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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事语》与《左传》存在较多相似之处,但认为《春秋事语》在《左传》之后,值得商榷。若干文献有相似度只能说明这些文献可能存在共同的“源”,不能判定谁前谁后。种种迹象表明,《春秋事语》应是《左传》的来源。 《左传》成书的来源问题一直是史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自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公布后,不少学者注意到,《春秋事语》与《左传》相似,故认为《春秋事语》沿袭《左传》而来。 裘锡圭鉴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载左丘明的传人“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认为《春秋事语》是《汉书·艺文志》春秋家中《铎氏微》一类的书。 唐兰认为,《春秋事语》是不属《左传》系统的另一种古书,可能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公孙固》十八章,也晚于《左传》(《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1974年第9期)。 李学勤认为,《春秋事语》将《左传》文字简化归并,本于《左传》而兼《谷梁》,属于早期《左传》学的正宗产品,为《左传》非伪作说提供了佐证(《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的传流》,《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9 年第1期)。 笔者以为,《春秋事语》与《左传》存在较多相似之处,但认为《春秋事语》在《左传》之后,值得商榷。若干文献有相似度只能说明这些文献可能存在共同的“源”,不能判定谁前谁后。种种迹象表明,《春秋事语》应是《左传》的来源。 《春秋事语》旨在规劝贵族守礼 《春秋事语》的成书目的何在?张政烺认为,“这样的书当是儿童读本,讲些历史故事,学点语言,为将来进一步学习《春秋》、《世》、《语》等等作准备”(《〈春秋事语〉解题》,《文物》1977 年第1期)。如果《春秋事语》真是学生学习的读本,应做到两点:一是情节生动,有充分的可读性;二是说理简明扼要,寓善恶存褒贬于叙事。这样才能使得读本易于被学生接受,后世如吕祖谦为诸生课试之作的《东莱博议》、张居正为万历皇帝编纂的《帝鉴图说》,皆摘取典籍之中寓善恶存褒贬的生动文字,在文选之后加上编纂者恰如其分的按语。但《春秋事语》一方面只交代非常简略的事件梗概,仅何人何事,缺乏生动性;另一方面,通过嵌入评论人的点评表达编纂者意图,这些评论颇为深奥费解。因此,《春秋事语》的受众应不是儿童。 《春秋事语》中“礼”的色彩浓重。郭永秉指出,《春秋事语》各章内容大致意在教给读者历史上人君、贵族的成败经验教训,特别侧重于因失德、失言或不讲究策略计谋而招致祸端甚至导致灭亡的教训,并无明显的编辑体例(《〈春秋事语〉一至四章新释文与注释》,《湖南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10辑),这是合于实际的看法。 从春秋时代的历史背景看,事实上重德、不失言、讲究进退策略,就是周代的“礼”,春秋时代虽然有礼坏乐崩的现象,但不少人还把“礼”看作约束贵族行为的、天经地义的法则;到战国时这种观念才开始瓦解,正如顾炎武所说“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事语》恰与之吻合,一个非常鲜明的目的就是要教育贵族“知礼”;其阅读受众,也不应该只限于儿童,而是面对数量广大的受教育贵族群体。其手抄本在马王堆三号墓中出现,墓主人是成年的轪侯,也能说明该书的目的在于劝导诸侯王遵循纲纪、进退得体。 《春秋事语》表现出原始性 《春秋事语》在语言和编纂上都体现出很大的原始性。《春秋事语》每章各记一事,其中没有明显的逻辑关系。张政烺说它分量轻,文章简短,在编辑体例上也乱七八糟。这是显而易见的。对比《春秋事语》与《左传》,不难发现《春秋事语》文句粗糙,《左传》经过作者仔细的打磨润色,情节也更为生动,如果流畅生动的《左传》在前,相对粗糙的《春秋事语》在后,且将《春秋事语》视为《左传》的文选,则不合情理。 值得注意的是,《鲁庄公有疾章》言“五月,公薨,子烦即立(位),公子庆父杀子烦而立公子启方”。据《左传》及《史记·鲁世家》记载,鲁庄公并非薨于五月,而是八月,日在癸亥。查《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鲁庄公三十二年为公元前662年,夏正五月辛酉朔,公历4月11日,第三日为癸亥;八月己丑朔,公历7月9日,无癸亥。则鲁庄公之死应为五月,可见《春秋事语》是夏正,而《左传》应是周正。 如果说《春秋事语》是《左传》选本,完全没有必要更改历法。王和认为,作为较早史料的《春秋事语》用了和《左传》不同的历法,到《左传》里进行了统合。《左传》中不乏统合历法的例子,左氏是鲁人,鲁用周正,故他于编辑《左传》时把取自别国的史料亦改为周正。但有时或者由于疏漏,或者由于难以改动,往往改之不尽,留下了史料出处的痕迹(《〈左传〉材料来源考》,《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 《春秋事语》若干内容《左传》没有。残损较为严重的《燕大夫章》不见于任何文献,《韩魏章》类似《战国策·赵策一》首篇《智伯从韩魏兵以攻赵》。