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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览会史研究是近些年学界研究的热点。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举办，极大地推动了博览会史研究，涌现出不少优秀的学术成果。2017年6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洪振强博士的专著《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1851—1937）》，就是其中之一。该书梳理了近代中国博览会的发展历程，就博览会上民族主义的动因、内涵、演进历程及其背后的实用主义心态等诸多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通读之后，笔者认为全书布局合理，论证严谨，既是一部研究近代博览会史的力作，也是一部研究近代民族主义的佳作。 一 全书布局合理 考虑到民族主义是个很有争议的话题，洪振强博士秉承“长程的历史观”、“总体的历史观”、“更趋精细的历史观”和“内部取向的历史观”，本着“让史实说话”的原则，把博览会事业上有关民族主义的史料按一定逻辑分章叙述出来，布局合理、线索清晰、内容丰富。下面按章节简单介绍其内容梗概。 第一章论述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观念认知。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观念认知比较零碎，大致经历了从炫奇斗异到兴商而战，再到启智劝业的过程，其背后是一种对西方先进的惊羡之情，并由此萌发学习西方、挽回利权、发展自身的追赶意识。整体而言，其观念认知是层层深入的，具有很强的实用主义目的性和“自省”倾向。 第二章主要考察晚清参加博览会的活动，并透过活动分析时人的观念。从1851年开始，中国历次参展中的会场布置和赴展展品，所展示的是一种“王朝中国”和“农业中国”的形象。到20世纪初，时人“国”之观念增强，这个“国”不是西方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很大程度上是指与西方世界不同的一个世界，其外在载体是“晚清王朝”，但又与中国的传统王朝不一样，因此，还伴随有“利权”观念，开始涉及“国权”。 第三章以南洋劝业会为个案，通过博览会活动考察民族主义。南洋劝业会是晚清举办的最大的博览会，其目的不像西方博览会一样，注重“博”和“览”，而是在“劝”，主张通过举办展览来“劝业”，即要振兴实业。南洋劝业会上中西合璧的展馆建筑和注重社会趋势新发展的展品征集体现了一种求新、求发展的愿望。显然，南洋劝业会蕴含了一股追求发展和进步的民族主义观念。 第四章以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为个案，探讨民初参加博览会事业所具有的民族主义观念。这届博览会是近代中国参展规模最大、最为成功的一次，也是中华民国第一次在大型国际场合露面。民国北京政府专门成立事务局进行筹办，组织实业考察团，在会场上开展国民外交，宣传中美友好，会场布置也尽量显现“中华民国”形象。正因为有精心的筹办，这次参展取得了很大成功，得奖数第一，超过了日本。虽有“华埠地狱”事件，但事态很快被华侨、留学生和赴赛监督处所控制。这些都反映了时人“国权”观念比晚清更强。 第五章以1929年西湖博览会为个案，探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博览会上的民族主义。西湖博览会是近代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的博览会，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举办的唯一一次全国性的综合博览会。这次博览会是在国民党取得全国政权，开始训政，实行一党专政的背景下举办的。因此，西湖博览会具有很强的“党化”色彩，其蕴含的民族主义表达出更明确、更强烈的民族国家观念，经济主权意识不断提升。 第六章综合考察民国所举办的国货展览会。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货展览会被直接纳入政府开展的国货运动之中。国货展览会和国货运动一样，具有非常强的民族主义色彩，它极力渲染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危害，警醒人们不用外货，要用国货。同时，也承认国货不如外货，主张国货要改良。此外，国货展览会直接把发展国货与拯救国难联系起来，宣传提倡国货就是在挽救民族、挽救国家。 综上所述，该书以近代重大博览会为线索，把民族主义作为博览会的主题来谋篇布局，主题明确，论证严谨，重点突出，既符合博览会发展的历史，又具有历史的穿透力。作者挖掘资料令人嘉许，参考书目超过30页，远过于其他相关著作，为该书的精湛立论奠定了坚实可靠的基础。 