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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说与现实的“互文性”关系 在文学文本理论中，有一种理论叫“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又称为“文本间性”或“互文本性”。这一概念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在其《符号学》一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这仅就文学文本而言，若扩展至生活文本，其生成和表现的形态就更为丰富。在新历史主义那里，“互文性”不仅包括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之间的“互文”，更包括文本与现实之间的互文。毛衣女传说作为地方口头传统种的经典，不可能滞留于文学文本的状态，否则就难以流传至今。寻求与当地生产生活的互文关系几乎成为地方传说生命力延续的叙事策略。毛衣女和“豫章新喻县男子”的身份向牛郎织女靠拢，是基于男种麻女织布、刺绣的现实依据。现实与传说的文本间性只体现在这一方面，还不足以反映毛衣女这一口承文本演绎过程中相互指涉的关系。 毛衣女和夏布的联系还在于毛衣即羽衣乃夏布所制。夏布最初是用于缝制衣服，即便是刺绣，也是为了装饰衣服。新余夏布以“轻如蝉翼，薄如宣纸，软如罗娟，平如水镜”著称，其缝制的衣物誉为羽衣，可谓名副其实。20世纪90年代，一件500年前的新余水北出土的夏布女衣引起世人的关注，这件明朝嘉靖年间的夏布女衣质地白皙，做工考究，衣领和衣袖还有蜡染的图案。可以这样说，这是保存完好的迄今发现的最早的毛衣或羽衣。或许也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因为新余的祖先种植苎麻、纺织夏布、缝制女衣、夏布刺绣，才产生了毛衣女即羽衣仙女的联想。毛衣女即天鹅处女型传说的核心意象是羽衣，凭借羽衣，天女才能下凡。而夏布衣是羽衣的直接原型。《隋书·地理志》下“豫章之俗，颇同吴中，……亦有夜浣纱而旦成布者，俗呼为鸡鸣布。”“鸡鸣布”这一称谓说明夏布与飞禽的紧密关系，鸡和鸟都有羽毛，由夏布到羽衣的类比联想的理解并非虚妄。夏布与毛衣（即羽衣）是新余祖先对于夏布衣的美好想象，是由夏布衣生发出来的叙事话语。织女—夏布—羽衣的叙事逻辑成为毛衣女传说基本的话语构成，也是毛衣女传说一直活跃在新余“在地化”的主要依托。这种内在的关联性以往并没有认识到。 在新余，人们并不认为毛衣女和牛郎织女是两种不同的传说类型。富有新余地方特色的叙事转换是这样的：仙女下凡到新余后成为织女，与牛郎过着男耕女织的幸福生活，织女不仅教会了当地农民用苎麻纺织夏布，还带领农民在洞内织布，直至今天，新余仍保持在山洞内和房前屋后纺织夏布的传统，成为新余一道人文景观。传说总是不断地向现实漂移，毛衣女一旦与夏布勾连起来，其真实性和可信性也坚固了起来。如今，新余人并不热衷于延续毛衣女的口述文本，也几乎没有人对这一故事津津乐道。人们注重的是毛衣女传说之于现实的影响和作用，赋予夏布生产和刺绣的历史文化内涵。事实上，传说这种口头传统的流变并不十分活跃，由于受到讲述“真实性”的约束，文本一旦确立下来，变异的空间极为狭小。毛衣女传说流动的方向更倾向于可观可感的物象，其发展的态势是外向型的，触角深入到现实世界的各个角落。毛衣女处于互文性的中心，围绕中心，一种把对传说讲述的欲望转化为历史性客观法则的自发运动。 毛衣女传说的这种话语构成、转换及“互文性”表现是地方口头传统的普遍现象，也是民间传说的记录者和研究者需要正视的问题。毛衣女传说曾经历了多次申报国家级非遗名录的过程，申报书重点突出了这一传说“在地化”现象。毛衣女传说即天鹅处女型故事并不属于新余，而要成为新余的文化传统及可持续的文化资本，寻求“互文性”和“在地化”是必然的途径。将毛衣女话语转换的实际状况呈现出来，恰恰是如实地反映了这一口头传统的真实情况，也是处于活态当中的毛衣女的叙事法则。然而，最终却因未能提供活态的故事口传文本而被淘汰。作为一则具有世界意义的民间口头传统，竟然未能列入我国国家级非遗名录，这是值得学界深刻反思的，至少说明学界对民间文学现状的认识存在严重误区。笔者在另外一篇文章中写道：“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新余仙女湖和仙女洞的导游，现在谁还会演述这一故事呢？这一故事早已失去了演述的环境，口传的链条已然中断。然而，在新余，还有以仙女命名的学校、道路、村落以及人文景观，许多年轻男女还特意到仙女湖畔集结良缘，仙女故事之符号频频出现并得到广泛使用。这是以现代生活样式讲述着毛衣女的传说。民间文学口述作品难以寻觅，而民间文学生活仍在持续，并方兴未艾。在汉民族地区，传统的民间文学的命运大体如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