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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第二次高峰的重要时段。这一时期，边疆研究虽然在研究内容的深度与学理构建方面存有一定缺陷，但却形成了“到边疆去”的广泛社会舆论。在1935年之前，西北边疆问题在国人视野中独树一帜，最受社会舆论关注；而在1935年之后，西南边疆问题所受社会舆论的关注度则逐渐提升，并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取代了西北边疆，成为边疆问题研究中最受重视的区域。西北、西南边疆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舆论中的这一转承起伏，其中包含着复杂的历史传统因素，所受社会时局变迁的影响甚大。 关键词：边疆西北西南 作者简介：段金生，1981年，历史学博士、博士后，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南京国民政府与滇川黔地方关系研究》（14CZS055）阶段性研究成果。 正如梁启超所论：“学术思想与历史上之大势，其关系常密切”。[1]近代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研究的发展，以及它们的兴起转承，都与近代中国的时势变迁存有密切关系。关于道咸之际的边疆史地研究，《禹贡》学会就曾分析认为：“清道光后，中国学术界曾激发边疆学之运动，群以研究边事相号召；甚至国家开科取士亦每以此等问题命为策论。察此种运动之主要起因，实由于外患之压迫”；清政府对外不断签订割地条款，使“国中经此数度戟刺，遂激起一班学人跳出空疏迂远之范围而转向于经世致用之学术。边疆学者，经世致用之大端也”。[2]晚清边疆史地研究勃兴之原因如此，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疆研究的兴盛历程与时势之联系则更为密切。关于前者，学术界已有相当研究成果；而后者，近几年则颇受学术界关注。[3]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疆民族问题研究，既是“致用”的产物，也是西学传导下“致知”的自然结果，[4]在近代中国学术与思想史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近代中国学术研究构成的重要内容，也与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有着深远关系。目前，学术界在涉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疆民族研究时往往有两种倾向，一是论述中把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边疆研究的发展进程作相对“静态”理解，在宏大视野之下对这一时期边疆研究历程跌宕起伏面相的探讨不够细致；二是现有研究关涉这一领域问题的讨论时，较多呈现的是对具体问题的探讨，如探讨某一边疆研究团体或机构、某一人物与边疆研究学术史诸问题，其中虽然也间有谈及边疆研究与时局关系问题，但多浅言辄止、深入不足。虽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疆民族研究总体呈现出一种勃兴的形态，但研究的深入、研究的侧重、研究领域的变化等，都经历了复杂而多维的历程，既有学术自身发展的内在缘由，也深受时局之牵涉。实际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边疆民族研究，不仅在研究的深度与学理转移上，而且在研究重视的区域上，尤其是西北、西南边疆研究的侧重上[5]，都受到政治因素、尤其是抗战形势的影响。基于上认识，笔者不揣浅陋，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以观察西北、西南边疆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舆论中的转承起伏为视角，对20世纪30年代边疆民族研究所表现出的学术与时局关系试作梳理。为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非对这一时期的边疆研究进行全景式描述，亦并非论述此时边疆研究中的细节问题，立意主要是通过观察社会舆论对西北、西南边疆问题关注的转变，进而观察西北、西南边疆研究在30年代转承起伏中蘊含着的时局因素。[6]本文论述的时间段自20世纪20年代末及30年代为主。选择这一时段，是基于20年代开始，虽然已经有论者呼吁应重视边疆问题，但直到九一八事变后，这种呼声才在社会舆论中形成相当之影响，而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西北、西南边疆受到关注的目光又表现了不同的面相。本文的探讨，仅属抛砖引玉，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一、转折前的观察：20世纪20年代末及30年代初期的边疆研究 在20世纪20年代末，虽然亦有重视边疆问题的呼声，但限于客观形势，政界及学术界对边疆问题并未有过多关注。1924年，有研究人员在北京东城大佛寺成立了筹边学会，出版季刊《边事》第1期，主要讨论蒙藏问题，但后来就未见相关信息。[7]此或说明，这时对边疆问题研究的关注尚较零散。1929年，陈重为认为：“自十九世纪功利主义兴而社会之正义灭亡；……极端攘夺之结果，竟突破弱肉强食之老调，而形成列强之竞争”，为转移国内人口、土地等国内问题，列强不断对外扩张，造成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危机。英国是侵略他国最急者，而“打击大英帝国主义者，惟吾国足可当之”，号召重视西藏、西康等边疆问题。[8]然而，此后虽有部分边疆研究的成果出现，例如华企云撰写了《蒙古问题》[9]等，但并未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其中之因素，徐益棠后来的观察与总结，颇能表现出边疆研究与时局关系的内在经纬：“中华民国成立至第十九年，内战方告平息，然其时，京粤两方尚因政治意见不合而有争议；四川尚为一大小军阀割据之局面；而红军方力争地盘，自出政令；中央因谋内部之团结，注全力于整军齐政，以谋各方之协调，心目专囿于一隅，故未尝措意于边疆也。”[10]徐氏所论，主要阐述了从民国成立直到1930年前国内政局形态的变化对边疆问题研究的影响，认为内政的不统一而导致政府无力过多关注边疆问题。当然，内政之影响固属重要，然亦如有学者所观察到的：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初期的中国，在新文化运动的荡涤之下，各种主义纷繁复杂眼花缭乱，各种论战如火如荼激战正酣，全国很大一部分的学术资源都被吸引至其中，以期为整个中国的问题求得一个“根本的解决”，而彼时的边疆和民族研究，自然也就成了“冷门”。[11] 在1930年8月，一直关注中国边疆问题的戴季陶就承认：“从事研究中国边地开发与内地开发者，实属甚鲜；退却一步言，真能指陈中国边疆之实况者亦不多见”，中国“缺乏研究边疆问题”。[12]不过，在近代国家、主权观念日益明晰的背景之下，虽限于时局及学术界的内部因素，政府及学者无法全力于边疆问题，如前面所述有学者就认为彼时之边疆与民族问题研究为一“冷门”领域，但当时亦不时有论者认识到应该如同道咸时期西北史地之学那样重视边疆问题。1930年5月12日，黄惟荣就言：“有清一代之史著乃突飞而猛进，中叶以还，西北史地之研究尤戞戞独造，学术之进行固当后来居上；然亦外患突逼之要求有以促使之然也。今则外患愈亟矣，日俄扰吾东北，英法伺吾西南，东路事件而后，尼泊尔又以入寇闻。处兹国民外交时代，吾国人当如何奋起哉？”认为“然暴虎冯河，无益于国，知己知彼，胜算可操”，应当加深对边疆史地的研究与认识。[13]华企业是当时关注中国边疆问题较早之人，戴季陶称其“向习史地，留意研究中国边疆问题者垂六七年（指1930年以前，引者）”。[14]在1929、1930年，华氏先后出版了《满蒙问题》《西藏问题》《蒙古问题》的论著。[15]对其《满蒙问题》一书，黄惟荣曾称：“华君企云长于史地。曩刊《满蒙问题》一书，读者无不称善”。