二 深化了民族主义研究 民族主义是近代中国社会中一股不绝如缕的潜流。余英时先生曾指出：百年来中国一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力量是成功还是失败，就看它对民族情绪的利用到家不到家。如果能够得到民族主义的支持，某一种政治力量就会成功，相反的就会失败”。 梳理学术史，发现以前的学者主要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研究。其一，通论民族主义，包括其来源、演进历程、特征、类型等。其二，研究精英人物的民族主义思想，如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等人。其三，以社会群体为代表，研究民族主义思潮。其四，研究社会群众运动中的民族主义，最典型的研究是抵货运动。其五，将民族主义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予以分类，主要研究文化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其六，通过政治、外交与战争等研究民族主义，尤其是政治民族主义的运作及其影响，包括探讨近代民族国家的构建。 洪振强博士独辟蹊径，从博览会的视角研究民族主义。为什么以此为视角进行研究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和价值。其一，博览会承载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两大关系，可以很好地透视民族主义。其二，博览会看似是一个事件，实则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观念等诸多方面相关，其展示和蕴含的是一个社会的综合体，并与相应时期的社会语境息息相关。其三，博览会作为一种社会活动，蕴含了丰富的社会观念，十分有利于研究民族主义问题。所以，博览会是研究民族主义的绝好载体。 哈佛大学博士葛凯曾经研究了博览会上的民族主义，其专著《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第三部分探讨了民族主义的商品展示的方式，例如产品展览会、百货商店、博物馆和广告等，这些方式产生并界定了消费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微妙关系。他提出：“消费主义在民族主义明晰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基本的角色，同时，民族主义对于界定消费主义也是如此。对所有商品进行‘本国’和‘外国’的区分，有效地产生了‘叛国的产品’和‘爱国的产品’这两个概念，这就使得民族主义塑造出了萌芽中的消费文化的基本形态。”客观地说，葛凯的研究具有开创性，较好地论述了国货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构建了近代中国民族国家的认同。但是，他对国货展览会的发展历程及其所体现的民族主义特征等论述较少。 洪振强博士系统地梳理了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他对民族主义的动因、内涵、心态、演进路径、主要特征及其困境等论述得非常深刻。他认为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中民族主义演进路径可以从两方面看：一是时人萌生民族主义的情感思路演进路径；二是从历时态看，民族主义从晚清到民国的演进路径。这两方面往往是连在一起累叠进行的，使得民族主义愈加明确、丰富。19世纪六七十年代，时人最先接触到博览会时，对博览会上的“西方”表达出了惊羡之情，好奇而佩服，在认识到博览会上西方展品之先进的同时，也认识到中国展品的落后，从而萌发出忧虑意识、危机意识，开始反省中国展品为什么落后，并积极思考解决之道。到了19世纪八九十年代，时人继续本着这种实用主义心态认识博览会，开始明确以“中国”为本位，思考博览会对中国的好处。到了20世纪初，中国博览会事业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国人参加博览会愈加积极、广泛，并开始自主办理赴赛事宜；另一方面，仿照日本，开始举办国内博览会，即各种各样的劝业会。这样，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就不仅体现在时人对博览会及西方的观念认知上，而是更多蕴含在博览会事业的具体言行之中。洪振强博士对博览会上民族主义演进路径的勾勒，弥补了《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一书的缺憾，更系统更深入地研究了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 学术对话是学术进步的基础，洪振强博士还与其他学者进行思想博弈。