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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类型研究法源于西方。NB Dennys1876年率先用西方故事学方法对中国民间故事进行分类。钟敬文是故事类型理论的引进者和实践者，《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成为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典范之作。美国学者詹姆森1929年把历史地理学派方法译介到国内并运用于灰姑娘型、狐精故事的研究，但民间文学界应者寥寥。1980年代后类型研究逐渐成为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主流模式，中国故事学人积极将西方故事学理论本土化，产生了“故事生命树”、“故事文化学”等研究范式，形成了类型丛、类型核、情节基干、母题链、中心母题、功能性母题、节点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故事学话语体系。 关键词：故事类型；历史地理学派；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漆凌云，民俗学博士，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 “类型学是民间故事研究独有的一种范式。在整个20世纪，中国故事学几乎都围绕类型学展开”。[1]故事类型学源于西方。它在中国的译介与实践始于英国汉学家NB Dennys。 一、ROOT、型式与类型：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滥觞 1、ROOT:被误译的故事学术语 英国汉学家NB Dennys 1876年出版的《中国民俗学及其与雅利安人及闪米特族人的内在联系》系《中国评论》上系列论文汇集而成，是第一部用民俗学理论研究中国民俗的专著，近年来关注此书学术价值的学者日渐增多[2]。他运用缪勒的神话学理论将中国民俗和西方民俗比较后认为中国民俗和欧洲民俗与雅利安人的文化有密切联系，中国和欧洲民间故事的相似是雅利安人向东和西传播所致。他还运用英国人类学派理论分析中国民俗，如对北京大钟寺传说和诸葛亮传说中人祭习俗的解读。 就现有资料来看，NB Dennys是第一个运用民俗学理论研究中国民间故事的学者，同时还是第一个对中国民间故事进行分类尝试的学者。他把中国民间故事分为八大类十五式。八大类为：（一）夫妻故事；（二）亲子故事；（三）人与异界；（四）人与自然力量的争斗；（五）人与人相斗；（六）人的英雄事迹；（七）人与兽；（八）人身变形为植物。[3]NB Dennys在大的概念类别下再细分出十五式，多采用西方熟悉的人物来命名，如“Penelope Root”(帕涅罗佩式)、“Ali Baba Root”（阿里巴巴式）等。值得注意的是NB Dennys采用的术语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Type”（类型）而是源自比较语言学的“Root”（词根），用来概括情节高度相似的民间故事。NB Dennys的故事分类观实际上受到了英国民俗学家萨宾·巴伦·高尔德（Sabine Baring Gould）[4]的影响。他“从比较语言学中借用了‘根’的概念并把它认为是最低限度的叙述单位。”[5]萨宾·巴伦·高尔德把“故事基本原理划分为两类，一是‘家庭故事’，二是‘各种各样的主题’。在第一类中，最关心的是社会关系，第二类中是超自然的世界。家庭故事下分有关妻子与丈夫、有关父母与孩子、有关兄弟和姐妹和有关定了婚的人四类；超自然世界下分人与无形世界、人与人的相配、人与兽、和靠雅典娜保护的运气四类。[6]他的这种分类首先区分的是有无超自然因素，与芬兰学者阿尔奈在故事分类中区分普通故事和神奇故事有相似之处，故美国民俗学家丹·本·阿姆斯（Dan Ben-Amos）认为“威廉·拉斯顿（Willian Ralston）和约瑟夫·雅各布（Josedh Jacobs）修改和修饰了他的分类。但是由于斯蒂夫·汤普逊和任何其他芬兰学者都没有把他们的努力与巴伦——高尔德的工作联系起来，所以，他对叙述分析学和分类学的贡献大多没被重视。事实上，巴伦——高尔德的体系要比后来芬兰学者们认识到或接受的在概念和理论上更近似。”[7]赵景深先生是较早评述NB Dennys著述的译者，但在杨成志、钟敬文译出《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后发表，故直接将“Root”译为型式了。现在来看，这种译法并不准确。 