[16]此或从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国人对边疆问题还是关注的。然即使如此，作为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边疆研究领域中颇有影响之人，华企业对当时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现状仍表现了相当的感慨。华企云认识到列强对边疆的侵蚀将产生严重后果，“我视为荒土而让之，彼一经营则荒土化为奥区以夺我利柄；我见为瓯脱而忽之，彼一布置则瓯脱变为重镇以逼我严疆。伺间蹈瑕，永无止境”；又称“国人中岂有意研究边疆今昔之实在状况而谋补苴罅漏之策乎?”[17]华氏之语，既道出了研究边疆问题与时局相关，又表现出其对当时边疆问题研究薄弱的一种失落之感。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政治人物格桑泽仁也认为：“中国国内尚有若干民族，如满蒙回藏，其中如藏蒙两问题不仅是中国的边疆问题，同时是亚洲问题的一部份，甚至牵连到亚洲以外的国际问题了”，“内地的同胞与舆论界，对于蒙藏问题加以十分注意研究者，亦不多见，一般报纸，偶尔登载一些关于蒙藏的特殊风俗习惯，常多加以滑稽之批评论调，不过供读者们茶余酒后之消遣资料。他如蒙藏地方之政治经济社会……等状况，更无确实之具体叙述”；“中国对于康藏的叙述，十二万分的稀少”；呼吁新闻工作者及国内学者，“今后纯把视线移转到边疆上去，……多注意自己切身的边疆问题”。[18]格氏此论，既体现了其时对边疆问题关注及研究较少的现实境况，也表现出时人对边疆问题的关注乃系依据形势而论。格氏之观点并非孤立，华企云亦曾有类似表述：“中国称为边陲之满蒙回藏滇五地，……边陲无事则已，有事则全中国必患半身不遂之疾”，“边疆问题之研究，诚有刻不容缓者矣！”中国边疆问题主要表现为满洲问题、外蒙问题、新疆问题、西藏问题、云南问题5个方面。华氏所论的5个边疆问题，主要就是根据时局的紧迫而按序言之的。[19] 在20世纪20年代末，虽然也有少量政界人士倡导开发西北，但他们的提倡首先是出于内政的需求。1929年，戴季陶先后在不同场合表达了对西北区域的关注。戴氏10月在中央军官学校作了《向西北猛进的大意义》的演说、1929年11月25日在开封作了《救济西北与开发西北》的讲话、1929年12月25日在对赴西北工作的人员讲了《开发西北工作之起点》、1929年11月24日在洛阳讲了《西北文明之再造》、[20]1929年11月27日在湖北省党部作了《东北西北西南三个问题的总解决》的讲话[21]。戴氏在1929年所作的上述关于西北及其相关问题的言说，其缘由是多维的，其中重要因素是为蒋介石解决政治问题而作的舆论支持。在《向西北猛进的大意义》中，戴氏称：“现在我们的革命工作又到了一个很重大的时期，又上了一个很严重的关头，就是这一回西北的许多顽固野蛮的军人称兵谋叛，我们中央已决心讨伐他荡平他，我们的武装同志大都已到前线效命”；“我们要复兴我们西北文化在民族史的光荣，造成东南西北的文化的大同！”[22]在《救济西北与开发西北》中，戴氏言：“现在我们要把西北人民救到底；就要把为害人民的西北叛军根本扫除，……我们要确确实实解决西北人民祸害，救济西北人民，必定要使此回战事之后没有第二回战事发生”。[23]在《开发西北工作之起点》《西北文明之再造》《东北西北西南一个问题的决解决》等文中，虽然谈西北开发，但其立论之目的是为了解决国民党内部激烈的政治及军事博弈。《东北西北西南三个问题的总解决》开篇即言：“现在中国当前的重大问题有三个：第一个是东北对俄问题，第二个是解决西北叛逆的问题，第三个是西南[24]叛逆张发奎的问题。”[25]戴季陶上述所论，虽然强调要进行西北开发，但立论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西北军这一政治、军事集团，带有鲜明的政治涵义。客观而论，戴氏此时之论，虽具有关注西北边疆的意义，不过并非专就边疆问题而言，是在国民党军政权势激烈博弈下所作的政治态度的表述。约在1929年编遣会议开始后，马鹤天言“开发西北，为中国重要问题之一，在今日已成为举国一致之主张”，其普通原因如下：其一，西北地广人稀，“今欲移民实荒，彼此互救，非开发西北不可”；其二，西北为列强觊觎，“今欲巩固边圉，免外人之垂涎侵略，非开发西北不可”；其三，西北民族复杂，“今欲达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之目的，非开发西北不可”。而在军事统一之后，尤有开发西北之必要：其一，安置裁兵之需要；其二，“开发西北，安插流民，为唯一救济之方法”；其三，“开发西北，移东南之民，实为根本铲除共匪之方法”；其四，“开发西北，始足以增进各民族文化，普及党义”。[26]观察上述所论，不论是戴季陶抑或马鹤天，其时他们关注西北的主因，并非完全因边疆危机而引发，而主要是基于内政需求的考虑。 当然，诚如前述徐益棠所观察的，伴随1930年后国内政治局势的演变，戴季陶等对边疆问题的关注视角也发生了变化。1930年，新亚细亚学会成立，并主办了《新亚细亚》杂志。新亚细亚学会的主要目标是：“为整个中国的建设而研究中国的边疆问题”；“为实现民族主义而研究东方民族的解放问题”；“建设中国必须开发中国的边疆，解放中华民族必须东方民族一律解放”。《新亚细亚》杂志征稿的内容第二项就是：“以主义为原则研究中国的边疆问题。分析中国边疆问题之过去现在未来之形势，归结于边疆之开发与建设”。关于边疆研究的主要对象包括东北部（东三省）、北部（内外蒙古）、西北（新疆、甘肃、陕西）、西部（西藏、西康、青海）、西南（云南、贵州、广西）。《新亚细亚》杂志为加强关于边疆与民族问题信息的交流，还宣传“凡与本刊宗旨相同之团体（如考察边疆之考察团或旅行队）与刊物（如研究边疆问题及民族国际问题之刊物）均可将工作现状及进行消息扼要告知，以便披载”。[27]新亚细亚学会及《新亚细亚》杂志，是在戴季陶、马鹤天等人的支持下而成立并创办的，政府背景深厚。新亚细亚学会的成立宗旨及杂志的征稿取向，说明此时戴、马诸人对边疆问题的关注视野与意图已经开始产生微妙的转变，在这一时期民族主义浪潮在亚洲高涨的背景下，他们的观察已经不再限于国内军政势力博弈的需求，而是从国家建设与民族解放的立论来思考，他们关于边疆区域方位的划分虽不具有唯一性，其中却表现出该会主张对中国边疆问题进行全盘研究，同时亦与前述华企云所论中国边疆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区域的观点相似，大致按照边疆形势在他们思维中的严重性进行了区域分组。不过，在戴氏、华氏的边疆研究思想还未充分拓展之时，中国边疆问题的形势发生了重要转换，即九一八事变发生。 二、“开发西北”呼声的高涨：1931－1935“到边疆去”舆论中“西南”“西北”的落差 九一八事变，牵动着全国的神经，政界、学术界都感到国难深重。胡适就感慨：九一八事变后，“大火已烧起来了，国难已临头了。我们平时梦想的‘学术建国’、‘科学建国’、‘文艺复兴’，等等工作，眼看见都要被毁灭了”，“……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和世界的形势”。[28]国难当前，由东北问题而引发了对边疆危机的普遍关注。一直关注边疆问题的新亚细亚学会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暴劫东北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此次寇犯东北，是其数十年来处心积虑，欲以谋我国家、灭我民族而实现其大陆政策的最有力之明证。在此大难当前、祸迫眉睫之时，一方面全国应上下一致，向国际社会揭发日本的侵略暴行，一方面全国同胞应急图造成一种不分区域、不分界限、不分彼此、不分上下、百折不摧的大团结，积极抵抗暴日侵略。强调“吾国疆土东北已劫于暴日，外蒙扼于赤俄，西北疆土岌岌可危；英谋西藏，法窥云南，亦非一朝一夕；此次暴日又大举入寇东北，吾人苟不誓死雪仇，力争被劫之疆土，则列强帝国主义者将各应其势力范围图谋强占；瓜分之事立见，亡国之祸立召，形势之严重孰有胜于此者乎？”然而，国人对于疆土之情形向多茫然，国防研究素不措意，在此形势下应痛下决心，“对边疆国防诸问题加以彻底之研究；凡我教育界与学术团体，责任较重，尤应以研究边疆问题为目前要图，普遍组织研究此种问题之团体，以昭示我国人，唤醒我青年，一致奋起，以国家疆土之发展与国防之保全”。