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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异的塑造 (一)神化个人与神化民族 明清实录虽然在神化皇帝上有惊人的一致，但二者之间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差异，即《明实录》只神化皇帝个人，而《清实录》则连本民族一起神化。 《明太祖实录》卷1的“弁言”中只神化了朱元璋出生时的场景：“(后被迫封为太后的其母陈氏)方在娠时，太后常梦一黄冠，自西北来，至舍南麦场，取白药一丸置太后掌中，有光，起视之，渐长。黄冠曰：‘此美物可食。’太后吞之，觉，以告仁祖(朱元璋父亲)，口尚有香气。明日，上(朱元璋)生，红光满室。”该处实录还进一步描写道：“自后，夜数有光，邻里遥见，惊以为火，皆奔救，至则无有，人咸异之。”此后的明代历朝实录也只是对皇帝本人出生进行神化，绝口不提对本民族汉族的神化。 然而，《清实录》则首先对女真-满族的起源进行神化。《清太祖实录》卷1“弁言”记载： 长白山……山之东，有布库里山，山下有池曰布尔湖里。相传有天女三：曰恩古伦，次正古伦，次佛库伦，浴于池。浴毕，有神鹊衔朱果，置季女衣。季女爱之，不忍置诸地，含口中。甫被衣，忽已入腹，遂有身……寻产一男，生而能言，体貌奇异。及长，母告以吞朱果有身之故，因命之曰：“汝以爱新觉罗为姓，名布库里雍顺，天生汝以定乱国，其往治之。汝顺流而往，即其地也。”与小舠乘之，母遂凌空去。子乘舠顺流下，至河步登岸，折柳枝及蒿为坐具，端坐其上。是时，其地有三姓争为雄长，日构兵相仇杀，乱靡由定。有取水河步者，见而异之。归语众曰：“汝等勿争。吾取水河步，见一男子，察其貌，非常人也。天必不虚生此人！”众往观之，皆以为异，因诘所由来。答曰：“我天女佛库伦所生，姓爱新觉罗氏，名布库里雍顺。天生我以定汝等之乱者！”众惊曰：“此天生圣人也。不可使之徒行。”遂交手为舁，迎至家。二姓者议曰：“我等盍息争。推此人为国主，以女百里妻之。”遂定议，妻以百里，奉为贝勒。其乱乃定。于是布库里雍顺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国号曰满洲。是为满洲开基之始也。 又载：“历传至后世……布库里雍顺之族被戕，有幼子名范察者，遁于荒野。国人追之。会有神鹊止其首，追者遥望鹊栖处，疑为枯木，遂中道而返。范察获免，隐其身以终焉。自此后世子孙俱德鹊，诫勿加害云。”在这里，实录将女真-满洲的族源，神化为天女佛库伦，媒介则为神鹊衔的一枚神异的红果。这就将满族塑造成神的后代。与此同时，实录也将女真-满族的图腾——喜鹊作了神化处理，称之为“神鹊”，记载了它保护爱新觉罗先祖的神话。 之所以出现明清实录的上述差异，是因为朱元璋所属的民族汉族已经存在数千年之久，其族源被《史记》等书追溯为炎帝与黄帝，早为人所共知，《明实录》已无需再作叙述和神化；而努尔哈赤所属的民族女真-满族，虽然可以追溯至金朝所属的女真，清初期也曾认可，甚至将国号取名为“金”(史称“后金”)，但后来决定另起炉灶，不仅改国号为清，而且将族名改为满洲，并讳言与女真的关系，因此，今天流行的雍乾校订本《清太祖实录》便将努尔哈赤所属民族的初祖神化为天女所生。《清实录》对满洲族源的神化，与对努尔哈赤个人的神化一样，都是实录修纂者的有意为之。 (二)文化与武化 明清两朝实录在圣化各自的皇帝时，基本上是相同的，都把他们写成天生聪明、勤学好问，文化水平很高的样子。然而，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区别，那便是《明实录》很少赞扬皇帝个人的武功和勇力，而《清实录》则将皇帝塑造成孔武有力、武功高超的形象。换句话说，明清两朝实录都重视皇帝的文化，但《清实录》除重视文化外，还重视武化，而《明实录》则对此很少提及。对皇帝个人勇力和武功的描述和夸饰，是重文轻武的农耕民族汉族所修《明实录》羞于启齿的现象，却为游猎民族满族所修实录津津乐道，反映农耕民族与游猎民族之间价值取向的明显差异。 《明实录》写皇帝，甚少圣化其个人武功和勇力。记载朱元璋事迹的《明太祖实录》，其卷1“弁言”中从未提及他武功高强。《明英宗实录》卷1“弁言”对英宗的聪明好学，一味浓墨重彩地描绘：英宗“稍长，能知书。宣宗皇帝命近侍以经书劝上读讲，辄喜动颜色，至或以玩好奉之，若不经意然”，并不在意他是否拥有武功。