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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时期的北大歌谣运动和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都是以民间歌谣的征集、创作为主要内容和方式的民间文学活动。但二者虽然都取面向民间之姿态，却各有倚重。发生于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北大歌谣运动旨在文艺创作思想的革新和中国现代民俗学学科研究领域的开创；而发生于当代共和国历史的大跃进新民歌运动则旨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诉求。因此二者在对“民间”的价值取向上存在明显分殊，表征了不同时代语境的文化、政治内涵。 关键词：民间；北大歌谣运动；新民歌运动 北大歌谣运动和新民歌运动，是先后发生在“五四”时期和大跃进时期的两次民间文学活动，以民间歌谣的征集、创作为主要内容和方式。二者皆取面向民间之姿态，但是，在面对民间的同时，却呈现出了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北大歌谣运动反映了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知识分子力图以清新刚健的民间文学精神反对封建传统文化的启蒙理想，旨在开辟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的全新领域，并为文人创作提供一种来自民间资源的营养。而大跃进新民歌运动则完全体现了特定政治语境下权威意识形态的策略诉求，民间是用以实现其政治文化干预目的的一种手段和媒介。因此二者各有倚重，一个旨在学术思想创新和文艺创作革新方面，另一个则旨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文化建构方面。因此，二者面对“民间”的价值取向存在明显分殊，是不同时代政治、文化语境特征的反映。 一 发生在北京大学的全国近世歌谣征集活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由文人、学者发起的一场民间文学运动。 1918年1月底，正在北大法科从教的刘半农首先倡议发起了这场运动。在《<国外民歌译>自序》中，他曾讲述了此次活动产生的缘由:“这已是九年前的事了。那天，正是大雪之后，我与沈(尹默)在北河沿闲走着，我忽然说:‘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我们何妨征集一下呢?’尹默说:‘你这个意思很好。你去拟个办法，我们请蔡(元培)先生用北大的名义征集就是了。’第二天，我将章程拟好，蔡先生看了一眼，随即批交文牍处印刷五千份，分寄各省官厅学校。中国征集歌谣的事业，就从此开场了。”之后，北大遂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并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刘半农亲自拟定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号召北大及各地方教育团体师生搜集民间歌谣。各地搜集的许多歌谣，经择选审定后在《北京大学日刊》“歌谣选”栏目刊发，产生了很大影响。 北大歌谣征集活动的主要发起人和领导者刘半农、胡适、周作人、顾颉刚等，都是在文学艺术领域和史学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们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发现，反映了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和启蒙主张。自近代以降，中国内忧外患的历史境遇使知识分子“眼光向下的革命”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指向文化革新。民间的清新刚健被作为反抗陈腐封建传统文化、实现文化思想革命的一种重要力量。刘复的《江阴船歌》和顾颉刚的《吴歌甲集》作为这次歌谣征集活动中的重要成果，正反映了现代知识分子的这种文化思想和学术追求。 发生在1958年被称为“新民歌运动”的全民性的文化实践，则是伴随经济的“大跃进”而在文化领域展开的一场激进色彩的文化革命运动。 1958年毛泽东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谈到民歌的搜集及创作问题。3月，在中共中央酝酿大跃进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就提出了民歌的话题，倡议收集和创作民歌:“搞点民歌好不好?请各位同志负个责，回去以后，搜集点民歌。各个阶层，青年，小孩都有许多民歌，搞几个点试办。每人发三五张纸写写民歌，劳动人民不能写的找人代写。限期十天搜集，会收到大批旧民歌的，下次会印一本出来……中国诗的出路:第一条是民歌，第二条是古典，这个基础上产生出新诗来，形式是民歌的，内容应当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对立统一。现在新诗不成形，没有人读，我反正不读新诗，除非给一百块大洋。”4月初，在武汉会议期间，毛泽东又继续就民歌的创作、搜集问题提出建议。4月14日，《人民日报》就发表社论《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正式向全国传达出了来自毛泽东这一政治权威人物关于民歌搜集创作的提议，把搜集民歌视作为“一项极有价值的工作，它对于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首先是诗歌和歌曲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号召“需要用钻探机深入地挖掘诗歌的大地，使民歌、山歌、民间叙事诗等等像原油一样喷射出来。”之后，全国各宣传领导部门都根据社论精神把搜集民歌作为“当前的一项政治任务”来贯彻实施，各地纷纷成立采风组织和编选机构。