[29]九一八事变使国家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危机，作为以边疆和民族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团体，新亚细亚学会这一宣言进一步强调了边疆问题研究在当前是最重要的研究内容。这一宣言还呼吁教育界与学术界应组织专门团体加强边疆研究。新亚细亚学会不仅号召，也在其主办的杂志上有明确的实践。紧接其后，《新亚细亚》刊登了大量关于东北边疆史地研究的文章，其所号召的加强边疆研究的呼吁，也渐成现实。 九一八事变使中国边疆问题形态发生了重要改变，也使国人对边疆问题的态度发生重要变化。时人观察到：“九一八以前，远东均势未破，各国对华之侵略，尚稍存互相猜忌之心，虽暗中积极进行，表面上固仍维持‘领土完整’‘机会均等’之原则，而侵略之范围，亦仅及于经济财政。虽对吾锦绣河山，不无垂涎三尺，然各有戒心，尚不敢犯众怒以为戎首也”。然而自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夺吾东北四省，九国公约上，‘门户开放’之原则，摧殘殆尽。远东之均势既破，于是各国纷起效尤，对于领土之侵略，更明目张胆，不复有所顾忌。……一八九八年瓜分之局势，殆将复见于今日矣！”“此吾国边疆问题所以发生之一大原因也。”[30]此语道明，东北边疆危机的爆发，刺激了国人对边疆问题的关注。 华企云所著《中国边疆》脱稿于1930年，于1932年4月由新亚细亚学会正式出版，但很快就于1933年8月再版。该书很快再版的原因，在其再版书的宣传语中有明确表达：“自从晚近日侵东北，俄攫外蒙，英寇康藏，法窥滇边以来，国中人士都远瞻高瞩的把目光移到了边疆方面，寝假而‘到边疆去’的呼声洋溢盈耳的经人鼓吹起来。不过到边疆去是有先决条件的，就是中国边疆无论其已往情形，现在状况，四周环境，国际关系，以及日俄英法等帝国主义为对于满蒙康藏怎样的垂涎觊觎，乘隙蚕食，都非要有确切的认识不为功。本书就根据了以上条件把整个中国边疆的实况来供献给与读者。”[31]从《中国边疆》的迅速再版及其宣传语言可以观察出，在九一八事变后，“到边疆去”已经形成相当有影响的社会舆论。这个舆论的形成，与时局关系密切，然也因时局的关系，在边疆诸问题中，西北边疆问题独树一帜，并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形成了政、学两界“开发西北”的广泛共识。这一社会情景的形成，受到多维因素的影响。其中，国民党为抵抗日本而进行的部署计划是其中的重要因素，而这一因素的影响事实上及于整个国民政府时期的边疆问题研究。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忙于剿共及整合国内各军政势力。9月18日当天，蒋介石正“筹划对粤对匪策略”。9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天灾匪祸相通而来之时乎？”[32]在这一心理下，蒋介石希望依靠国际力量迫使日本让步，故而采取不抵抗政策，社会舆论群情激昂。不过，日本得寸进尺，1932年1月28日开始进攻淞沪。面对此种局势，国民党为抵抗日本侵略进一步作了部署。早在九一八事变后的9月26日，蒋介石就思考：对日“不如战而亡，以存我中华民族之人格，故决心移首都于西北，集中主力于陇海路也”。[33]在日本步步紧逼下，1932年1月29日，蒋介石“决心迁移政府于洛阳，与之（指日本，引者）决战”；1月30日，林森、汪精卫等国民政府要员开始撤离南京，蒋介石也于2月1日抵达开封，并决定当天晚上就赴洛阳。[34]2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自黑石关以东至汜水之间地形复杂，虽有飞机大炮亦无所施其技，更知为迁都西北之必要也”。[35]3月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确定行都与陪都地点案》，决定“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36]5月，西京筹备委员立；10月，全国经济委员会西北办事处设立。南京国民政府这一决策，影响着逐渐被人们所广泛关注的边疆问题研究区域的侧重。 1932年国民政府确定以西北为复兴基地后，“开发西北”很快为朝野热烈提倡。邵元冲于1932年3月21日在中央党部留京办事处纪念周的演讲中称：“二中全会议决西京为陪都，一方面固在应付国难，准备长期抵抗，其他方面实含有开发西北的意义”。[37]3月21日，何应钦在洛阳中央扩大纪念周演讲认为“开发西北为我国当前要政”：“现时外患日急，非从速开发西北不足以言国防”；“为充裕国民生活起见，更有开发西北之必要”；“为研究与发扬我民族固有文化起见，更要开发西北”；号召集中全国聪明才智之士，“从事西北及一切边疆问题之探讨与考察”。[38]很快，“开发西北”成为了在朝、在野者的共识。天津《大公报》的评论颇能表现出此时西北开发呼声在全国社会舆论中的情景：“自辽、吉、黑沦陷，国人愈认识建设西北之亟，西安设陪都，亦足见政府目光渐重西北。近者长安洛阳道中，要人络绎，皆为视察关中，将欲为建设西北之研究者也”，在“东北及沿海沿江受重大外患”的情形下，一般论者“动谓应以西北高原为中心，以为长期奋斗之根据”，而“西北确为国家之最后防线，国防重心，应置其间，无论现在之外患如何归宿，今后应以最大之力量，建设西北。此不磨之论，全国应决心图之得也”。[39]“九一八以后，国人大声疾呼，往西北高原去”。[40]在这样的政治形态与社会舆论下，西北边疆问题研究受到广泛关注自属必然。在短期内，西北问题研究会、西北学会、西北评论社、西北屯垦团、疆学会、西北垦殖事宜设计处、开发西北协会等以西北命名的研究团体先后成立，出版《西北问题季刊》《开发西北》《西北论衡》等期刊。[41]这些团体在成立大会上，都宣称团体成立动机乃为边疆危机之所促。如西北问题研究会于1932年在上海成立总会，很快又于西安成立分会。在西安分会成立宣言中，西北问题研究会明确宣称：“今东北三省，收拾匪易。而西北各省，仍有食指大动者，窥伺其侧，亦非安全无忧之地，故吾人若此时尚不能竭智尽虑，力谋开发，则西北将来，恐不免于仍为东北之续。”[42]1932年，有学者总结言：“吾国自改造以来，远见之士，莫不注意于西北之开发；有设立学校，造就开发西北之人材者；有著为论说，以唤起国人者；惟厥时国事蜩螗，军人分据；耙梳整理，均非时机。民国十七年北伐成功，大局一统；西北问题，遂成为中国整个之问题矣。”“开发西北，几成全国人士同一之主持；中外学者，对于西北实际考察者亦项背想望。……是西北之开发，已成迫切不可缓之工作矣”；同时从国防、经济及民族方面分析了“西北何以重要”的问题。[43]该论表明其时西北边疆在边疆诸区域中“独树一帜”的现象及其与时局的密切关系。 新亚细亚学会一直主张加强边疆研究，在学会组织中专门设有“中国边疆问题组”，下又分为“东北股”、“西北股”、“西南股”、“东南股”、“其他”。按照《新亚细亚学会章程》所言：“凡关于中国边疆问题及东方民族问题，本会皆规定次序，分别研究”。[44]“规定次序”一语表明，新亚细亚学会在议定边疆研究区域的重点时，是由东北、西北而西南及其他。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事实上也验证了新亚细亚学会将“东北问题”列为其研究的首要问题的必要性。但事变后，虽然东北问题一时为国人群情关注，但随着日本对东北事实上的侵占，国民政府又决定以西北为抵抗日本的根据地，于是如前所述，朝野各界对西北边疆投入了相当的关注。冯家昇在1934年的一段论述颇有意味。冯氏首先称“我国学者对于自己的边疆素少研究”，认为“在前清时代，和别国起了境界问题的交涉时，已不知吃了多少大亏”，就是民国以来，一旦遇上这类问题，仍是受人欺骗。譬如东北四省，就历史、地理、法律上说，明明是中国的领土，而日本人为了伸展领土的野心，早在此前就提出，但中国的学者没有一个能起来加以有力的反驳的。冯氏还指出，日本为了实现“满蒙非支那论”的基调起见，雇用了大批学人专门致力于“朝鲜学”或“满蒙学”的研究，研究的成绩还能独树一帜；而回顾我国，九一八事变以前，“东北史地简直无人过问”；九一八事变以后，则“为了欲证明东北是中国的领土起见，才临时作起文章来”。在此，冯氏强调了因九一八事变，国人对东北问题较为关注。不过，冯氏通过对历史上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总结，指出“中国人对于东北的研究远不若西北的研究的有成绩”。冯氏“东北的研究远远不若西北的研究的有成绩”之论，并非完全基于九一八事变后边疆问题研究的基本情况而论，他也强调自道咸之际中国就表现了对西北边疆史地研究关注的趋向，而东北史地则因清朝发源地之故而长期被研究者所忌讳。