《明实录》偶尔在谈到皇帝的武功时，也是先扬后抑。如实录在描写仁宗朱高炽“闻读书辄喜”、“书册翰墨不去手”的同时，提到了他的武功：“稍长习射，数日辄造精艺，发无不中。左右问‘何若是巧也’？曰：‘心志既正，无难者。’”但是话锋一转，说他“绝口不自矜。盖于驰射及奇巧玩适之具，志非所好，独好学问，日从儒臣论说不厌”。(39)《明实录》中唯一对皇帝个人武功作正面叙述的是《明宪宗实录》，卷1“弁言”称，宪宗“读书，音向洪亮，不数遍即作字运笔有法，尤便习骑射”，但只是一笔带过，并未作过多夸奖。其实，明代皇帝中，个人武功比较高强的还有不少，如开国皇帝太祖朱元璋、靖难之主太宗朱棣和文武全能宣宗朱瞻基，以及以武为庙号的明武宗朱厚照，但是，前三人的实录对其武功并不刻意炫耀，而描写朱厚照的《明武宗实录》，则对其恃勇好斗、善用蛮力的尚武行为进行了猛烈抨击。(40)以上事实充分反映了宋朝重文轻武之后农耕民族的社会风尚。 然而，《清实录》在极力圣化帝皇，渲染其文化才能的同时，则不忘塑造清帝的武功和勇力形象。除了《清世祖实录》卷1“弁言”未提及世祖的武艺外，其他的实录多赞美皇帝的武功和勇力，称赞他们箭无虚发、勇力绝伦。努尔哈赤被其实录称赞为“英勇盖世，骑射轶伦”。(41)《清太宗实录》卷1“弁言”夸赞皇太极“勇力轶伦，步射骑射，矢不虚发”。甚至描写他“凡遇劲敌，辄亲冒矢石”。实录称康熙帝“挽弓十五钧，用矢十三握。左右骑射，发必中的”，(42)极力炫耀其武功。《清高宗实录》卷1“弁言”称乾隆帝在木兰秋狝时，“甫上马，熊突起，控辔自若”。圣祖命他“学射于贝勒允禧，学火器于庄亲王允禄，肄辄擅能，精传家法”。实录夸他“每呈彀宫门，习围南苑，闿体审机，叠发奇中，垂髫英武，观者莫不钦为天授，而神枪宝韘，准的具存，贻诲有深焉者”。《清宣宗实录》卷1“弁言”称道光帝“[自]幼神武，智勇天锡”。说他在侍奉高宗围猎时“引弓获鹿，喜动天颜”。并用大量篇幅描写了道光用火枪抗击林清天地会起义的事迹，说他“大胆差人至所内，取进撒袋、鸟枪、腰刀”，见“五六贼在养心门对面南墙外膳房房上”，于是“大胆在宫内放枪，将一贼打坠”，看见“又有两三贼仍在墙上，一贼手执白旗，似有指挥”时，“复将执旗贼打坠”。可谓浓墨重彩地渲染其武功和勇力。《清文宗实录》卷1称咸丰帝“陈经偶暇，练艺习劳，常制枪法二十八势，曰棣华协力，刀法十八势，曰宝锷宣威，皆宣宗所赐名”，并不讳言皇帝对武功的喜好。 明、清实录的上述不同，反映了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在实录书写上的差异。当然，这种差异也并非不可逾越，除了上述清帝外，清代其他皇帝的实录，如清世宗、仁宗实录，以及穆宗以下诸帝的实录，均不再突出皇帝的个人武功和勇力，则说明《清实录》的审美趣味已经汉化。虽然朝廷一再要求满洲子弟不废武功，保持骑射传统，但身为九五之尊的皇帝，本身却渐失骑射武功，实属无可奈何花落去，其实录也不再以武功勇力相标榜了。 (三)嫡子与非嫡 明、清两朝实录对皇帝形象的塑造，还有一个明显的差异，那便是由于汉、满民族继承制不同，造成了嫡庶观念的区隔，导致皇帝形象书写上的差异。 明朝作为汉民族为主的王朝，实行的是宗法制下的嫡长子(正妻所生长子。若长子去世，则嫡子以次递补)继承制。某些篡位的皇帝，其子孙为了突出父祖的正统地位，便在所修的实录中宣称该皇帝是皇后所生的嫡子，把他塑造成理应继位的合法储君。朱棣便是通过“靖难”篡夺皇位的统治者，他的儿子仁宗和孙子宣宗在相继修纂的《明太宗实录》中便把朱棣打扮成太祖正妻马皇后所生的嫡子。其实，朱棣乃太祖与碽妃所生。(43) 清朝满族皇帝没有宗法制观念，也不按嫡长子继承制传位(笔者用“非嫡”来概括)，因此其实录在描写皇帝事迹时，因皇帝无需考虑“嫡”与“非嫡”的合法性问题，故其实录不用篡改皇帝的出身。《清太宗实录》卷1“弁言”在写太宗身世时，直书太宗是太祖高皇帝的第八子，并且并非元妃(原配)所生：“初，太祖高皇帝未成帝业，时元妃佟甲氏生子二，长褚英，赐号洪巴图鲁，再赐号阿尔哈图土门；次代善，赐号古英巴图鲁。继妃富察氏，生子二：长莽古尔泰，次德格类。”最后才说：“孝慈昭宪敬顺仁徽懿德庆显承天辅圣高皇后叶赫纳喇氏，诞育圣子，即上也。”这段记载中，特别指出太祖的元妃是佟甲氏，所生二子是褚英和代善，次妃是富察氏，所生二子是莽古尔泰和德格类，皇太极只是皇帝的三妃叶赫纳喇氏所生。至于实录称叶赫纳喇氏为“孝慈高皇后”，乃是后所追封。显然，《清太宗实录》并未像《明太宗实录》那样，将皇太极打扮成元妃佟甲氏所生。