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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暗杀。这一事件不仅改变了民初历史的走向，也暗含着对宋教仁和袁世凯的评价。因此，从发生至今，宋案一直备受关注。 但长期以来，学界对暗杀事件并没有深入、严谨的研究。笔者算是研究宋教仁的学者之一，先后撰著《宋教仁与中国民主宪政》、《宋教仁思想研究》，但对宋教仁被刺案并未研究，本人著述中不过是简单继承原国民党所下的结论及学界一般说法，即刺宋背后主使者是袁世凯。这一结论，我至今以为总的方向不错，但失之简单，且缺少最关键的证据。 然而近十年来，有人著书作文认为，指使暗杀宋教仁的，不是袁世凯或是北洋势力，而是同盟会——国民党要人陈其美。这一颇为“新颖”的说法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影响。笔者依据自己了解的当时政争态势和国民党内部关系，认为不存在这一可能，恰恰相反，陈其美与于右任一样，是宋教仁从日本回到上海以后结识的最好的朋友和同志。笔者在有的场合对所谓的新观点曾给予反驳，但苦于没有时间和精力对宋案进行专门研究。 本年尚小明教授新著《宋案重审》出版，仔细阅读之后，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对宋案最为精详的研究。本书最大特点是资料丰富，考证深入。作者不仅新发现了前人不知道的资料，还全面审视宋案最核心的资料，即江苏都督程德全、江苏民政长应德闳公布的证据；作者更是几乎读遍了当时的主要报纸，以便互相比较，得出真相。作者不仅考证宋案背后的指使者，更旁及袁世凯、赵秉钧、洪述祖几位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笔者不揣鄙陋，愿向学界及大众介绍此书，并贡献自己的阅读心得。 一、证实所谓陈其美指使刺宋是袁方制造 《宋案重审》的第一大贡献，就是证实所谓陈其美主使刺宋说，是与国民党对立的报纸所造谣言，特别是袁世凯、应夔丞等为转移视线而制造出来的。 尚著考证了陈其美主使说的流传过程。指出，3月22日，宋教仁去世当天，案件尚未侦破，共和党系的《亚细亚日报》就不负责任地指宋是被国民党同党人所杀：“宋之被刺，又安知非该党中好弄手枪者故逞一击。”数日后，还是《亚细亚日报》，居然称从应夔丞家中搜出的用于刺杀宋教仁的手枪刻有“陈其美”三字，影射陈其美为主使者，此事完全是子虚乌有。而后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国报》更是大肆造谣。 尚著指出，梳理宋案发生后关于陈其美主使杀宋的各种报道和评论，有两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刺宋案发生于上海，照理若陈其美真与该案有牵连，上海各报一定会率先报道，并密切关注。但事实却是，暗示陈其美与刺宋案有牵连的报道，首先出自北方，并且随后的相关报道也几乎都来自北方报纸。这些报纸要么为国民党的反对党如共和党、统一党所办，要么为外人所办，与政府皆有密切关系。第二，在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于4月25日通电宣布宋案证据之后，政府嫌疑大增，恰在此时，陈其美主谋杀宋说也开始高调宣传。仔细思考，这些宣传不能不让人怀疑是为进行舆论对抗，淆乱视听。而其背后，既有袁党之造谣，又有应党为使应夔丞脱罪而对陈其美之陷害。 在这里，笔者有必要强调报刊作为历史资料的问题。作为史料，报刊的内容极为丰富，且按日报道时间性强，向受史家重视。但是正如每种史料都存在问题一样，报刊也存在很大问题。且不说报纸的报道、评论的准确性受记者、评论人的认知水平的限制，也受党派立场的影响；更严重的是，许多报刊有意颠倒黑白，甚至无中生有，其中多半出于政治目的，为自己所在的政治势力服务，当然，也有报刊的报道是被金钱收买为经济利益驱动。 如果看到某一报刊的报道，不加分析考证、不与其他报刊其他史料对照，就当信史使用，则往往会出现荒谬的结果。这样的错误，有些造诣很深的史家也不能完全避免。近年关于陈其美主谋杀宋的著述，抛开其他因素，从学理分析，恐怕就是这样造成的。 尚小明不仅指出某些报刊的流言不可信，还发现更有力的证据，确认应夔丞及袁党曾策划所谓陈其美主谋说。 在各种指陈其美为杀宋主谋的著述中，有一篇当时流传的《北京国务院声明》，多被当做所谓“有力证据”。