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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地理学派在中国的译介：詹姆森与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 钟敬文在1930年代融汇西方故事学理论独辟蹊径开创了民间故事研究的“类型划分+文化质素”分析法，树立了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的典范。有意思的是，在清华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詹姆森（Raymond D.Jameson）也在这一时期把历史地理学派方法介绍到中国，并运用历史地理学派、人类学派和心理学方法对中国民间故事研究进行综合研究，是中国民间故事研究史上被忽视的学者。 詹姆森（1896-1959）是美国民俗学家、文学理论家，长期从事世界民俗学研究，[23]在清华大学等地任教达十三年之久。现有资料表明詹姆森是第一个把历史地理学派方法带到中国的学者。他1929年在《清华周刊》用英文发表了《比较民俗学方法论》，重点介绍了“芬兰学派”（历史地理学派）的方法并以中国南方的“鼻子树”故事为例介绍如何使用。詹姆森介绍说该学派创始人是芬兰民俗学家朱利叶斯·克罗恩，1926年出版的《民俗学工作方法》提出了历史地理学方法。詹姆森指出使用历史地理学派方法时“首先必须搜集世界上这一类型故事的全部可能存在的异文。必须分析出这些异文的所有组成部分，首先分析它们的主要区分，然后分析在这主要区分下的更细小的方面。”[24]然后在相关故事异文的搜集和分析工作完成时，通过对故事情节的扩展、缩略和替代等情况的比较研究后探寻故事原型，“并使我们得出结论：哪些异文最为普遍，哪些异文更古老些。有时甚至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某些故事异文是否是互相独立地编造出来的，或者所有的这些故事异文是否来源于某一个故事。”[25]再把故事所有异文“根据地理情况重新分类。当把相邻地区得来的不同材料依次放到一起时，惊人的事实就清楚了。这样就有可能观察到各种不同的情节是怎样从一国到另一国而变化形式的，他们是怎样通过扩展和重复增加内容的，他们是怎样从某些民族的口头完全消失而且再也不会回来，或者他们是如何被吸收进其他故事的。从地理的比较而来的结论加强或修正了通过历史比较形成的暂时的结论。”[26] 美国学者洪长泰在回顾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民俗学运动时认为中国民俗学者对西方民俗学著作还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面，译介了格林童话但“很少讨论格林兄弟在调查时使用的历史及比较民俗学的方法。芬兰学派创造了历史地理研究法，这种方法是仔细比较故事的大量口述异文，从而分析它们形成的复杂原因。此方法在1930年代由美国学者詹姆森（Raymond D.Jameson）（又译瞿孟生）介绍到中国来。詹姆森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邀请来华讲学，在清华大学西方语言学系任教。但整体来说，中国民俗学者对于方法论的兴趣不大。”[27]洪长泰认为中国民俗学者对于方法论的兴趣不大的观点似有偏颇。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故事学界，盛行的是英国人类学派的遗留物研究法和顾颉刚的历史演进法。詹姆森译介的历史地理学派方法因用英文撰写流传不广，且未见当时中国民俗学的领军人物推荐，以致钟敬文在《中国民俗学三讲》中译本序言中说“可惜这部民俗学专著，当时流传不广，使它未能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28]事实上，当时国内学者只有朱自清和江绍原推介。朱自清在《中国歌谣》中论及歌谣的流布转变与制作时说：“《清华周刊》31卷第464、5号有R．D．Jameson《比较民俗学方法论》一文，介绍芬兰学派的史地研究法，或简称芬兰法，是用最新的科学民俗学方法，来研究歌谣的流布与转变”。朱自清还简略介绍了历史地理学派的操作方法，并指出“这是最新的、科学的、民俗学的方法。用了这个方法，民俗学才不复是‘好事者的谈助，论理家的绝路’了。这个方法是最近才介绍给我们的，但我们的研究十余年来有与此暗合的。”[29]朱自清与詹姆森均任教于清华大学，彼此应有交往，故乐于向中国民俗学界推荐历史地理学派方法。江绍原编译的《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简略提及“史地方法（历史地理方法，引者注）（看Julius Krohn之子Kaarle Krohn所著Die Folkloristische Arbeitsmethode;清华大学教授Jameson已有一篇介绍这个方法的文章，见该校周刊四六四及五号英文部）”，[30]认为“芬兰学派最善于用同型的民间故事之异式——Variants——之分析，来决定故事原来发生或至少出发之地点和时间及传播之线路等。”[31]。江绍原大体了解历史地理学派的方法及操作原则，但不像朱自清把历史地理学派的地位放得很高，或因其兴趣不在民间故事，未有后续推介，以致钟敬文认为“詹（姆森）教授这部更为重要的书。当时住在北京的民俗学者，如周作人、江绍原、顾颉刚诸位，似乎都没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及此书”。[32] 历史地理学派历来被视为国际民俗学界的重要研究方法，因战争、政治环境、文化交流等多种因素影响，中国民间故事学人直到1980年代才接受历史地理学派方法并运用于中国民间故事研究。詹姆森在分析中国的“灰姑娘”故事时，以三百个左右的异文为基础按照历史地理学派的方法把故事情节概括为五部分： 1.一个女孩受虐待。 2.她被迫在家或在外做卑贱艰苦的劳动。 3.她遇到一个王子，或王子知道了她很美丽。 4.由于她的鞋，她被识别出来。 5.她和王子结了婚。[33] 然后对每部分的异文进行归纳总结。通过对约三百则异文的考察，他发现“这些细节太普遍了，以致使我们对于各种地理性的异文得不出任何适当的结论。但如果仔细考察，我们就能发现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异文是两种类型的，其余的都是中间性的。”[34]他总结出灰姑娘故事的两种类型，一种是流传西欧大部分地区，另一种是流传于斯拉夫语地区。詹姆森的分析以材料为依托，在发现中国文献记载的灰姑娘故事比西方记载早七百年后，放弃了西方故事学者长期认为灰姑娘故事源于古老西方的观点，在没有确凿证据时，暂不讨论起源和流布问题，“不论中国的灰姑娘故事是由阿拉伯海员带到中国南方或安南的，还是由阿拉伯人从中国取来的，这些详情都还是没有答案的问题。”[35] 历史地理学派的方法对故事文本材料要求严格，就当时中国故事学者而言，民间故事搜集记录开展时间不长，很难搜集比较全面的资料，钟敬文的名作《中国的天鹅处女故事》也只集录了不到30个口传故事。而像詹姆森这样具有国际视野的故事学者掌握的民间故事文本数量是当时国内故事学者难以企及的，“灰姑娘”故事文本数量就达到了近300个。与国内学者的民间故事类型研究相比，詹姆森使用的故事文本多且广，分析更为精细，在材料和方法等方面均有鲜明的历史地理学派特色。詹姆森对中国“灰姑娘”故事、狐妻型故事和狸猫换太子故事的研究，立足于大量的中外民间故事文本资料，在梳理中国民间故事的形态结构及演进分析后与欧洲、西亚、北美等国的同类型故事进行比较，让中国民间故事汇入世界民间故事大河，进而让世界民间文艺学人了解中国民间故事的独特价值，在中国民间故事学史上理应有一席之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