学者叶江在《世界民族》2007年第4期发表论文《略论当前民族主义研究中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兼谈民族主义与建设和谐世界之间的关系》，就史学界相当一部分学者所提出的“一些新的看法和提法”表示了异议，主要表达了两个观点：一是中国古代没有任何民族主义思想，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是由西方传过来的；二是民族主义具有两面性，即使提倡“理性民族主义”也难以避免其负面影响，因此，任何民族主义与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都是相悖的，二者难以调和兼容。 针对这种观点，洪振强博士进行了商榷。他认为，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和社会运动，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兴起是受西方冲击的产物，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也为其提供了思想资源。近代以来中国就有一股对自身进行反思，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审视的理性民族主义，其包括两个不可分割、紧密相连的方面：一是价值理性，具有对内和对外两大内涵，对内追求个人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对外追求独立与平等，以及世界性的和平共处；二是工具理性，民族主义的表达方式符合“现代性”，经过了一定程度的理性思维，有利于实现理性价值。这样的理性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自由主义相与相生，有利于建设和谐中国与和谐世界。笔者认为，该观点既立足于“中国本土，据之于中国实情”，又没有完全抛开“西方模本”，立论准确，论证严谨，令人信服，极大地深化了民族主义的研究。 三 拓展了博览会史研究 该书从民族主义视角思考近代博览会史，同时又通过博览会史研究近代民族主义，进而探讨近代民族国家形成的历程。纵观全书，其另一个大的学术贡献是拓展了博览会史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整理了展览会大事年表。民国时期，中国举办了大量的展览会。到底举办了多少，名称是什么，什么时候举办，在哪里举办，由哪些单位举办，以前很少有学者进行统计。作者花费大量时间，参考了大量资料，如《申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等报纸，还有《中国参与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纪实》《江苏筹办巴拿马赛会出品协会报告书》《直隶省商品陈列所报告》《天津特别市第一次国货展览会报告书》《贵州全省实业展览会专刊》《广州市国货会刊》等珍贵资料。在此基础上，作者统计了两张展览会大事年表：第一张是北洋时期国货展览会统计，列出了48次重要展览会的基本情况；第二张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货展览会统计，列出了206次重要展览会的基本情况。两张统计表长达25页，线索明朗，史实清晰。作者将尘封已久的零散资料进行整理，理清了民国时期展览会的发展脉络，为民国博览会史研究做出了基础性贡献。 第二，善于进行历史比较。比较研究是史学研究常见的方法，不是为比较而比较，比较的目的在于揭示某些历史规律，说明某些历史问题或解释某些历史现象，没有研究目的或研究主题的比较往往是盲目的，甚至是毫无意义的。该书较好地采取了比较研究方法，一是对近代中国博览会事业做纵向比较，二是把中国与日本的博览会事业进行横向比较。在纵向比较方面，该书把民国时期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与晚清政府参加博览会进行比较，把1929年西湖博览会与1910年南洋劝业会进行比较，把国货展览会与晚清劝业会进行比较。通过比较，使读者更好地认识到博览会发展的同与不同。譬如，虽然西湖博览会与南洋劝业会举办的具体环境和具体活动有所差异，但遭受西方列强经济侵略、中外发展不平等、利权外溢的大环境没有改变，因此，二者都有劝兴实业、振兴工商、发展教育、启发民智的意旨。在渲染西方经济侵略导致亡国灭种的危险的同时，也承认中国大大落后于西方，都主张积极学习西方。南洋劝业会和西湖博览会虽然相距近20年，但二者所体现出的民族主义具有相同的内涵，即主张通过自身的发展壮大，来缩小与西方的差距，从而获得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在横向比较方面，该书把1910年南洋劝业会与1903年日本大阪博览会进行比较，认为二者最大的不同是两国所表现的求发展的观念不同。