发(到东方)的海上贸易并非不合适。这是一个重要话题，因为无论何年印度吞噬我国的财富都不会少于5000万塞斯退斯，商人用此购回的货物以原价的100倍卖给我们。 阿拉伯海财运更为亨通，盖其供给吾人以珍珠也。据最低之计算，吾国之金钱，每年流入印度、塞里斯及阿拉伯半岛三地者，不下一万万塞斯退斯。以即吾国男子及妇女奢侈之酬价也。(99) 但是，学者们大多对老普林尼提供的数据持怀疑和批评态度，认为这是他为了达到道德训诫目的无限夸大的结果。(100) 然而，并不能就此认为老普林尼的记载对于考察东方贸易的规模毫无参考价值，至少他明确指出所引数据绝非主观杜撰。一方面，虽然在次大陆的考古中并未发现如此众多的罗马金银钱币，但并不能据此否认钱币大量流入的事实。近百年的考古发掘表明，次大陆各地(尤其是西南地区)埋藏的各个时代的罗马钱币数量相当可观。(101)可以想见，仍有大量罗马钱币埋藏地下还未被人发现。另一方面，正如一部分学者强调的，进入商品经济较发达的北方地区后，罗马金银钱币可能被当地统治者融化，重制成贵霜钱币。(102)从文献角度看，罗马钱币确为西方商人与次大陆进行交换的重要商品。据《红海航行志》，在古吉拉特地区的婆卢羯车，“罗马钱币，无论金银，控制着与当地钱币的交换，收益颇丰”；次大陆最南端的巴卡雷(Bakare)是胡椒和桂皮的主要集散地，但即便这里也有一个市场，“大量的钱币、橄榄石、色彩斑斓的纺织品……”在此交换。(103)不能忽视的是，在次大陆发现的来自地中海世界的物品数量颇丰且类型各异，包括玻璃制品、葡萄酒、鱼酱、橄榄油、陶器和金属制品等。除上述留存至今的物品外，据《红海航行志》，印度次大陆对产于罗马帝国境内的服装、彩色织物、雄黄等化学物质、珊瑚、粮食也有不小的需求。罗马商人还会将沿途阿拉伯和东非所产的熏香、象牙、葡萄酒等物品购往印度。此外，埃及红海沿岸港口出土了大量产自次大陆的陶瓶。这表明双方有可能通过以物易物的方式交换产品。(104)换言之，钱币数量未必能够完全展现两地的贸易规模。总之，各种证据表明，埃及与次大陆的贸易规模大概并未如某些学者力图证明的那样不值一提。 除老普林尼的记载和考古材料外，本文谈及的穆泽里斯纸草对于评估2世纪罗马埃及与印度次大陆海上贸易的规模也颇有助益。据斯特拉波记载，公元前后，每年从埃及红海沿岸的米奥斯·荷尔莫斯港驶向印度的商船多达120艘。(105)2世纪，除米奥斯·荷尔莫斯港和贝雷尼塞港外，尼凯西亚、克吕斯玛等港口可能在埃及与次大陆的海上贸易中也发挥着一定的作用。(106)即便按最保守的估算，每年从次大陆安全返回埃及红海沿岸港口的商船也不会少于100艘。(107)如果接受德·罗曼尼斯通过与16世纪驶往印度的葡萄牙商船比较研究得出的计算结果，认为此时航行于埃及与次大陆的商船载重量超过500吨，所载货物价值与“赫玛波隆”号相差无几，(108)那么每年从次大陆运抵的货物在亚历山大里亚的售价将超过9亿塞斯退斯。运抵罗马后，这些货物至少价值10亿塞斯退斯。该数额远超老普林尼估计的5000万塞斯退斯，(109)也大大超出他估算的流向中国、印度、阿拉伯的1亿塞斯退斯白银。 必须强调的是，抛开道德训诫，老普林尼提供的数据本身也需进一步的审视。首先，他并未交待数据的来源，可能借用前人的材料，甚至可能只是道听途说的流言。其次，正如上文所述，抵达罗马的东方商品有可能取道波斯湾、经帕尔米拉到黎凡特、最后运抵罗马。拉什邦认为两条商道运载货物的价值大体相当。(110)复次，就消费者而言，除罗马城之外，帝国境内的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迦太基等城市也是人口众多的消费中心，(111)对东方商品也有巨大需求。最后，老普林尼并未明确交待5000万塞斯退斯是指商人在次大陆购货时支付的成本，还是在罗马帝国的销售金额。不过，叙述过程中，老普林尼使用了“吞噬”(exhaurient)、“夺走”(adimō)等词汇，并特别强调商人“用此(5000万塞斯退斯?)购回的货物以原价的100倍卖给我们”。从老普林尼的叙述可见，这笔金钱可能并非印度商品在罗马城的销售金额，否则他强调商人的利润就没有意义。同样，“每年流入印度、塞里斯及阿拉伯半岛三地”的1亿塞斯退斯，大概也是商人在东方收购上述商品时支付的总金额。如果上述推论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按前述布罗代尔推算的利润率，那么在老普林尼生活的1世纪中叶，东方商品在帝国境内每年的销售总额可能达9亿塞斯退斯，其中来自次大陆的商品销售额近4.5亿塞斯退斯。