由于清朝没有推行嫡子继承制，是否元妃所生无关紧要，因此实录没有必要篡改太宗的身世。 由于清代没有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皇位继承全在皇帝的心意和喜好，因此《清实录》在塑造皇帝的储君形象时，便刻意记录皇帝对意中人的态度和语言。如《清太宗实录》卷1“弁言”称皇太极“自幼命名，太祖甚钟爱焉”；及长，“圣心默注，人望攸归”。康熙帝被其实录刻意描述道：六岁时，曾经与皇二子福全、皇五子常宁一起被世祖询问各自的志向，皇二子回答说是“愿为贤王”，而康熙回答说：“待长而效法皇父，黾勉尽力。”世祖“于是遂属意焉”。(44)《清世宗实录》卷1“弁言”称雍正帝作皇子时，“军国大计，亦多咨决；禋祀钜典，恒令恭代”。圣祖尝谕诸大臣曰：“朕万年后，必择一坚固可托之人，与尔等作主，令尔等永享太平。”实录说“盖天心默定，神器攸归人矣”。乾隆帝也被其实录有意写成受到乃父的钟爱，有传位于他的意愿。雍正元年正月，世宗继位后的首次大祀之典——祈谷礼成，世宗特地召弘历(乾隆)“入养心殿，赐食一脔，意已为他日付托之本，志早先定，仰告昊苍，故俾承福受胙也”。是年秋八月，雍正帝御乾清宫，“密书上名缄固”，藏于“正大光明”匾额后。(45)此后的实录，对嘉庆帝、道光帝、咸丰帝等均进行了类似的描述和处理。 如果说《清实录》对先帝将储君的名字置于“正大光明”匾后的描述是据实直录的话，那么对皇帝继位前被先帝所中意的记载，则是一种刻意的史料选择，甚至是一种虚构和塑造，把所载皇帝塑造成君意所属的储君形象，从而为其后面的继位进行铺垫和气氛的烘托。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与清代无嫡子继承制密切相关。 (四)杂音与同调 将明清两朝实录比较后，笔者还发现一个特点，便是《明实录》对本朝皇帝的态度比较复杂，既有正面称颂也有负面诋毁，《清实录》则只有赞扬而甚少诋毁。换句话说，即《明实录》在塑造本朝皇帝形象时有杂音，而《清实录》在塑造本朝皇帝形象时则保持同调。究其原因，乃在于《明实录》反映的对象(皇帝)与读者都是汉人，而《清实录》反映的对象是满族皇室，而其读者则大多为汉人。于是，《明实录》是在没有“外人”干扰的情况下，较容易地出现了内讧，从而在其皇帝形象的塑造上产生了杂音；《清实录》则是在有“外人”可能看笑话的背景下，清廷内部一致对外，从而在其皇帝形象的塑造上形成了同调。 《明实录》的主旋律仍是为当朝皇帝唱赞歌，但像建文帝、代宗、武宗、神宗、熹宗诸帝，在他们死后修纂的实录并未遵循或完全遵循主旋律。一种情况是像建文帝、代宗这种被推翻的皇帝，被取消了修实录的待遇，分别写入《太宗实录》和《英宗实录》时，都是作为负面形象来塑造，不仅未赋予其出生时的红光祥云之异，甚至对他们的经历多有诽谤。如实录称，太子朱标薨时，太祖说“长孙弱不更事。主器必得人，朕欲建燕王为储贰，以承天下之重”，(46)便是对建文帝进行诋毁，对朱棣作了拔高。实录还直接将朱允炆塑造成僭越篡位者，说太祖崩后，“皇太孙遂矫诏嗣位”。(47)实录将建文帝塑造成反面典型，从而烘托朱棣靖难和登基的顺天应人、力挽狂澜的形象。(48)二种是像武宗，后嗣皇帝对其嫉妒和暗恨，把他当作好大喜功、荒唐不经的形象来描述。由于大礼议之争，使“外来户”朱厚熜受到强烈的羞辱和刺激，于是恨屋及乌，对根红苗正的前任皇帝、其堂兄武宗心生嫉妒和恨意，在自己主持修纂的《明武实录》中，对武宗的形象进行了负面的塑造，无情讽刺了武宗好动、贪玩、违禁出游、荒淫好色、狎亵妓女、抢人妻妹、禁民间养猪、视国家大事如儿戏等一系列荒诞无耻的行径。(49)三种是像神宗、熹宗这种结仇士大夫的皇帝，在士大夫们为其修纂的实录中，遭到明刺暗讽。神宗由于滥派矿监税使和国本之争，与整个大明王朝的文官集团为敌；熹宗则由于支持阉党镇压东林党人，受到东林党人的痛恨，因此，两位皇帝在文人士大夫所修的实录中，均受到了明里暗里的批评和讽刺。神宗被塑造成负气、贪财、好色、拒不纳谏、听信内臣的昏君形象。史臣们甚至将雒于仁奏本对神宗酒、色、财、气抨击的奏疏内容暴露于实录中。黄仁宇对此感到十分惊讶。(50)熹宗则不仅被塑造成贪玩、昏庸的形象，而且被暴露了出身卑贱、母为选侍的事实。(51)可见，《明实录》在其修纂过程中，前帝与后帝，皇帝与大臣，大臣与史官都存在着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在对皇帝形象书写时，也就出现了不同调的杂音。 与《清实录》相比，《明实录》是对皇帝作过负面塑造的史书。