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 “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曾提出的“到民间去”的主张，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新文化运动中一部分知识分子思想中的民粹主义倾向，民间及其民间生活中的大众对于都市知识分子来说，是完全两样的具有淳朴浪漫特性和道德感召力的所在。但与此同时，怀有启蒙理想的知识分子则并不把民间作为民族复兴及理想道德的庇护所，中国民众由来已久的民族劣根性对他们来说仿佛鱼鲠在喉，必须予以冷峻严肃的批判。因此，他们对待民间文化的态度从学术的和文艺的角度也呈现出了相对复杂的一面。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一方所坚持的民间文学观，并不否认民众身上可能存在的迷信落后一面，但面对民众精神层面的所谓“负面”因素，他所表现更多的是理解和同情。因此他所从事的民俗文化研究中，“各种城乡的庙会、朝圣、寺观节目等宗教活动中的民众实践”，都成了他极感兴趣的民俗研究事象。“从表面看，顾氏的这种肯定民众宗教生活的态度，似乎与他们这批‘五四’青年学者的科学民主价值观相违背，实际不然。……他对民间信仰的一系列解释，其实是反复强调一种理解民间文化的思维方式的重要性”，即通过他者的眼光去理解他者所在的民间及其文化，而不是以单纯的价值判断否定学术研究的意义。 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一方则体现了相对矛盾复杂的态度。在他看来，民间文学具有真挚诚信的天然本性，即使是猥亵的歌谣，也“实在是后来优美的情诗的根苗”，因此民间文学对于新文学的创作可以有所助益，此外，通过民间生活中猥亵歌谣的搜集，可以从中“窥测中国民众的性的心理”，这在学术研究和文化建设方面都是值得高度重视的。但是，民间文化“藏污纳垢”的存在特性也同时表现出了民众精神上的某种劣根性，就此而言，民间及其民间大众是需要启蒙的对象。顾颉刚和周作人对民间的态度和价值认同虽然存在一定的分歧，但在民俗文化研究的学术价值取向上仍有共同之处。 大跃进新民歌运动对于民间文化及其主体的高度称赞，则显然超越了一般文艺创作的夸张修辞，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不可避免地演变为一种全民动员参与的迷狂状态下的政治修辞。虽然有许多文人学者的参与，但此时知识分子在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地位的迅速下降，已与民间大众地位的迅速上升形成鲜明对照。实际上，对新民歌运动的大力倡导包含了毛泽东希望借以进行文化革命的理想，即彻底颠覆由来历史上的尊卑贵贱的传统，还“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本来面貌，让劳动阶级成为国家文化的真正创造者和享用者。因此，在大跃进新民歌运动中，“群众和集体的智慧与创造力受到赞扬；知识分子和个人的知识与威信则被贬抑。一方面，农民和工人有能力完成伟大的事业，因为他们是用无产阶级的态度对待一切问题的；而另一方面，知识分子注定要失败，因为他们浸染了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价值观。甚至自然科学家也被贬斥，因为他们‘重业务，轻政治，追求个人名利和个人兴趣’。作家被认为是最危险的，因为他们的批判的观点削弱了对党的信任。周扬宣称，从此以后，文学只能赞扬，不能批评。‘我们不要阴暗的负担，而是要文学给人以鼓舞。’” 在这场全民动员参与的文艺创作中，在举国若狂的浮夸状态支配下，毛泽东的这一文化革命理想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张扬。于是我们看到，那些曾经创造了无数不朽篇章的古代骚人墨客以及在新文化运动中开创了新诗传统的现代文人，悉数成为了新民歌创作者眼中最为无能无用的人而被反复嘲弄。新民歌在对现实生活的虚妄歌唱中，常常以一种今日国家主人翁的口吻渲染自己作为劳动者创造历史的豪迈之情，并通过与古代诗仙的对比凸显自己超越其上的创作才能。如“跃进歌声飞满天，歌成海洋诗成山。太白斗酒诗百篇，农民只需半杆烟。”；“优秀诗篇哪里寻，奉劝诗人下农村。山川田野天天变，哪件事情不动人。打破陈规人心齐，处处英雄创奇迹。遍地神话遍地诗，诗人何不快快拾。”这一类民歌显然是这种政治思想和时代情绪的最好说明。 四 在人类社会历史上，文化的分层及其互动是极为常态的现象。在我国，先秦时期因为正统上层文化还没有在全社会最终确立，社会文化集团的上下层还在分离过程中，原始文化的遗存还清晰可见，上层贵族集团参与民间活动也并不为忤，文化的共享程度在人类文明初期较高。而当上层统治集团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得到强化和系统化以后，他们的文化系统就与普通民众的文化系统之间形成越来越大的差别，形成“礼”与“俗”，“上”与“下”的对立关系。于是，拥有文化话语霸权的上层集团总是力图将自己所属阶级集团的意识形态、行为模式普泛地输入到民间生活的各个领域；而民间文化在上层统治集团眼中的观风知政和社会教化作用，也使得底层民间文化存在上升的可能，孔子所谓“礼失求诸野”的观点即反映了将上层制礼对下层民间习俗的转化吸收。可见，上下层文化虽然是有区别的，但并不意味着一种绝对的对立关系。 实际上，广泛存在于民众生活的民间艺术往往具有一种文化互动的作用和意义。来自民间的伦理道德、信仰、审美等文化形态，虽然与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都具有浓厚的自由色彩，而且带有强烈的自在的原始形态，因此对于文艺创作具有营养作用；就其民间构成的社会基础来说，深深植根于民间生活的大众作为民间社会的有力支撑，对社会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因此被精英阶层作为社会动员的工具。无论是学术的、文艺的还是政治的民间价值取向，都是特定历史语境影响作用下的一个表征。但是，“五四”时期北大歌谣运动对民间资源的发现，开启了我国现代民俗学学科研究的大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大跃进时期新民歌运动的民间视野，则显然是将民间文化作为意识形态建构的工具。因此，无论是从活动发生的时代背景、参与者主体构成，还是其组织方式、对待民间文化的态度上，发生在上一世纪的两次民间文学活动均从性质、内容、目标等整体风貌上体现出不同的特点，尤其是他们对待民间文化的态度及其价值判断，更使这两次面向民间的活动本身呈现出学术、文艺和政治的分殊。 “五四”时期的歌谣征集活动是出于新文化运动对于民主、科学的需要而展开的，“如果没有胡适、周作人、刘复、钱玄同、沈兼士、顾颉刚等人为了提倡白话文、以平民文学代替贵族文学、以全民的历史代替帝王将相的家史而利用歌谣、传说、故事等民间文艺，中国的民俗学就还不可能在那时发展起来”。而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虽然选择了民间歌谣这种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民间文艺形式，将代表民间文化的民歌形式推向国家政治舞台的中央，但通过亿万民众激昂亢奋的声音传达出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诉求和无产阶级激进革命文艺思想。大跃进时期新民歌运动的仓促退场，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建立在虚假理想之上貌似源自民间而实际却扭曲了民间艺术生产方式的伪艺术活动的虚妄，它已经无关真正意义的学术研究和文艺创作了。 （本文刊载于《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