[45]冯家昇在发表上述论断之前半月，曾结合时局分析认为：“近年来，‘到西北去’的口号喊得很高，什么日记、笔录报告等等文字也很多”。[46]这表明，冯氏所言的“东北的研究远远不若西北的研究的有成绩”，虽然是从道咸西北史地之学而论，但亦为现实中的感触。冯家昇的这一观察，从另一维度说明其时虽然国人号召关注边疆研究，也发表了诸多关于中国边疆整体或分区问题的论述，但西北边疆研究在诸边疆区域的研究中是相当突出的。当然，此亦现象的形成，亦有历史传统因素作用的结果。关于此点，笔者仅引钱穆及蒙文通的两篇讨论文章进行说明。 钱穆于1935年在《禹贡半月刊》发表《中国史上之南北强弱观》，该文认为“中国史上之所谓‘北强南弱’说，几乎为一般人所信受”，并有种种基于山川形势、气候物产、民族文化各方面的解释；“就中国史的经过论，北方强于南方，是一种显然的事实”，然“苟仔细论之，则亦有未尽然处”，认为军事的胜败、民族的盛衰，应该还有其他方面的因素。钱氏虽然也承认中国历史基本上一般由北方统一南方，但并非总是“北强南弱”，其关键在于马政的得失。[47]而后，蒙文通也在《禹贡半月刊》发表《读〈中国史上南北强弱观〉》一文，认为钱氏“以国马之耗息騐御外之盛衰”，虽为“史部之深识”，但出于“兄言其攻，弟言其守”之意而对钱氏观点提出商榷，认为“盖车败于骑，皆以攻也。凡用车以牛，列阵则车首向内而尾拒于外，此其要也。用于北而不用于南，用于守而不用于攻，亦或以拒马木鹿角之属以当骑，此胡骑虽骄而不究所向披靡者，则以制马之固有术也。”[48]姑不论“北强南弱”这一现象的内在真正因素究为何故，但从钱、蒙的讨论中可以观察出，中国历史上的北部边疆问题较南部边疆为重，故学者在视野上也更重视西北边疆。可见，在国民政府确定以西北为陪都之所在时，西北边疆广受国人关注，自有其历史传统。 对于时人关于西北边疆的具体研究，由于内容较多，显然难以一一列举，本文之旨趣亦不在此。要注意观察的是，同为边疆，东北失去、西北“热闹”，西南又如何呢？显然，与“开发西北”的热浪相较，西南边疆则备显沉寂。 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后边疆问题为全国关注之时，国人并非没有注意到西南边疆问题。前述新亚细亚学会在九一八事变后除了谈到东北、西北边疆问题外，也言“英谋西藏，法窥云南，亦非一朝一夕”，相关的边疆研究论著及期刊中也不断有言及西南边疆问题者。在1930年，杨成志就撰文警告言云南地接缅、越，“直像一只驯猪介在虎狮的中间“，任由英法帝国列强进攻，“问诸吾政府失了许多国防要隘或膏腴之地，反茫然无所知”，如果不急起研究云南边地情况，“云南地图将日见变色”。[49]九一八事变后，宋人杰在1932年从国防视野强调了西南边疆的重要性。宋氏指出国防关涉陆、海、空问题，其中我国陆防最重要的区域是满蒙地区，其次是西南边疆的西藏，英国对侵略西藏十分积极，呼吁应使举国国民“一致注意到西南国防这个问题上来”，“西藏滇边是吾中华民国的领土，吾西南民众，就是中华民国一部分的国民，保存西藏滇边的领土，就是以中华民国国民的资格，保存中华民国的领土”。[50]在1933年1月，居正也称国人一向不注意边疆的情形，但现在此等形势下，应改变以往态度，应增强西北、西南边陲“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防御工作”。[51]同年7月，时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石青阳曾言：“我国边疆，除海岸线外，由东三省经蒙古，新疆，西藏，滇，桂，无一处不与强邻逼处”。[52]同年，马鹤天在做新亚细亚学会本年度的会务报告中，再次强调新亚细亚学会专门研究中国边疆及东方民族问题，研究办法或分地域、或按事项，“除分别研究外，注意实地考察。会员中曾赴蒙古、西康、西藏、新疆、青海、甘肃、宁夏、绥远、察哈尔、东三省、广西、云南及印度、土耳其、南洋各地考察者，先后约十余人”。[53]结合前面所述，说明虽然在九一八事变后新亚细亚学会表现了对东北边疆的尤为关注，但东北、西北、西南边疆区域是其研究的主要对象的宗旨未变。1934年，开发西北协会在召开第二届年会时，有会员提出《组织康藏实业考察团案》，称“康藏为我国西南国防，其存亡关系整个中华民国之前途实深且巨”。[54]1934年，为祝贺边事研究会成立，时人作诗称：“我们的东北，已经失掉了四省。蒙古、新疆，日俄久思侵吞；西藏、云南，英法早在经营；环视我们的边疆，无处没有敌人！”[55]《边事研究》在发刊词中也称：“近者如法国占海南九岛，俄国既唆使外蒙独立，又想赤化北疆，英国认西藏为其势力范围，且据云南班洪，又想吞食南疆”。[56]有论者强调“凡稍留心边事的人们，没有不知道现在中国的云南，康，藏，新疆，蒙古……在事实上已不如昔日的……”，“年来国人已有最后的觉悟，且已开始转移视线于边疆”。[57]这些政界或学术界的言论，表明时人并非完全忽视西南边疆问题。然而，就当时整个社会舆论而论，对西南边疆之重视显然无法与西北边疆相提并论。 关于其时西北、西南边疆问题在时人视野中的变化，1934年有论者的论述颇能说清此点。该论者观察到九一八事变后西北边疆问题研究受到国人广泛关注的现象，称国人“群集中视线于边疆问题，为亡羊补牢之谋，因此，开发西北的政策，成了中国今日民族复兴，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这是对边疆问题研究兴起之原因及国民政府决定设陪者于西北决策的阐述。国民政府以西北为抵抗日本进一步侵略基地的决策，对西北边疆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就是“开发西北的剧本，已经在播音台上一幕一幕地在放送。学术团体的组织，个人及社团实地的考察，以及在朝硕彦或在野名流，均日在报章杂志，各抒其鸿文谠论，以备政策之咨询采纳。就是中央政府对于开发西北，最近也下了最大的决心和势力，如陇海路潼西段年底可以通车，拟在短期内展筑至兰州，再达迪化，与平汉，粤汉，津浦，京沪等路接轨，使迢遥百粤，缩地有方，数丈昆仑，摩天可渡，运输便利，斯无往不宜矣。其他水利之兴修，农业之改良，国货之展览，畜牧场之设置，均在积极进行。而各公路之正在建筑者，计有新绥，甘新，包宁，兰臬等线。将来结果如何？成绩如何？吾人固然不敢必操胜算，不过近来举国上下，对于西北问题之重要，确已有深切之认识，‘有志者事竟成’，敢为他日开发西北之预祝”。在指出社会各界对西北问题广为关注，政府及各界积极从事西北开发建设时，该论者也明确的强调，国人对西南边疆问题有所忽视。他认为，国人其时对边疆问题的思考视野存有局限，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中国人向来最大的错误”；指出“西北问题，既因东北失掉而为举国所重视，然而西南问题又将怎样呢？”认为“在此开发西北闹得很起劲的当儿，我们为着中国边疆整个的打算，不得不虑及西南，作一劳永逸之计划。”该论者分析了整个边疆形态：列强对中国之侵略，无分英、法、日、俄，无论东南西北，而中国边疆之国防，亦无关于东北西南，均门户洞开，“居今日而言治边，殆如乘漏舟而撑破屋，颇此失彼，扶东倒西，九一八以还，日本不费吹灰之力，劫掠我东北四省，于是依样葫芦，法帝国主义者当东北事件紧张时，增兵越南，进窥龙州，近更占我南海九岛，以及英人时驱藏人以侵西康，莫不为趁火打劫酷辣手段。今日者东北失地，一时无收回之望，西北虽广，开发之功效，亦非旦夕可期”。在这样的形势下，号召应从全局上重视边疆问题：“中央对于边疆，宜统筹兼顾，收复东北，开发西北，回顾东南，建设西南，庶使边疆如天衣无缝，敌人虽狡，亦无所施其技，否则徒知东北之失守，而忘滇，桂之危机，徒知西北之重要，而遗川，康之巨患，此非所语于固边实圉之根本政策也”。还发出重视西南边疆的呼吁：“坚壁拒盗易，入室驱盗难，与其临渴而掘井，曷若未雨绸缪，吾愿当轴诸公，慎勿在此开发西北声中，而不一顾及西南国防，致九一八事变，重演西南”。[58]该论者的这一观察，是从中国边疆问题的全局思考来号召国人重视西南边疆问题，但这一呼吁却更清楚的说明西南、西北边疆在此时社会舆论中的不同景象。 其实，当时社会舆论对西北、西南边疆问题的如此“差别待遇”，西南边疆的地方人士对此之感受更为“敏感”。龙云在1933年3月就曾言：“溯自北伐成功，全国统一，有识之士，咸以建设边疆为急务，调查研究之团体，鼓吹宣传之书刊，所在多有”；但是，这些内容“皆偏于东北西北，其注意西南者，盖鲜焉”。对此境状，龙云批评道：“夫中国之陆地边疆，为东北，为西北，为西南，其于国防上经济上之地位，同一重要，固不得有所偏废。