一场大规模的民歌创作、征集活动就这样以政治运动的方式有组织地在全国各地展开了。被誉为“社会主义新国风”的大跃进新民歌，显然不仅仅是一场单纯指向的民间文学运动，这一由毛泽东直接倡议推动的新民歌运动，是文学运动与群众性政治运动相互纠结的产物，抑或说是上层文化对民间文化的一次有选择、有目的的倾斜。对民歌这一民间艺术的大力提倡，在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表达中已经发生了转移，具有明显的政治意图。 二 在“五四”时期北大的歌谣运动中，值得注意的是从刘半农最初所拟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开始就对搜集歌谣提出了一条基本原则，即尊重民间歌谣的天然本真特性，规定入选之歌谣当为“有关一地方、一社会或一时代之人情风俗政教沿革者；寓意深远有关格言者；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童谣语，似解非解，而有天然之神韵者”，而且“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从上述《简章》的规定内容可以看出，歌谣征集活动是立足于学术文化研究和文艺创作的。 1922年12月17日《歌谣》周刊创刊词将歌谣征集的目的进一步明确为“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认为“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只靠几个有志未逮的人是做不出什么来的。但是也不能不各尽一分的力，至少去供给多少材料或引起一点兴味。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我们把它辑录起来，以备专门的研究:这是第一个目的。因此我们希望投稿者不必先加甄别，尽量的录寄，因为在学术上是无所谓卑猥或粗鄙的。从这学术的资料之中，再由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意大利的卫太尔曾说:‘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情感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所以这种工作不仅是在表彰现在隐藏着的光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这是第二个目的。” 在这一思想原则主导下，北大歌谣运动也放宽了征集范围，刘半农所制《简章》曾特意提出搜集歌谣当“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但《歌谣》时期却有所超越，体现了对歌谣这一民俗文化形式进行研究的学术态度。《北大歌谣会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规定:“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可见，“五四”时期的歌谣征集活动一方面体现了对学术研究方式及规律的遵循，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对歌谣文艺价值及其之于新诗创作影响的肯定。对此周作人已有明确的阐释:“民歌与新诗的关系，或者有人怀疑，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他的真挚与诚信，这是艺术品的共同的精魂，于文艺趣味的养成极是有益的”。 大跃进时期新民歌运动的一个主要成果是《红旗歌谣》的编辑出版。其主要编纂者之一周扬在《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一文中，以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背景下的新民歌运动及其创造者“劳动人民”的高度赞扬将其意义归结为:“解放了的人民在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斗争中所显示出来的革命干劲，必然要在意识形态上，在他们口头的或文字的创作上表现出来……新民歌成了工人、农民在车间或田头的政治鼓动诗，它们是生产斗争的武器，又是劳动群众自我创作、自我欣赏的艺术品。社会主义的精神浸透在这些民歌中。这是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民歌；它开拓了民歌发展的新纪元，同时也开拓了我国诗歌的新道路”。这场以搜集创作民歌为主的群众文艺大跃进运动，虽然以“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老九”，“县县要有郭沫若”的跃进目标在全国形成了“千人唱、万人和”的诗歌创作高潮，但是很明显，新民歌运动所追求的并不单单是大量诗歌的创作和搜集，它所刻意表达和营造的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豪迈气魄以及神奇的创造力量，相对而言，传统民间艺术中尤为注重的情爱因素在劳动人民豪情万丈的政治讴歌中早已退居到了次要的地位，男女情感被隐含在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当中，新的社会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被作为检验他们情感趣味的一个主要标准。新民歌中常见的诗句是“我盼阿哥像雄鹰，入社别落人后头……我盼阿哥像河里浪，跟党一直走到头。”或者“情哥挑担快如飞，妹妹担子紧紧追；就是飞进白云里，也要拼命赶上你。”这与新文化歌谣运动中学者将情歌甚至猥亵歌谣的搜集纳入民俗文化学术范畴的研究态度、并从中发现民众精神的价值取向形成明显的区别。因此，新民歌运动在本质上是毛泽东以全民动员方式对工农兵主体文化革命思想的一次实施。民间文化已衍化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工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