老普林尼生活的时代并非东方贸易的顶峰时期，到穆泽里斯纸草反映的2世纪中叶，帝国进入鼎盛的安东尼王朝，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富足，东方商品的消费数量定然有大幅度提高。(112)到那时，老普林尼估计的9亿塞斯退斯东方商品的消费额已与现实存在一定差距。如果“赫玛波隆”号商船确为2世纪中叶东方贸易的一个典型缩影，(113)那么经红海的东方贸易(10亿塞斯退斯)无疑在盛期罗马帝国的经济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可能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二十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114) 如此巨额的贸易数额是否可能?或许在现代人看来，近2000年前的罗马居民每年消费几亿甚至几十亿塞斯退斯东方商品无异于天方夜谭。但如果结合当时的社会现实，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答案。首先，自共和国晚期起，罗马城已成为地中海世界最大的消费城市。随着共和国的扩张，地中海世界的财富集中到首都，城里聚集着整个帝国最显赫最富裕的统治阶层。奥古斯都时代帝国首都的人口可能就已达到100万。2世纪哈德良统治时罗马城的人口还有一定程度的增长。(115)如此巨大的消费潜力超过了此前地中海世界的任何一座城市。随着和平的到来、财富的增加，原来只有精英阶层才能消费的钻石、珠宝、玳瑁、珊瑚、香水、香膏和精制织物等，如今也进入寻常百姓的视野。家资中产、财力稍逊的罗马居民甚至居于乡村的居民也偶尔(或者时常)消费这些商品，以便提高生活品质。(116)此外，随着罗马人口的激增，宗教活动日益频繁，胡椒、乳香、没药、肉桂、桂皮、甘松等原被视为奢侈品的东方商品，因宗教祭祀和治疗疾病的需要，需求量也大幅度增加。(117)其次，帝国时代，皇帝为了笼络人民、宣扬帝国的富强和声威，罗马精英为了获得个人声望或在政治竞争中占得先机，不断推动着赛会、宴会、免费食品发放的规模和花费节节攀升。因为在罗马人看来，宴会和赛会“是对朋友的义务，对穷人的补贴，是候选人表达善意的礼物”。(118)为了举办角斗表演，需要大量域外猛兽，因此在前引征税名录中出现了来自东方的狮子、豹子、黑豹等；为了举办丰盛的宴会，需大量的食材和香料，“赫玛波隆”号商船装载的500多吨胡椒和甘松可能就是为了满足罗马人宴会的需要。最后，尽管帝国初期多次禁奢，但社会的奢靡之风越演越炽。哲学家小塞涅卡谴责说：“人们吃到吐，吐后继续吃。他们的菜品来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他们仍不辞辛劳地将所有东西塞到肚子里。”(119)为了展示自身的阔绰，人们会花上三个厨师的价格购买一条鱼。有时一条胭脂鱼的售价竟达6000塞斯退斯。(120)皇帝卡里古拉的妻子卡桑尼娅(Caesonia)一件外衣上装饰的珠宝价值高达4000万塞斯退斯。(121)在此社会背景下，每年来自东方的价值近20亿塞斯退斯的商品，在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迦太基等城市完全可以找到广阔的消费市场，正如前面谈到，其中一半产品可能由红海经亚里山大里亚运抵罗马。 (二)东方贸易对罗马帝国财政的贡献 自老普林尼以来，人们一般认为，东方贸易不但腐蚀了罗马人的道德，而且也侵蚀着罗马国家的经济。在老普林尼看来，每年有超过1亿塞斯退斯的银币流入东方，导致帝国财政的赤字。显然，他没有考虑到，除钱币流出外，每年还有价值不菲的产自地中海世界的葡萄酒、橄榄油和玻璃器皿、青铜器具等手工制品销售到次大陆，(122)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贸易逆差。更重要的是，老普林尼根本没有注意到，通过对运抵红海各港口的进出口商品征税，帝国的财政收入得到了进一步增加。 罗马的财政收入主要由人头税、行省贡金、间接税、公共财产使用税和特别税构成。到帝国初期，罗马对行省赋税、公共财产使用税的征收方式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消了包税制，并以实物税代替货币税。不过，间接税的征收方式几乎没有太大改变。(123)罗马征收的间接税主要包括港口税、出入境税、市场税、路桥税、拍卖税及释奴税等。