国内人士能集中注意于东北与西北边疆之研究，而于西南问题，则淡焉漠焉，岂西南边疆，无关国势欤？抑茫然于西南情形，而无所措手欤？此不可深长思也。”在表达对这一情景的不满后，龙云发出感慨，号召既然“他人”不重视西南边疆，那么西南边疆本土的人士就应该加强研究，改变这一状况：“吾人生斯长斯，对于西南边疆，犹尚不从事考察研究，驯致嘱文演讲，尤须取材于外国人士之著述，则中原人士漠视西南，又何怪乎》此不可不立起直追，作有系统之调查研究，以为全国倡导者也”。[59]龙云之论，虽或有“在斯言斯”之偏缺，但大致符合当时整个关注边疆问题的社会舆论现状。 前述徐益棠在言1930年前政府未曾注意边疆的诸重影响因素时，其中之一即“四川尚为一大小军阀割据之局面”。这一因素对边疆问题研究的影响，在开发西北呼声高涨过程中，也不时为政府及时人所谈及，天津《大公报》的评论颇具代表性。1933年8月1日，《大公报》发表《应尽先注意西北建设》的社评。社评认为国家为固本自卫计，必须经营后方而以备不测，“故西北建设，在今后尤为重要”。《大公报》社论的此一论述，是通过对国内政局的比较分析而来的。社评中有言：“吾人日前论川事，以为四川亦中国最后之堡垒，故属望四川军人觉悟者甚切。惟四川今尚未定，中央政令，犹不通行，故宜暂作别论。至于西北数省，则中央政令，完全贯彻，其官其民，莫不仰望中央以为之主持。新疆虽尚有纠纷，然汉回各族，莫不服从中央，盛世才与马仲英，皆听命于中央者也。是以四川难治，而西北易治”。[60]这一评论，表明政府对西北的重视，是因为“中央政令，（在西北，引者）完全贯彻”之故，而西南四川虽也为时论关注，然因其“难治”，故“宜作别论”。这间接说明，其间兴起的对西北边疆问题的重视，受到时政因素的影响极大。九一八事变后，边疆问题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边疆问题，就是中国存亡问题”。[61]此一状况形成的重要原因是缘于时势，而重视西北边疆舆论的高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内外形势的缘由。或是之故，其兴因政，其变亦因政，伴随国内政局变迁，西北、西南边疆在1935年之后的形势则渐有变化。 三、时局与舆论的转折：1935年后“西南”呼声的渐起 1934年12月6日，范苑声总结了当时边疆问题的演进轨迹，认为“边疆问题之于今日的中国，是非常严重的，它的问题严重性，近几年来，是正在与日俱进着。而这种严重性的演进现象，促成了‘八方风雨会中州’的今日国难”，指出边疆问题的严重化导致了“中国严重的国难临头”。[62]在此形势下，国民政府高层虽然在1932年确定以西北为经营重心，引发了关注西北的热潮。然如前所论，以西北为经营中心是国民政府权衡时局所作的决策，而伴随时局变化，这一决策亦有所转变。 前曾述及，何应钦在《开发西北为我国当前要政》中虽然强调“非从速开发西北不足以言国防”，但他同时也认为要开发西北应先了解以下基本情况：其一，西北蕴藏着无穷宝藏；其二，西北“大部份国民经济生活，多未脱原始游牧状态”；其三，西北“为中华民族之摇篮，同时为中华民国之陆屏蔽”。并且，开发西北在国防上的意义重大：“蒙古北境，与新疆西北边境，接壤苏俄，新疆西南边境与英属印度相毗。苏俄本其远东政策，肆意向我侵凌，现在虽认蒙古我国领土而实际已不啻为苏俄之一部，历来为西北边境问题，与外人所订条约，无一次不丧权辱国，全国上下，又鲜注意及此”。[63]何氏的上述所论，道出了经营西北所面临的几个难题。即，其一是西北虽资源丰富但经济落后；其二透露了国民政府经营西北有抵御苏俄之意图，表现出对苏俄的忌惮之心。何氏此论在当时并非个例。张继也曾言，中国的发展并非平均而较为畸形，沿海沿江各处甚为发达，内地各处则日渐衰败，尤其以西北为甚，“西北之衰败现象，实非吾人所能想象”，“物质建设方面，西北是等于零，……西北之经济状态，非但新的没有，即旧有的亦已日渐衰败”，“关于开发西北，第一步先须救西北”。在阐述西北经济形态落后之后，张继又言：“民国以来，中国之大方针即已错误，就是‘抛弃边疆’，这是兄弟倡的名词，因仍沿用从前的方法，视边疆为戍地，是犯罪人充军去的地方，边疆之官吏，是国内用不着的，始教他们到边疆去，以致将边疆的事情弄坏，结果东北丢掉了，东北如此，西北亦是如此，恐将与东北同其结果。”不过，在对苏俄问题上，张继则强调“中俄已恢复邦交，日人要马上到西北去是不可能，西北是与苏俄接近的”，故他主张联俄，现“中俄已复交，此与西北之关系甚大，非特党内同志，即一般青年亦应注意”，应付日本并非单用外交的方法就可以解决，中俄之间若能维持良好关系，则“中国民族可以解决亚洲事情的”，不仅“西北可以发达，并可藉此解决东北问题的，只要努力去做”。[64]张继与何应钦所言内容的对象是一致的，但对苏俄在中国边疆问题产生影响的认识却是不同。张氏认为中苏关系的良好有利于中国解决边疆问题，而何应钦则认为苏俄对中国西北边疆的威胁甚大，对其持防御思想。二人之论，其实代表了当时对苏俄关系思考的两种立场，表现出此时中国的西北边疆并非完全无忧，其实外患仍存。面对如此形态，国民政府对如何布置后方以抵御日本，不可能不作周全之思考。 对于国人普遍认为开发西北可以解决人口及粮食诸问题，徐益棠在1935年对此问题进行了阐述。徐氏观察到“近来研究边疆问题的同志们，往往过于看重人类的活动，‘筹边救国’，又成为最近的救国运动中的一个别树一帜的口号。我们当然很表同情于一切‘情势危迫’的报告，而很想替国家做一些有效率的工作；我们也很同意于做几篇很动听的文章，劝大家‘到边疆去’。但是我们要知道‘救国’不止一端，‘到边疆去’亦非易事”。“到边疆去”并不容易，那么这是为什么呢？徐氏回答称：“幸有几个学者已注意到没有根据的，过分宣传的文章之误人观听。张心一先生曾告诉我们西北方面的可耕地没有现在一般人的估计的那么多（独立评论第一二0期）；翁文灏先生也告诉我们边疆可移殖的人口数不能以土地的面积来做比例（独立评论一二四期）；还有一位美国学者也论及中国边疆的可耕地实在有限得很，他还断定：工程技术能够使中国西北再容纳几百万人口，但要想把西北当做东北，来安插中国过剩的人口，那是万万不能的。”[65]徐氏事实上是告诉人们，西北虽然地域广阔，但真正能容纳的人口比例并非人们头脑中根据地理面积所作出的简单思考。其实，早在1932年6月19日，蒋介石就认识到这一问题。蒋介石当天在日记中记载，翁文灏当日下午曾当面向其汇报西北的资源是有限的：“翁讲东北与西北农产地之分量。据其以气候与雨量而论，则西北只可移数百万之民为屯垦防边之用，绝非如世人所理想者可容八九千万之移民也。翁实有学有识之人才，不可多得也。”[66]蒋对翁的称赞，表现他赞同翁氏的观点。在如此形态下，蒋介石对抵抗日本的战略根据地自然另有打算的思考一直未断。1933年8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大战未起以前，如何掩护准备，使敌不甚加注意，其惟经营西北与四川乎？”[67]可以说，蒋介石一直在思考如何建立对日根据地的问题。关于蒋介石对日问题的思考过程，学术界已有相当研究，此处不作赘述，仅引1937年他的一段回顾之语道明此一问题的过程：“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忍辱待时，巩固后方，埋头苦干。但后来终于定下了抗日战争的根本计划。这个根本计划，到什么时候，才定了下来呢？我今天明白告诉各位，就是决定于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时。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所以自民国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前为止。那时候是绝无对日抗战的把握，一切诽谤，只好暂时忍受，决不能漫无计划的将国家牺牲，真正为国家负责者，断不应该如此。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所以从那时起，就致力于实行抗战的准备。”[68]1934及1935年西南地区政治格局的转变，使蒋介石在1935年决定了以四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 在1934年，已有论者结合国内外形势，指出西南边疆同样面临类似东北的危机。魏新在《一九三四年的中国边疆》一文中，先对当时中国整个边疆形势进行了分析：“底确中国现在是千疮百疾，已经到了病入膏盲的时候了，无论我们从哪一方面或是哪一部分来看，各处都可以见到危机的增厚与加深，尤其是整个的边疆问题，从东北到西南的云南止，只要你约略的翻开地图一看，便真个会使你坐卧不安，而感觉到中华民族的前途茫茫”；进而指出：“东北已经完了，而蒙古、新疆、康藏、云南等省，又究竟怎样呢？