这篇声明指宋教仁主张举袁世凯为总统，而自己主持内阁。但国民党内，黄兴想当总统，陈其美欲推黄竞选总统而自己出任内阁总理。因此，陈其美指使应夔丞杀宋。 尚小明指出，从行文、语气看，这篇声明根本不是国务院的官方文献。尚小明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所藏档案资料中，发现一封应夔丞的党徒的信函，其内容正与所谓《北京国务院声明》相同，但多出了“乞公与当道酌之，名心叩”。原来这本是一封密谋的信函！结合以前已公布的袁世凯所存署名“雷”（疑为袁亲信雷震春）的密呈，密呈中有一句，要策划“一面再曝陈其美之不法”，完全可以断定，所谓陈其美主谋说，完全是应夔丞以及袁世凯方面策划制造出来的，目的即为混淆视听。 尚著还指出，应夔丞虽曾为陈其美下属，但“实际上，陈、应迥然不同。陈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政治主张，应则为见利忘义、见风使舵之徒，陈对应不过利用而已”（第234页）。所以，从情理上，陈其美也不可能主使杀宋。 笔者还要做一点补充。大凡历史考证，或要确认某件史事，或要推翻前人的说法，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要有充分的事实证据；第二，要合情合理，要符合历史的逻辑。否则，无论所谓新发现如何新奇，只是空中楼阁而已。陈其美主使说便是如此。 事实证据已如尚小明教授的考证。而当时袁派报纸，曾多次指黄兴是幕后指使者。这一说法不仅没有证据，而且观察宋教仁、黄兴的关系和政治立场，考察黄兴的品格，可知这一说法连造谣者都知其不值一驳，所以后世专门猎奇者也无人相信，故未能流传。而逻辑上，即使黄兴选上总统，宋教仁死亡，国民党内有资格当内阁总理的还有好几位，恐怕还轮不到陈其美。 《宋案重审》出版以后，我认为，所谓陈其美主谋杀宋说可以休矣。 二、指出宋案为洪述祖、应夔丞一手策划 对于策划刺宋的洪述祖、应夔丞，以往学界虽熟知其名，但对他们的经历、性格、思想却不了解，只是近年才稍稍引起注意。尚小明多方搜集资料，对此两人做了详细的考察。根据作者的研究我们可以知道，此两人经历曲折复杂，都是劣迹斑斑、品行不佳，或曾被弹劾或曾被处分，都是胆大妄为，又都颇有些小聪明。这些都构成他们密谋刺宋的性格、品行基础。 据尚小明教授的研究，洪述祖与应夔丞本不相识。1912年9月，洪被袁世凯派往南方联络应夔丞及其为会长的中华民国共进会，两人由此结识，应夔丞还经过洪的牵线入京见过袁世凯。1913年初，正式国会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获得胜利，洪即进一步与应秘密策划如何对付妨碍袁世凯集权的国民党。其中既有真对付国民党的成分，更有合谋从袁世凯政府捞取钱财的成分。 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即为学界熟知的所谓应夔丞“购孙、黄、宋劣史”、“用照片辑印十万册”，以破坏国民党的形象，同时索款30万元。但不料袁世凯却要求其呈上相关证据材料，而这些所谓“劣史”本属子虚乌有，应夔丞根本无法呈送。而洪一再强调，诋毁国民党领袖人物，须有真凭实据，或见到实效，袁世凯政府方能给钱。直接领款不成，应夔丞又想打折扣购买公债以从中获利。在所谓“劣史”根本子虚乌有无法搞到的情况下，洪、应二人遂策划杀宋，洪并向应许诺“燬宋酬勋位”。尚著还认为，宋教仁被刺前一些报章发表的攻击宋教仁的文章、通电之类，也极有可能是洪述祖所为。 尚小明认为，洪述祖之所以谋刺宋教仁，其出发点有二，一为谋取利益即钱财官位，一为迎合袁世凯对付宋教仁及国民党的心理，而从根本说，在于维护袁世凯的统治，反对宋教仁及国民党的民主政治主张。 三、认为袁世凯并未指使暗杀宋教仁 在应夔丞、洪述祖来往的电报里，有不少“转呈候示”、“请先呈报”、“望转呈”，之类的字样，一般被当做袁世凯、赵秉钧是主使者的证据。尚著指出，应夔丞一直认为，杀宋计划，洪述祖方面系得中央即袁世凯指示，故有这些字眼。但袁世凯并未主使，洪实为欺骗。 尚著认为，宋教仁被刺后京师警察厅长王治馨在追悼会上演说述及“总统说：洪述祖曾有一次说及总统行政诸多掣肘，皆有反对党之政见不同，何不收拾一二人，以警其余。总统答以反对既为党，则非一二人之故，如此办法，实属不合”，这段话为了解宋案者熟知。 以往人们把此段演说视为袁世凯曾与洪述祖讨论暗杀宋的证据，而忽略后面袁反对暗杀的一句，或认为不可信。尚著根据另一篇报道，洪述祖向袁世凯暗示刺宋是在案发前十余日，此前洪述祖已指示应夔丞暗杀宋教仁，其时洪述祖常来往京、津，案发前十余日洪述祖恰在北京，时间对得上。