(124)在芬利和维特克看来，罗马帝国与外部世界的贸易主要是获得奢侈品，贸易数额相当有限，在帝国经济中无足轻重。(125)自然的推论是，罗马从东方贸易中征收的港口税、出入境税、路桥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然而，穆泽里斯纸草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评估东方贸易对帝国财政的贡献。 纸草的正面和背面(正面第8、16行，背面第3、5、10、12、17、20行)都多次强调，“赫玛波隆”号商船抵达亚历山大里亚港后需缴纳的最重要税种，是占货物总价值四分之一的入境税。纸草记载的这6种货物需缴纳的入境税达230万塞斯退斯。同样根据斯特拉波提供的数据，按最保守的估计，如果每年有100艘与“赫玛波隆”号类似的商船能够从次大陆安全驶抵埃及，那么，罗马每年从经红海港口入境的货物中可征税收2.3亿塞斯退斯。按照邓肯-琼斯的计算结果，这笔收入已占2世纪罗马帝国军费总支出的三分之一。(126)不应忘记，这只是每年对从印度次大陆输入商品征收的入境税。此外，罗马还会向阿拉伯、东非、印度次大陆、波斯湾周边地区输出钱币、葡萄酒、鱼制品。同样这些产品也必须缴纳四分之一的出境税。穆泽里斯纸草谈到的四分之一税，可能并非专门针对“赫玛波隆”号征收的高税率。从斯特拉波、帕尔米拉出土的铭文、《红海航行志》的记载看，直到3世纪初之前，所有出入帝国国境(至少帝国东部地区)的商品可能都必须缴纳此税。(127)不唯如此，穆泽里斯纸草的正(第3行)背(第12、22行)两面都谈到，来自东方的商品还需缴纳港口税(税率未知)和沙漠道路的使用税(税率为2.5％-2.6％)。(128)由于罗马针对东方商品征收的都是实物税，所以在科普托斯和亚历山大里亚，政府都修建了征税货仓(正面第4、8行)。通过征收上述赋税，罗马不可避免地成为整个地中海世界最大的东方商品拥有者。除了满足国家的消费外，以入境税或港口税征收而来的大部分东方商品将被卖给个体商人。因此我们看到，老普林尼记载说：“个体商人(在亚历山大里亚)以每塞克斯塔里斯(Sextarius)300第纳尔的价格从司库那里购得香油，然后以1000第纳尔的价格转卖出去。”(129) 上述事实表明，帝国财政从东方贸易中获益颇丰。虽无精确的数据明确说明东方贸易对盛期罗马帝国财政的贡献有多大，但其他时代的情况可以提供一些参考。斯特拉波记载说，在克利奥帕特拉之父奥莱特斯(Auletes)统治时，埃及每年征收的出入境税达2500塔兰特。他强调：“如果在托勒密王国糟糕无序的管理下，埃及就可获得如此巨额的收入，可以设想，在如今尽职尽责的管理下，在印度和东非的贸易增长如此迅猛的情况之下，这笔收入会达到什么程度?”(130)其实，在古代商业发达地区的财政收入中，关税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奥莱特斯统治时，托勒密埃及各种赋税的总收入为12500塔兰特，其中出入境关税约占财政收入的20％。邓肯-琼斯估计，奥古斯都时代埃及每年从出入境税、港口税和市场税中能够获得7740万塞斯退斯，占埃及年财政总收入(25.9亿塞斯退斯)的30％。(131)在前工业化时代进出口贸易比较发达地区或城邦的财政收入中，关税所占地位从17世纪初的威尼斯可见一斑。1602年，威尼斯的财政总收入为185万杜卡特。其中，对来自黎凡特和亚德里亚海的商船征收的6％入境税总额为11.9万杜卡特，对出境商船征收的关税总额为26.5万杜卡特，对陆上贸易征收的关税总额为9.1万杜卡特。所有关税约占此年威尼斯总财政收入的26％。(132) 既然东方贸易对于埃及行省乃至帝国的财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就不难理解罗马帝国为何会在阿拉伯半岛、库什、阿杜里斯等地发动战争，在红海南端靠近曼德海峡的法那桑岛(Farasan)派驻海军，重新开通和疏浚连接尼罗河与红海的运河，修建连接埃及红海沿岸大小港口的哈德良大道，在东部沙漠地区铺整道路，新修水井、驿馆、路标，并派兵巡逻保护。虽然保护和促进东方贸易未必是帝国的最初目标或唯一目标，但东方贸易不但在国内生产总值中超过10％，而且还通过税收，成为埃及行省甚至帝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基于这样的事实，帝国进一步加大了投入，实际上达到了保护和促进东方贸易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