那真是只有天知道，谁也不能担保，西南或西北将来不致成为东北第二，蒙古是不用说了，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已经被日本人视为禁脔了，新疆方面，南路的疏勒已经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西藏则自达赖死后已到了重要关头，英人的东进政策，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其次是班洪问题是已经揭幕了，滇越铁路的重要地点，法人也正在那里加紧的建筑新机场，简直没有一处不是带着‘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现象。”[69]从中可以观察出论者对西南边疆问题的深深忧虑，而1934年发生的班洪事件，亦促使国人加深了对西南边疆危机的认识，对西南边疆更为关注。张青萍就发表《班洪事件与西南边防》的文章，警示国人应重视西南边疆问题。[70]次年，时人有言：“今日边疆的严重形态，除着东北四省，已早陷于日本帝国主义者铁蹄的统制之下而外，最严重的恐怕是新疆西藏，次如蒙古云南等地危机，同样地极其严重的，……恐怕今后中国边疆危机的演变趋势，还要在我们的意想预料之外。”[71]蒙古、西藏、新疆一直系时人最为关注的边疆问题，该论将云南与蒙古的危机同列，在一定层面表现了西南边疆问题的严重性逐渐得到国人的认同。不过，也要观察到，虽然其时西南边疆问题已经引起了一些批时人的格外关注，但仍在一定范围之中，尚未形成普遍性认识。在1934年，陈碧笙在其《一个理想的移民地——云南普思沿边》中曾称：“要保中国，先保西南；要保西南，先保云南；要保云南，先保滇边”。号召人们关注云南，重视西南边疆问题。然而，陈氏在1940年自身也承认该论“在当时也未能引起人们的注意”。[72]陈氏之论，说明西南边疆问题在时人的认知中仍处于渐变形态。 西南边疆危机的加重及边疆问题的不断发酵，1935年蒋介石四川、贵州、云南之行后国民政府政策的转变，都使西南边疆的重要性逐渐得到国人的更多关注。1936年2月，有论者对九一八事变后西北、西南边疆问题在社会舆论中的情形进行了总结，指出边疆问题为国人所重视系九一八事变之后的事，九一八事变后，“关于蒙，藏，东北，各方面，国人讨论的文字很多”，而惟独关于西南边疆包括云南问题的讨论比较少。认为在“开发西北”的呼声中下，“云南也许被大家轻视了”。对于这一现象，该论者认为：“固然西北成了日俄英角逐的地带，很显然的日本从内蒙要向西北发展”，受到重视有其必要性；然而“云南的地位，无论在其地位上，对于祖国的密切关系上，至少与东北相等，而其祸患之深，何异于‘九一八’以前的东北”。“云南是中国民族最后的生存地”，“云南是吾民族最要的一条生命线”，指出云南土地虽然不像新疆、西藏那样广大，但在形势方面则至少与新疆、西藏相等，甚至在一定方面比新疆、西藏还要重要。云南这一重要性形成的原因，在于它扼着长江上游之势：“由云南到四川是据长江的上游，过贵州至黄平沅江直达湖南，已经可以左右北方，如果东走广西沿西江而下，又可以控制珠江流域，很明显的，云南已经具有倒槃天下的形式。当三国时，诸葛亮出师北伐，所以必先定南蛮，唐代滇南落于南诏，而终困中原的，都是可以证明云南的地位重要”。认为其时我国的边疆地区，除了东三省就是云南了，可谓“正是东北西南相对应着”，而东北与西南边疆的背后都有强大的帝国在侵略，并且东北已经成了日本的囊中物，现在“所余的美满生存环境，就是云南了”。“无论从地势看，或从经济地位来看，云南省是吾民族生命所托。云南之在西南，与辽吉热黑热在东北。至少有同样的重要，日本脚踏四省，而侵燕云。与经云南可直蹈四川，中原受的威胁一样的大。现在燕云已备夷患，祸乱方兴的云南不容我们忽视了！”[73]诚如时人对该观点所评论的那样：“云南气候温和，矿产丰富，为我民族在东北沦亡后之唯一生命线，自不待言，乃近年来国人高唱开发西北，对于民族唯一生命线之云南，反不重视，《云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首述云南之重要性，以及矿产之丰富，食粮之饶，次述我祖先开发成绩及现在英法情形，大足以唤起国人之意注（应为注意，引者）”。[74]的确，国人对西南边疆的普遍性关注，很快就到来了。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府西迁，1935年后渐起的重视西南边疆的呼声很快超过“开发西北”的浪潮，成为举国一时关注之话题。1938年，一直关注边疆民族问题研究的凌纯声发表《建设西南边疆的重要》的文章，对九一八事变后国人对西北、西南边疆关注度进行了比较，道明了西北、西南边疆在不同时期国人视野中的微妙变化过程。凌氏指出，“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国人鉴于外患日亟，边警频传。一般有志之士群起而注意边疆，研究边疆，经营边疆，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好的现象”；但是，在这股热烈的开发边疆的运动中，朝野人士大都注意到西北而忽略西南。对于西南边疆，只有很少一部分的有心人在呼喊，未能唤起举国一致的推动。这“实为輓近国家建设上一件不幸之事”。凌氏在文章中还举例称：“直至最近还有人说，中国民族最后的生路是在天山的下边，决不是在昆明湖畔”。这既说明了此前社会舆论独重西北边疆的现实，亦从另一维度表明对西南边疆问题重要性认知的逐步提高。凌纯声就称：“这两句话虽有他的言外之意，我们不去管他，如对于建设边疆而言，似乎还是只要开发西北不必建设西南”，但是，“现在复兴中国民族的根据地只有西北与西南了。西北虽是我们的生路，而西南亦并不是死路一条”，认为“西北与西南在抗战建国中的地位至少是一样的重要”。他进一步分析认为，“西南的地理位置气候，资源与民力等等多较优于西北，可说是复兴民族的主要根据地。自全面抗战开始以来，沿海诸省沦于敌手。黄河流域的人民退至西北，长江下游的人力物力流向西南，这是地理与交通的关系使然，并没知道生路与死路的选择”。凌氏希望在国家民族危机之下，从沿海注入内地的人力物力，在西北者则开发西北，在西南者则经营西南，应努力建设边疆以增加抗战的力量，完成建国的使命。以往国人很少注意西南边疆，对于西南的情形颇多隔膜，现在西南边疆在抗战建国的作用非常重要，“希望国人对于西南有一番新的认识，大家去努力建设”。在最后，凌纯声呼吁，“当前抗战愈趋紧张，愈迫使我们觉得有开发西南的必要”，指出“对日作战，一定是个长期战争”，在这样的形态下，“将来西南在继续抗战中的地位，无论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十分重要”，因此“目下努力建设，已为刻不容缓之事”。[75]显然，西南边疆研究在政府、社会舆论中的地位已明显不同，西北、西南边疆研究的关注度开始有了明显改变。徐益棠曾言：“抗战军兴，国府西迁，各学术机关亦相继迁至后方。”[76]按照凌纯声曾言：“以前研究边疆，而边疆不易来；要开发边省富源，而资本缺乏。现在沿海的人才财力都已被迫流向边地，正是建设西南边疆千载难遇的机会，希望举国上下，切莫错过”。[77]相关学术机构的西迁，的确更促进了西南边疆研究的发展。西南边疆研究的代表人物方国瑜后来回忆称：“自一九三七年抗日军兴，内地大学及研究所有播迁至西南，加强抗战大后方，各地学人多来集昆明，尚论边政”。[78]西南边疆研究在“边政”研究中的重要性显然更加突出。方国瑜、向达、凌纯声等就共同创办了《西南边疆》，旨趣是“以学术研究的立场，把西南边疆的一切介绍于国人。期于抗战建国政策的推行上有所贡献”。[79]1939年，张其昀称：“当第二期抗战之初，……如是则西北诸省可视为左翼，西南诸省可视为右翼。因左（应为右，引者）翼方面距印度洋较近，有天然的海口，故在国防经济上尤属重要地位，近年中国经济建设以注重西南各省为其确定之方针”。[80]这或表明，西南边疆在国人视野中的重要性已超越早前“一枝独秀”的西北边疆。1940年，国民政府要员陈立夫也言：“自战局转移，国府西迁，西南数省，遂为抗战复兴之根据地，举国上下，咸明晰西南建设之重要”，“亟须在最短时期，完成西南以国防为中心之建设，为维抗战持久之计，实已无烦侈言，惟在朝野人士如何指臂相连，同心协办，以超速度完成必要建设，以应时代需要而已”。[81]陈氏之语道明了关注西南边疆社会舆论的兴盛的现状，也说明了其与时势的密切关联，可以观察出西南边疆研究因国府西迁而逐渐高峰另起。 