而2月27日洪述祖把家眷从北京迁到天津，可能即是为刺宋以后万一有意外做准备。作者经过分析指出，王治馨的话是可信的。 另外，洪述祖3月13日致电洪述祖“燬宋酬勋位”，被人们视为袁指使的证据，但若把此电前后文完整分析，实际意思是，洪述祖告诉应夔丞，他要六六二折购买的公债作为报酬，因要求的折扣大，可能通不过，因此洪又抛出了“酬勋位”的诱饵，让应夔丞“燬宋”。而谋求购买公债、“燬宋酬勋位”，袁世凯皆不知情。 那么，袁世凯与刺宋案完全没有关系吗？非也。 作者将“宋案”与“刺宋案”做了划分，指出：“宋案实际上是由多个案情次第演进与交错进行而酿成的复杂案件，‘刺宋’是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整个案件的最终结局……袁、赵虽然与宋案一些环节确有程度不同的牵连，却与刺宋环节没有直接关系。”（第239页）指使洪述祖收抚应夔丞和共进会、损坏孙黄宋等国民党领袖声誉，皆为袁世凯指使。 按笔者理解，尚著所说的“宋案”，实即袁世凯北洋集团与国民党的政争。诋毁国民党、企图构陷孙黄宋，都是这个政争的一部分，而这些都是袁世凯指使的。因此，袁世凯虽没有指使刺宋，但对宋教仁被刺还是有关系，或者说是始作俑者。 仔细思考，逻辑上，北洋系内部袁之亲信敢死士甚多，而宋教仁几乎不加防备，刺杀当非难事。袁世凯如欲杀宋教仁，似不必假手应夔丞这位原不属亲信的人。 赵秉钧与宋案的关系，作者也做了详密的考证和分析。 由于资料的限制，包括笔者在内，以往人们多以为洪述祖是因缘赵秉钧才得以接触袁世凯，即赵是袁的部属和亲信，洪又是赵的亲信。作者广泛搜集资料考证指出，其实袁世凯早在驻朝鲜时就认识洪述祖，并对其颇为赏识。 辛亥鼎革之际，洪曾为袁世凯、唐绍仪秘密策划对付清廷及南方革命党人，洪述祖此时就与袁建立了特殊关系，并实际上是袁世凯得任临时大总统的“功臣”。民初袁、洪关系实际上比袁、赵关系更为私密，可以说，赵只是袁身旁“红人”，而洪则为袁之“私人”。洪、袁关系如此密切，乃至于洪可以不遵守谒见总统的相关规定，在没有总长带领的情况下，“时往总统府”。在洪述祖、应夔丞策划刺宋的过程中，赵秉钧完全不知情。 四、一点补充 于右任为宋教仁书哀辞，为熟悉民初历史者熟知，即：“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认为陈其美主使刺宋者曾以此作为于右任怀疑陈其美的根据，尚著曾予以反驳。笔者补充如下，以为哀辞不含怀疑陈其美、黄兴或孙中山的佐证： 其一，于右任哀辞撰于1914年。台湾《于右任先生文集》收入此篇哀辞，题为《宋教仁先生石像赞》，后面编者加按语：“按：宋教仁先生遇害后，公葬上海。余杭章炳麟先生在北京狱，篆渔父两字，右任先生得之，镌于宋像石座，并于墓前题刊以呜呼宋教仁先生之墓，像后赞以右辞，又纪以诗，时在民国三年春。”宋教仁墓正是1914年所建。考1914年于右任曾到上海，章太炎也确曾被袁世凯囚禁，可以印证。1914年，国民党已被打败，孙中山、黄兴、陈其美流亡海外，又有何力量能“人戮”？此时袁世凯的权势却如日中天，帝制闹剧即将上演，袁才具有“人戮”的权势力量。 其二，于右任为《我之历史》（即宋教仁日记）所作序中明确说：“南北统一，同盟会改组，国人望君（指宋教仁）愈殷，袁氏忌之亦愈甚。约君秘室，百计诱之，不为动，遂遣人刺君于上海之沪宁车站。”于右任后面还写道：“宋案中关于北京者，如袁、赵、应、洪等，皆一一天夺其魄而去，不可谓天道无知。而当时尽力此案之人，克强（黄兴）呕血死，英士（陈其美）、鸿仙（范鸿仙）并为北方奸人所刺，独我以不才而幸存。”这篇序文，作于1920年，原载桃源三育乙种农校所印《我之历史》，因1949年以后出版的宋教仁集及日记均未收录，故少为人知。从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于右任认为袁、赵是幕后主使者，而陈其美不惟不是怀疑对象，且是为侦破刺宋案尽力的好友和同志。是于右任对陈其美没有任何怀疑。 宋教仁被刺案纷繁复杂，留下诸多谜团。再加上当年嫌疑人洪述祖、赵秉钧等没有到案，事实上并未真正开庭审判，后来洪述祖虽被拿获审判，但诸多当事人赵秉钧、袁世凯、应夔丞，以及宋教仁的好友同志黄兴、陈其美等都已去世，以致发生诸多争论和猜测。《宋案重审》的出版，大大推进了宋案的研究，希望有兴趣的学界同行继续深入。 （本文原文刊发于2018年8月《国家人文历史》。迟云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