日本的劝业会是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服务的，其追求发展不仅在富强国家，而是为了对外扩张；而南洋劝业会追求发展，是受西方经济侵略、利权外溢的影响，是在“利权”观念刺激下产生的，发展的目的是挽回利权，实现中外平等。比较研究不仅揭示了博览会之间的共性、差异及其原因，还透视了博览会发展的体制机制与国际环境,极大地推进了博览会史研究。 第三，取得了一些标志性成果。相比前人研究，该书有多个地方对博览会研究进行了突破。如第二章第四节“维护国之形象与权益的斗争”，作者论述了晚清时人维护“国”之权益的努力与斗争，包括对会场上羞辱中国的诸多行径进行坚决抗争。又如第二章第五节“活动背后的观念”和第四章第四节“国之观念”，作者采用计量史学的方法，统计了时人在博览会言论中谈及的大量“国”之词语。作者认为这些博览会言论所包含的“国”之观念，是近代博览会促使晚清中国向近代国家移化在社会观念层面的反映，体现的是国际博览会上晚清中国“国家”形塑的“质”。在此基础上，作者撰写的论文《国际博览会与晚清中国“国家”之形塑》，发表在《历史研究》2011年第6期。该文指出，晚清时人言行中所蕴含的“国家”观念是对近代西方国家的一种条件反射式移植，富有较浓的情感色彩，与中国由清政府主导而展示出来的王朝、文化和农业三位一体的传统国家形象之间有着较大落差，虽缺乏近代国家之真义，但具有建设一个富强的近代国家的价值追求。因此，“国”之塑造进程愈快，社会上“国”之观念就愈强，谋求推翻清政府，建立建设新“国家”的步伐亦加快。该文发表后，《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历史教学》等期刊全文复印或转载，得到学界广泛好评。可以说，这篇文章推进了博览会与国家形象的研究，是博览会史研究的典范之作。此外，该书在晚清社会对博览会的观念认知，西湖博览会的娱乐、消费与政治关系，国货展览会与民族主义的新呈现等方面也有新的阐释。 第四，提出了一些前瞻性建议与反思。该书认为近代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有很多合理的地方，对实现民族独立后开展建设和追求发展有很大启发和借鉴作用。作者提出了以下四个建议。一是要正确反省自身，正视中国的各种优缺点。近代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认识的一个基点是中不如西，承认博览会上中国展品所呈现的中国形象比不上西方近代国家，承认国货在技术、品质、装饰和价格上比不上洋货，承认中国经济的衰败是中国贫穷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要振兴民族经济，首先要改良国货、发展国货。二是要正确对待西方，要有开放意识，不可盲目排外。近代博览会事业中的民族主义受到了西方的刺激，这种刺激除了指西方的侵略之外，还指西方所展现的成就对中国造成的无形催动。毫无疑问，西方引领了近代以来的先进潮流，对其侵略的一面，应该加以抵制，但不应对其一概排斥，要积极学习西方追求发展的技术、制度和观念。三是要立足自身，独立自主，把“苦练内功”落到实处。近代博览会事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考察研究、品评审查，立足于国货的改良竞进来求得国货的发展和国家的繁荣富强。独立自主不等于闭门造车，还必须积极借鉴西方的发展经验和技术。要鼓励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国货相互比较，相互竞争，在比较竞争中求得改良和发展。四是要正确处理好“中国”“西方”“世界”三者之间的关系。近代博览会事业及其中的民族主义，虽能较理性地处理中西关系，但缺乏较为长远而宽阔的“世界”观念，没能站在“世界”的高度去正确思考并引导中国在学习西方、追赶西方的过程中，如何超越西方、融入世界，成为人类社会进步的创造者、引领者。这些建设性意见，是基于史实研究而提出的，具有合理性和前瞻性，对当今中国会展业发展、民族国家意识的构建和中国高层次对外开放等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该书布局合理，研究视角新颖，史料翔实可靠，学术视野开阔，是一部民族主义和博览会史研究的佳作。古人云，学术贵在专一。让笔者钦佩的是，作者对学术的严谨态度和刻苦治学的精神。该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从2006年博士答辩到2017年出版，历经了11年的打磨修改，体现了作者对学术的精益求精。如果仓促出版，不可能有这部53万字的大作。当然，本书还有值得深入的地方，正如马敏教授在该书序言中指出的，如何从“中国”“东亚”“世界”这三个视角，立体、全面地审视近代博览会事业及其中所呈现的民族主义，似还需进行更为深入的思考和分析。这是对民族主义研究提出的高要求，也为博览会史深入研究指明了方向。 （本文出自《近代史学刊》第19辑。作者夏松涛，任教于岭南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