四、结语 以上是对20世纪30年代“到边疆去”浪潮中西北、西南边疆在社会舆论中的转承起伏现象的一个观察与分析。其时社会舆论对西北、西南边疆关注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时人对西北、西南边疆民族研究的不同侧重。过去虽然有学者提及此一问题，然大多仅只言片语，或只从这一时期学术刊物名称的罗列而就较简单地称当时对西北边疆研究的关注较西南边疆研究为重。然而，对这一现象形成的历史传统因素、社会政治的现实因素却较少分析。事实上，除了学术发展的因素外，历史传统与社会政治对这一时期边疆研究发展过程的变化也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本文主要从社会舆论对边疆关注的差异与时局变化的关系为主进行了讨论，它们或能呈现出这一时期边疆民族问题及其研究的多维面相。在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深厚的国家探讨边疆研究在一定时期的转承起伏，其实要求我们不仅要关注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因素，也应重视历史因素在其中的重要影响。要再次说明的是，本文并不是关于20世纪30年代边疆研究具体问题的讨论，也非写这一时期边疆研究的整体学术史，主要是观察这一时期社会舆论中西北、西南边疆研究及其与时局变化之间的关系为主进行讨论，这也或是整个近代边疆民族史研究与时局密切相关的重要表现，也是近代中国学术史复杂而多维面相的重要内容。 注释： [1]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梁启超著、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第一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17页。 [2]《禹贡》学会：《〈禹贡〉学会研究边疆计划书》，《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1期。 [3]相关研究论著主要有：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段金生：《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年；孙喆、王江：《边疆、民族、国家：〈禹贡〉半月刊与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段金生：《南京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的治理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王振刚：《民国学人西南边疆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娄贵品：《方国瑜与中国西南边疆问题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1931－1948）》，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此外，发表在学术期刊的论文及硕士学位论文较多，限于篇幅，不一一列举。 [4]段金生：《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及其发展趋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2年第1期。 [5]有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就观察到：“19世纪后期的边疆研究以西北地区的研究最为突出，50年后边疆研究的各地区分布格局虽较前一周段有所均衡，但北重南轻的格局尚未突破”。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74页。不过，要指出的是，西北、西南边疆在当时并非一个精准的概念，大致主要以地理方位为依据而又各有变迁，民国时期各家之认识存有差别。例如，当时有论者就认为：“自东北四省沦入，国人视线始集注于‘西北’，而开发‘西北’之声浪乃高唱入云。顾‘西北’二字范围甚广，究应先从何处入手，实为当前难解决之一大问题”。（冯家昇：《再介绍“到西北去”的一部书》，《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12期，1934年8月16日。）西北边疆如此，西南边疆也莫能除外。时人关于西北、西南边疆的具体范围认知差异颇大，故本文探讨的西北、西南边疆主要采取泛指意义而论，西北主要包括陕甘宁青等，西南主要是川滇黔桂等。其中，本属西北的蒙古、新疆，及西南的西藏，由于边疆危机形势严峻，民国以来则一直为国人所关注（参见段金生：《30年来南京国民政府边政研究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3期）；《南京国民政府的边政机构述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3年第1期），故不作为本文西北、西南边疆所指的主要范畴。当然，论述中亦难免关涉。同时，正如有学者曾论：“‘西北’和‘西北边疆’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在民国时人的认知里，‘西北’与”西北边疆’往往是相通的。各种刊物上的文章，也每每提及‘西北’如何，鲜有专门提及‘西北边疆’的。”（参见孙喆、王江：《边疆、民族、国家：〈禹贡〉半月刊与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52页。）其实，西南边疆也大致如是。 [6]关于20世纪40年代的变化，笔者拟另文探讨。 [7]房建昌：《简述民国年间有关中国边疆的机构和刊物》，《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 [8]陈重为：《西康问题》，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自记”，第1－2页。 [9]华企云：《蒙古问题》，上海：黎明书局，1930年。华企云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中国边疆的研究著述丰富，影响极大，有学者就称：“就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边疆研究总体情况而言，论议题之宏富，视野之开阔，内容之全面系统，鲜有能与其相提并论者。特别是，其以历史学为立足点所形成的研究体系，对中国边疆史地学的构建和发展影响极大。（参见见孙喆、王江：《边疆、民族、国家：〈禹贡〉半月刊与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边疆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72页。）关于华企云的相关研究情况，可参阅蒋正虎：《论华企云的边疆研究》，《文山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 [10]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一卷第五、六合期，1942年1月。 [11]蒋正虎：《从边缘到中心:20世纪30－40年代的边疆研究》，待刊稿。 [12]华企云：《中国边疆》，南京新亚细亚学会出版，1932年，“戴序”，第2页。 [13]华企云：《中国边疆》，南京新亚细亚学会出版，1932年，“黄序”，第3－4页。 [14]华企云：《中国边疆》，南京新亚细亚学会出版，1932年，“戴序”，第2页。 [15]华企云：《满蒙问题》，上海大东书局，1929年；《西藏问题》，上海大东书局，1930年；《蒙古问题》，上海黎明书局，1930年。 [16]华企云：《中国边疆》，南京新亚细亚学会出版，1932年，“黄序”，第3页。 [17]华企云：《中国边疆》，南京新亚细亚学会出版，1932年，“自序”，第6页。 [18]格桑泽仁：《亚洲民族问题与中国边疆问题》，《新亚细亚》1930年第1期。 [19]华企云：《中国边疆问题之概观》，《新亚细亚》1930年第1期。 [20]戴季陶等：《西北》，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1年10初版，1932年5月再版。 [21]戴季陶：《东北西北西南三个问题的总解决》，《新亚细亚》第2卷第1期，1931年4月1日。 [22]戴季陶等：《西北》，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1年，第1、12页。 [23]戴季陶等：《西北》，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1年，第16页。 [24]张发奎此时与广西方面联合，逐渐形成新的西南政治问题，与北洋时代的西南军阀所指不同。参阅段金生：《试论西南军阀地域范围流变（1926－1927）》，《史林》2015年第4期。 [25]戴季陶：《东北西北西南三个问题的总解决》，《新亚细亚》第2卷第1期，1931年4月1日。 [26]戴季陶等：《西北》，南京：新亚细亚学会，1931年，第42－42页。 [27]《本刊征稿内容》，《新亚细亚》1931年第2卷第1期。 [28]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119页。 [29]新亚细亚学会：《为日本帝国主义暴劫东北宣言》，《新亚细亚》1931年第3卷第1期。 [30]凌纯声等著：《中国今日之边疆问题·编者序言》，南京：正中书局，1934年，第1－2页。 [31]华企云：《中国边疆》，南京新亚细亚学会出版，1933年再版本，第567页。 [32]《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8、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手抄本。 [33]《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26日。 [34]《蒋介石日记》，1931年1月29、30日，2月1、2日。 [35]《蒋介石日记》，1931年2月5日。 [36]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上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第156页。 [37]邵元冲：《开发西北的重要》，《中央周报》第199期，1932年3月28日。 [38]何应钦：《开发西北为我国当前要政》，《中央周报》第199期，1932年3月28日。 [39]社评：《论西北建设》，《（天津）大公报》1932年4月26日。 [40]社评：《应尽先注意西北建设》，《（天津）大公报》1933年8月1日。 [41]《西北问题研究会成立大会纪要—西北问题研究会定期筹备全国边防会议》，《（天津）大公报》1932年7月30日；李海健：《新亚细亚学会与抗战时期的边疆研究》，河北大学2010年硕士学位论文，第8－9页。 [42]《西北问题研究会西安分会正式成立纪要——西北问题研究会西安分会正式成立发表宣言促国人注意通过简章并推举干事》，，《（天津）大公报》1932年9月7日。 [43]王金绂：《西北地理》，北平：立达书局，1932年铅印本，第1、3页。 [44]《新亚细亚学会成立会汇记》，《新亚细亚》1931年第2卷第4期。 [45]冯家昇：《我的研究东北史地的计划》，《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10期，1934年7月16日。 [46]冯家昇：《介绍“到西北去”的两部书》，《禹贡半月刊》第1卷第9期，1934年7月1日。 [47]钱穆：《中国史上之南北强弱观》，《禹贡半月刊》第3卷第4期，1935年4月16日。 [48]蒙文通：《读〈中国史上南北强弱观〉》，《禹贡半月刊》第4卷第1期，1935年9月1日。 [49]杨成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十一卷第129－132合期，1930年5月21日。 [50]宋人杰：《西南国防论》，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第19—20、34页。 [51]居正：《东北沦陷中之西北边陲问题》，《中央周报》第243期，1933年1月31日。 [52]《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在中央纪念周报告词》（1933年7月），载张羽新、张双志编纂：《民国藏事史料汇编》第一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196页。 [53]《新亚细亚学会第三次会员大会记事》，《新亚细亚》1933年第5卷第1、2合期。 [54]黄举安等：《组织康藏实业考察团案》，秦孝仪编：《革命文献》第88辑，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第672页。 [55]松高：《献与边事研究会》，《边事研究》1934年第1卷第1期。 [56]《发刊词》，《边事研究》1934年第1卷第1期。 [57]霍策时：《边疆危机与复兴中华民族的前途》，《边事研究》1934年第1卷第1期。 [58]郭曙南：《从开发西北说到西南国防》，《边事研究》1934年第1卷第1期。 [59]云南省立昆华民众教育馆编印：《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上册，1933年，“龙序”，第1页。 [60]社评：《应尽先注意西北建设》，《（天津）大公报》1933年8月1日。 [61]《发刊词》，《边事研究》创刊号，1934年12月。 [62]范苑声：《我对于今日的边疆问题之认识与意见》，《边事研究》1934年第1卷第1期。 [63]何应钦：《开发西北为我国当前要政》，《中央周报》第199期，1932年3月28日。 [64]张继：《开发西北问题——二十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在中央大学致知堂开发西北协会讲演》，《中央周报》第199期，1933年2月6日。 [65]徐益棠：《边疆问题之地理研究的必要》，《边事研究》1935年第1卷第3期。 [66]《蒋介石日记》，1932年6月19日。 [67]《蒋介石日记》，1933年8月17日。 [68]蒋介石：《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1937年11月19日），秦孝仪主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4，“演讲”，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编印，1984年，第653页。 [69]魏新：《一九三四年的中国边疆》，《进展月刊》1934年第3卷7－8期合刊。 [70]张青萍：《班洪事件与西南边防》，《国防论坛》1934年第2卷第2期。 [71]范苑声：《我对于今日的边疆问题之认识与意见》，《边事研究》，第一卷第2期，1935年，第133页。 [72]陈碧笙：《边政论丛》，昆明：战国策社，1940年，第1页。 [73]马中侠：《云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边事研究》1936年第3卷第3期。 [74]《编辑后记》，《边事研究》1936年第3卷第3期。 [75]凌民复：《建设西南边疆的重要》，《西南边疆》，1938年第2期。 [76]徐益棠：《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边政公论》第1卷第5、6合期，1942年。 [77]凌民复：《建设西南边疆的重要》，《西南边疆》，1938年第2期。 [78]方国瑜著：《方国瑜文集》（第一辑），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自序”，第2页。 [79]《发刊辞》，《西南边疆》，1938年第1期。 [80]张其昀：《今后抗战之西南经济基础》，《西南边疆》1939年第5期。 [81]陈立夫：《如何共同建设西南》，《西南实业通讯》，1940年第1卷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