《明实录》中产生对皇帝形象负面塑造的原因，主要是明代皇位传承过程中出现的断裂现象导致一些皇帝非正常登基，前后任皇帝产生了相应的矛盾，致使现任皇帝对前任皇帝产生不满，从而鼓励史臣对前任皇帝进行直书，甚至有意识地进行抹黑和负面塑造。这种情况虽不普遍，但的确存在。另一方面，皇帝作为上层建筑的代表，有时也与作为意识形态代表的儒臣发生冲突，后者利用史书对皇帝的过错予以揭露，使其负面形象暴露于世。 《明实录》对上述皇帝形象的负面塑造，只是主旋律中的变音和杂声，未能改变作为官方史学代表著作的实录对皇权讴歌的实质。然而，与《清实录》一直保持对皇帝形象的正面塑造相比，《明实录》的杂音又显得十分独特和难能可贵。《清实录》在讴歌皇帝时的同调，简单重复，缺乏变化，难以树立其立体而真实的形象。 中国最后的两部实录《明实录》和《清实录》，对明清两朝的皇帝形象通过神化、美化、圣化、德化和仁化的手法进行了正面塑造，把他们粉饰为天命所归的神仙，长相奇伟、举止不凡的美男，天赋异禀、勤勉向学的圣人，德性崇高、孝友兼备的模范，勤政治国、爱民如子的仁君，树立了高大英明的形象。然而，在《明实录》中，由于统治链条的断裂造成的“今上”对前帝的嫌怨，以及史臣对君主的不满，也使其部分实录在描写皇帝形象时进行了负面塑造，产生了杂音。作为少数民族政权所修的《清实录》，在正面塑造皇帝形象上，向汉族所修实录看齐，迅速掌握了各种塑造手法，使其皇帝的形象显得高大英武。与《明实录》不同，《清实录》由于清廷急于在汉人面前树立正面光辉的形象，因此一直保持讴歌的同调；它还在神化皇帝个人形象时，连带将其民族起源也作了神化；对皇帝个人武功和勇力则大力宣扬，不避讳皇帝为庶出的出身，并着力描写先帝对未来储君的默识暗赏。明清两朝实录所产生的上述差别，实原于农耕民族与游猎民族各自特性的差异，而两朝实录对皇帝形象塑造的一致性，则又反映出明清两朝皆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以及清朝在史学上不断加强的汉化倾向。 注释： ①钱谦益：《太祖实录辨证》，载《牧斋初学集》卷100-卷105，《四部丛刊初编》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67年。 ②谢贵安：《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谢贵安：《试述〈明太宗实录〉对建文帝形象的描写与塑造》，《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谢贵安：《试论〈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谢贵安、谢盛：《试析〈明实录〉对刘基形象的记述与塑造》，《学术研究》2013年第5期。 ③司马迁：《史记》卷8《高祖本纪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41页。 ④薛居正等：《旧唐书》卷2《本纪第二·太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页。 ⑤《明太宗实录》卷1，“弁言”，“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下引《明实录》各部版本皆同此。 ⑥《明宪宗实录》卷1，“弁言”。 ⑦《明孝宗实录》卷1，“弁言”。 ⑧孟森：《读清实录商榷》，《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688页；谢贵安：《清实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440～457页。 ⑨《清太祖实录》卷1，“弁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⑩(18)《明太祖实录》卷1，“弁言”。 (11)《明太祖实录》卷257，“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辛卯”条。 (12)《明宪宗实录》卷1，“弁言”。 (13)《明孝宗实录》卷1，“弁言”。 (14)《清太宗实录》卷1，“弁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5)《清世宗实录》卷1，“弁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16)《清仁宗实录》卷1，“弁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7)《清德宗实录》卷1，“弁言”，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19)《明宣宗实录》卷1，“弁言”。 (20)《明孝宗实录》卷1，“弁言”。 (21)《明穆宗实录》卷1，“弁言”。 (22)《清太宗实录》卷1，“弁言”。 (23)努尔哈赤君臣对明朝的绣像版《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有深厚的兴趣。参见杨勇军《〈满洲实录〉成书考》，《清史研究》2012年第2期。 (24)《清圣祖实录》卷1，“弁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25)《清世宗实录》卷1，“弁言”。 (26)《明太祖实录》卷257，“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条；“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辛卯”条。 (27)《明太宗实录》卷1，“弁言”。 (28)《明英宗实录》卷183《废帝郕戾王附录第一》，“正统十四年九月癸巳”条。 (29)《明宪宗实录》卷1，“弁言”。 (30)《明世宗实录》卷1，“弁言”。 (31)参见谢贵安《清实录研究》，第372～381页。 (32)《清太宗实录》卷1，“弁言”. (33)《清世宗实录》卷1，“弁言”。 (34)《明太祖实录》卷257，“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条。 (35)《明太宗实录》卷1，“弁言”。 (36)《清世祖实录》卷1，“弁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7)《清世宗实录》卷1，“弁言”。 (38)《清文宗实录》卷1，“弁言”，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39)《明仁宗实录》卷1，“弁言”。 (40)参见谢贵安《明实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350～351页。 (41)《清太祖实录》卷1，“弁言”。 (42)《清圣祖实录》卷1，“弁言”。 (43)谈迁：《国榷》，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847页；傅斯年：《明成祖生母纪疑》，《“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1932年；吴晗：《明成祖生母考》，《清华学报》(第十卷)，第3期，1935年7月，又收入《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542～556页。 (44)《清圣祖实录》卷1，“弁言”。 (45)《清高宗实录》卷1，“弁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46)《明太宗实录》卷1，“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丙子”条。 (47)《明太宗实录》卷1，“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条。 (48)参见谢贵安《试述〈明太宗实录〉对建文帝形象的描写与塑造》，《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 (49)关于《明实录》对武宗形象的书写，可参看谢贵安《明实录研究》，第350～351页。 (50)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54～257页。 (51)《明熹宗实录》卷1，“弁言”。 本文原载于《历史教学》2018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