我们如果把NB Dennys的故事分类体系与雅科布斯修订的《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Some types of Indo-European Folktales）对照，发现《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是把某些故事情节类似的故事总结成70个型式，各个型式之间的排列比较随意，缺乏内在逻辑联系，故赵景深认为“这种工作本非一朝一夕之功，在将来也只能较为完善，绝对办不到一切故事都能包括在少数的型式中这个地步。”[8]而NB Dennys在进行型式分类时首先有了较为明确的“类”的概念，上述八大类涵盖家庭、社会、自然、精怪、神灵信仰等多个层面，和芬兰学派的代表人物阿尔奈先把民间故事分为动物故事、普通民间故事和笑话三大类，普通故事下再设神奇故事、宗教故事、浪漫故事及关于愚蠢的魔鬼的故事四小类在思维方式上有相似性。所以我们将NB Dennys视为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肇始者是不为过的。 2、（型）式与系：周作人和赵景深的民间故事分类尝试 尽管NB Dennys是首位对中国民间故事进行分类的学者，并用神话学派和人类学派的理论对中国民间故事进行开创性研究，但因语言、地理距离和学术生态等因素影响，仅有赵景深、杨成志、钟敬文等人提及，并未在中国民间文学界产生较大影响。 在民间故事的分类上，周作人1913年发表的《童话研究》运用人类学理论对“变形式”“物婚式”“盗女式”“回生式”“禁名式”“季子式”“食人式”等故事产生的文化背景进行简略分析，并对蛇郎型、老虎外婆型、老虎怕漏型故事进行解析[9]。周作人的这篇论文是中国学者研究民间故事的开篇之作。他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故事分类思路，但已有对民间故事进行分类的萌芽意识，所采用的“式”概念后来被赵景深、钟敬文等人沿用。 赵景深的民间故事学理论受周作人影响较大，把英国人类学理论视为研究民间童话的正解。他在《童话概要》中借鉴英国学者麦苟劳克的分类法把童话分为初民心理、初民信仰、初民风俗和神话的解释四大类，然后再分出十一系来，如变形系、复活系、兽婚系、食人精系、献祭系等。他认为“童话研究者每每将相似的童话搜集起来，分为许多系，犹如动物学的‘类’，植物学的‘科’一样。”[10]赵景深在民间故事的分类上不大赞成型式分类方案，“以为先研究大类。大类似乎稍可包括一切，也许可以弄到包括无遗的地步，而型式怕是永远不会完结的。”[11]后来他在《童话学ABC》中再次重申“童话分类的工作直到现在还没有很好的成绩。葛尔德（Baring Gonld）曾以相似的归为一类，立了若干式。雅科布斯（Joseph Jacobs）即扩大他的型式，做了一个《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广州中山大学有单行本，钟敬文、杨成志合译）凡七十式。我以为这个工作是很笨的，照他这样做下去，《一千零一夜》就有一千〇一式，那还了得么？世界的民间故事无穷，不必这样仔细的分析，像麦苟劳克那样，以童话分为十一系，比较妥当。”[12]此番略带偏激的言论表明他觉得民间故事的分类用大的概念“系”比“式”更合理。 3、钟敬文：民间故事类型理论的引进与实践者 民间故事类型方法为中国民间故事学人熟悉，钟敬文、杨成志、赵景深等学者居功至伟。钟敬文还被视为“是类型理论的最早引入者，而且是最早实践者和积极推动者，也是类型理论的杰出研究专家”。[13]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理论资源和方法的欠缺一直困扰中国民间故事学者。钟敬文在《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付印题记中就说：“这篇不长的文章，在想略解欧洲民间故事的状态，或对于中国民间故事思加以整理和研讨的人，它很可给予他们以一种相当之助力的。”[14]杨成志、钟敬文译介《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时采用了周作人的“式”概念，把“type”翻译为型式，介绍了七十个民间故事型式。雅科布斯修订的型式表多以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和主题来命名，如参孙式、赫刺克利斯式、约克和豆茎式，睡美人、美人与兽、报恩兽式和蛙王子式等，型式下面再列举主要故事情节。斯蒂·汤普森认为雅科布斯的型式表是对民间故事较早的分类尝试，但“这份成果并非科学分类方面的真正进步，因为它仅仅是将杂乱混合的母题和类型，按字母顺序罗列出来。其中许多已经用得普遍了的术语，经由雅各布（雅科布斯）的著作而流传开来，但也不过就是如此。”