另外,《晋献公欲得隋会章》中晋臣用间谍诬陷秦臣晓朝,晓朝被秦君所诛杀的内容,未见于《左传》,而见于《韩非子·说难》;《齐桓公与蔡夫人乘舟章》有士说出蔡人“今听女辞而嫁之”的情节,也不见于《左传》等其他文献,可见《春秋事语》和《左传》的故事来源并不一致。 《春秋事语》是前叙事体史著 先秦史著从前叙事体发展到叙事体,是一个很明显的历史趋势。晁福林指出,三代传统史学以问题为导向的说理范式,转向以叙事为中心的新范式。在这个范式下,《左传》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而《国语》一书则保留着较多的传统史学范式的痕迹(《从上博简〈武王践祚〉看战国时期的古史编撰》,《史学理论研究》2011年第1期)。《尚书》中如周初八诰、《逸周书》中如《世俘》《度邑》等一些可靠的记载,以及《诗经》中所保存的诸多商周史诗,都被学者们公认为研究商周历史的真实资料。但这些内容带有很大程度的明德明理的教育功能,编纂者力图通过历史经验的总结,表达借鉴过往、对人规箴的现实目的,这和后代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著作存在一定差距。 沈长云认为,《诗经》《尚书》《国语》等资料中的时间、地点、人物等因素不求精确,历史信息旨在为说理服务,为了说理可以增删内容,甚至像《国语》不少段落还能从史官的角度润饰史实(《〈国语〉编纂考》,《上古史探研》,中华书局,2002年版)。随着社会的发展,当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历史信息精确的史著成为时代需求,以《春秋》经传为代表的有明确历史意识的典籍就应运而生。人们以《春秋》作为传达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孟子所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应该就有这一变化的些许影迹。 此外,《春秋事语》还具备许多早于战国时期的特征。比如,《春秋事语》文字简短古朴,和战国诸子精工于修辞的做法截然不同;所述的故事,也比较平实,没有诡怪离奇的情节,与战国诸子书中的传说故事有别;当事人的对话与评论者的点评,也就事论事、鞭辟入里,与《战国纵横家书》中纵横家汪洋恣肆、侃侃而谈的风格迥异,和《左传》里那些长篇大论的对话也不同。 《春秋事语》与《左传》的关系 《春秋事语》的时代很可能早于战国时期写定的《左传》等文献。《春秋事语》十六章中,绝大多数内容都可以和《春秋》经传的史事相对应,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春秋事语》内容是《左传》的一个来源。既然如此,是《左传》作者看到了《春秋事语》,还是《春秋事语》的同“源”文献?现有资料难以回答。如果说,《左传》作者看到的是《春秋事语》的同“源”文献的话,那么这部同“源”文献则应该包括《春秋事语》的绝大多数内容,《春秋事语》可以视为它的某一篇章。但这只是一种可能,现有资料还不足以支撑这一观点。 赵光贤曾指出,《国语·楚语上》记申叔时的话,在对太子进行教育的教材里有“语”和“志”,一者记言,一者记事,《左传》记事中很大一部分内容取自于“语”和“志”(《〈左传〉编撰考(下)》,《古史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此论颇有道理。因为上古王官之学存在不同类型的典籍,这些文献在上层贵族中由专人负责传授。当王纲解纽之时,它们也会从上层贵族中流散出来,为战国以后学者所用。从申叔时的话中可以看出,这类文体的著作数量是非常大的,而且在楚国用《语》等文献对贵族进行教育已然是常制,其他诸侯国也应该有类似的做法。 《左传》隐公十一年杜预注说:“命者, 国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辞, 史乃书之于策。若所传闻行言,非将君命,则记在简牍而已,不得记于典策。此盖周礼之旧制。”从中可以看出,古代史官存在着两个不同的记录系统。如杜预所说一个是“承告”,一个是“传闻”。“承告”的内容是“国之大事政令”,即按照官方的制度,本国史官到外国通告其国内已发生的大事件,应主要以梗概为主;“传闻”则记录的是“非将君命”的“传闻行言”,即以史官自己的途径对历史的补充,是一种非官方的形式。这样从官方与非官方的渠道区分史料的来源。 《春秋事语》着重叙述贵族在重大历史事件下的言论表现,不像官方渠道的大事梗概,很大意义上是非官方的“传闻行言”的产物。并且像《鲁桓公少章》关于立储的宫闱密语、《晋献公欲袭虢章》晋国君臣对虞国的政治局势进行剖析、《吴人会诸侯章》子贡对太宰嚭之语等内容,如果不是虚构,则除了当事人传出或者当时史官记录,他人不可能听到。这似乎更能说明这些内容来自于别国某事件的“传闻行言”。 有的内容不大符合情理,很可能出于文学加工。如《韩魏章》中,水淹晋阳之后智赫对智伯的规箴之语,不大可能被史官所听到,毕竟智伯之举还达不到“必书”的程度。《晋献公欲得隋会章》中,魏州余召随会回晋,并与随会一起谋划诛杀晓朝,其中评论者某“吏”对魏州余、随会二人的图谋予以分析,并且预言“二子畏其后事,必谋危之”,即晓朝必死。这样的情节就过于离奇,但是说“吏”的言论是传述者事后依据情理补充,应是合理的。《鲁文公卒章》中,东门襄仲诱杀惠伯之前,有公襄负人对惠伯进行规劝的情节。如果真有公襄负人规劝惠伯的事,也应当是极其私密的,惠伯一死,定无人知晓。可见,这样规劝的话应是《春秋事语》作者的虚构。这些内容为《左传》的编纂作了重要铺垫,因此,笔者认为《春秋事语》应是《左传》的来源。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