[15]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的译介开拓了中国民间故事学人的视野，但国内的故事学界对此反响不一。《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译介到国内后，张清水就运用该型式表进行中外民间故事比较研究。赵景深则认为型式表“实在还有修正的必要，甚至可以完全废除。”指出“型式表没有区分神话历史趣事和民间故事的分别”。尽管存在缺陷，但他又认为“我们既不满意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那么破坏了它，又建设什么呢？”[16] 钟敬文自翻译《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后就产生了用类型方法整理中国民间故事的想法，“本拟等写成一百个左右时，再加修订，印一单行本问世”[17]，后因兴趣转移只写了一半左右，1931年以《中国民间故事型式》之名在《开展月刊》的《民俗学专号》刊出。他借鉴《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的方法列出故事情节概要，但按照中国民间故事的特征来命名，如蜈蚣报恩、水鬼与渔夫、云中落绣鞋、求如愿、彭祖型、享夫福女儿型等。这种根据中国民间故事特质来给民间故事类型命名的方式后被德国学者艾伯华采用。他编撰的《中国民间故事类型》中有些故事类型的命名源于钟敬文的《中国民间故事型式》。《中国民间故事型式》后来被翻译成日文发表在日本民俗学会会刊上，是中国民间故事学人中少有的在海外产生学术影响的论文。日本著名民间故事学家关敬吾说：“钟教授的文章（《中国民间故事型式》），是把我的注意力转向口承文艺的契机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应当说钟教授是我在日中口承文艺比较研究方面的前辈。”[18] 钟敬文1933年发表的《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是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典范之作。他首先梳理典籍中记载的中国天鹅处女型故事、分析其历史演变情况，然后把当时记录下来的口传故事依据故事形态上的差异分为四组，通过文献和口传故事的比较，总结出形态上的变化有：“旧有情节的修改”、“吸收或混合别种故事的情节”、“故事性质的转变”。对故事情节的改变，如女主人公由“女鸟”到“仙女”的转变，“得衣而循”到“缘尽而去”。[19]他从社会文化史角度分析，“原先的社会不存在了，它遗留在文艺（神话、故事、民谣）中的事物和思想等，不再适宜于后阶段社会人的理解，所以不能不按照着当时的思考给以变形。这些修正，一方面是促进了故事的合理性，一方面却渐渐地使他远离了原始创作时的形态了”[20]钟敬文的分析可以看到英国人类学派“遗留物”理论的影子，但也有自身的独立思考。当他发现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在民众的口头流传中呈现由“民间故事而转变为其他性质不同的故事——神话、传说”时，跳出当时英国人类学派认为民间故事由原始时代的神话、传说演进而来的观点，富有创见地提出“民间故事也未尝不可以变成严肃的神话或传说。两者实有彼此变换的可能，不，两者还有循环转变的可能。”[21]可见钟敬文对于神话、传说和故事三者之间转换关系的分析并非生搬硬套西方故事学理论，有自身独到的理论思考，在当时学界普遍将英国人类学派视为研究民间故事正解的学术语境下尤为难得。文章最后，他从故事中提取了变形、禁制、洗澡、动物或神仙的帮助、仙境的淹留、缘分、术士的预测、季子的胜利、出难题等十个要素运用民俗学、人类学的方法，广泛征引古今中外的民俗材料进行文化阐释。 钟敬文的这篇论文开创了中国民间故事研究的“类型划分+文化史研究”范式。该研究范式不仅在1930、40年代的民间文学界产生广泛影响，还持续影响了1980、90年代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故事学家刘守华坦承其故事类型研究方法受到钟敬文的启发，“因为历史地理学派把故事放在一定的历史地理背景中进行考察，和我们过去那种方法实际上是很接近的。但是把故事作为类型来研究，是历史地理学派一个大的创造。这一点是我们在故事学上能够向前迈进的很重要因素。当然钟老早就开创了这个，后来我们借鉴他的方法，按照类型、母题这一套来做研究。但这些东西都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能简单地照搬外国。”[2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