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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必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政治抱负，而其起点即是“修身”。孔子曾经为君子定下六项基本技能，即礼、乐、射、御、书、数。在这些基础教育之上，又有对更加深奥的儒学理论的教育，实行这种教育的最高层次的机构，就是中央官学。中央官学门槛之高，即使今日的北大、清华这样的顶级学府也要望尘莫及的。这所中央官学，往往被称为国子学或者太学。我们今天能够见到的北京国子监，就是自元代以来的最高中央官学所在地。 北京地区中央官学始于辽 国子监是管理教育的机构，国子学是最高学府，古代统称之为监学，与孔庙合称为庙学。在北京地区，中央官学的设置始于辽朝。辽朝统治者系契丹游牧民族，岁时行猎，故而有四季“捺钵”之制（契丹旧俗随水草，逐寒暑，往来游牧渔猎。辽建国后，皇帝四季外出游猎，朝官随行，设行帐称“捺钵”。大约到圣宗时，四季捺钵才有固定的地点和制度，成为辽帝定期会见南北面官，决定军国大事的中心）。 与之对应的，则有五京制度，北京当时称辽南京，为辽朝的陪都之一。辽政府在五京之中皆设置有中央官学，统称之为国子监学。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为首都，也是第一座都城，辽上京的国子监为辽太祖所设。 据《辽史·地理志》记载：辽上京的国子监位于潢县内，国子监北建有孔庙。此后，辽朝的首都由辽上京迁往辽中京（今内蒙古赤峰宁城境内），故而在辽道宗时又在这里建有国子监及孔庙。除了辽上京和辽中京先后设置有国子监之外，其他三京，即辽东京（今辽宁辽阳）、辽南京（今北京）、辽西京（今山西大同），皆建有国子学，而未建国子监。至于这五京的国子监学招收有多少学生，主要的教官又是谁，史皆阙如。 在五京官学之中，只有辽南京的官学设置时间略晚于辽上京的国子监，是辽太宗时设置的，而且被称为太学，这个称呼是其他四京的官学所没有的。据《辽史·圣宗纪》称：在统和十三年（995年），“以南京太学生员浸多，特赐水硙庄一区”。文中的“水硙庄”即水磨坊，依靠磨碾粮食来获取不菲的收入。由此可知，辽南京的太学学生人数较多，正常的教育经费入不敷出，为此，辽朝帝王把一处水磨坊的收入赐给太学，以补充教育经费的不足。 女真国子学推广女真文化 到了金代，仍行五京制度，早期首都称金上京（今哈尔滨阿城区境内），当时还没有设置中央官学。及完颜亮夺得皇权后，才设置有国子监，其下设国子学，作为中央政府最高教育机构。而金朝在其他四京，不再设国子监或是国子学。后完颜亮迁都北京（当时称中都），又将国子监及国子学迁到这里。这时的金中都国子学，是金朝唯一的中央最高学府。 金世宗即位后，金朝的中央最高学府进一步完善。在国子学之外，又设置有太学和女真国子学，并确定了学校的学生人数，太学的设置是在大定六年（1166年）。其中，国子学和太学的区别是，国子学的学生必须是皇亲国戚和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学生人数为二百人。而太学的学生则为五品以上官员子弟一百五十人及地方府州荐举的学生二百五十人，共计四百人。如果把国子学和太学的学生人数相加，则有六百人。 女真国子学也是金世宗设置的，时间是大定十三年（1173年）。这所中央官学的设置是为了推广女真族文化。女真族在建立金朝的过程中，曾经创立过两种女真文字，称为女真大小字，而女真国子学就是传授这两种女真文字的学校。从金朝立国到金世宗在位之时，大多数的女真族民众“汉化”十分彻底，已经很少有人认识女真文字和说女真话了。在这种情况下，金世宗希望通过设置女真国子学来恢复和使用女真族的语言文字。 金朝不论是国子学，还是太学与女真国子学，都设置在金中都城内，国子学和女真国子学的位置和规模已不可知，而太学的位置及规模，则有《大金国志》留下一条记载：“承安四年二月，诏建太学于京城之南，总为屋七十有五区，西序置古今文籍、秘省新所赐书，东序置三代鼎彝、俎豆、敦盘、尊罍，及春秋释奠合用祭器。”由此可知，这所太学是在中都城的南部，规模相当可观。 先建孔子庙后建国子学 金朝末年，蒙古国崛起于北方大草原，成吉思汗（即元太祖）南伐西征，很快就拥有了辽阔的疆域。到窝阔台汗（即元太宗）即位后，各项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他的一项重要政治举措就是立都城于和林（在今蒙古国境内）。而此后不久，他又建立了中央最高学府国子学。这所蒙古国的最高学府没有设置在都城和林，而是设立在距都城千里之外的燕京（即曾经的金中都城）。 早在元太祖时，由于文臣耶律楚材等人的倡议，在旧金枢密院的衙署之上重建孔子庙，作为士大夫们岁时祭祀孔子的地方。到元太宗五年（1233年），又在燕京的孔子庙设置了国子学，这是蒙古国时期的第一座中央最高学府。当时在这所学校中学习的学生共有四十八人，其中蒙古子弟二十八人，汉人子弟二十人。蒙古子弟是来学习汉语和汉字的，汉人子弟作为陪读，同时学习射箭等技能。这所国子学，实际上是一所民族融合的熔炉。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在燕京新建大都城，又重新设置了国子学，当时使用的应该还是元太宗时设置在旧中都城里的校舍。直到元成宗即位后，才又在大都新城建造孔子庙和国子学的校舍。建造程序仍然是先建孔子庙，再在孔子庙旁边建造国子学。由此可见，在当时人们的眼中，孔子庙的地位是高于国子学的。而元成宗时建造的孔子庙和国子学，一直沿用到此后的明清时期，没有再发生大的变化。 与辽朝的契丹族帝王和金朝的女真族帝王一样，元世祖忽必烈对于蒙古族的文化也是非常重视的。他即位后曾命藏传佛教高僧帝师八思巴创造了新蒙古文字（又被称为八思巴蒙古文），并开设了蒙古国子学和各地的蒙古字学校，专门传授这种文字，又将其定为政府必须使用的三种官方文字（即汉文、蒙古文及波斯文）之一。这座蒙古国子学的校址今已无存。而在旧中都城里的原国子学校舍，在大都城的新校舍建成之后，就被转用为大都路学校的校舍。 北京、南京国子监学称北监、南监 元朝末年，朱元璋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崛起，此后建立明朝，定都南京。朱元璋命大将徐达率大军北伐，攻占元大都城，推翻了元朝统治，随后废除了大都城的统治中心地位，降为北平府。元朝宫殿建筑被拆除时，孔子庙与国子学的建筑得以保留，只是将元朝时的全国最高学府国子学的地位降为北平府学。 及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即位，行削藩之策，燕王朱棣起兵反抗，史称“靖难之役”。朱棣最终攻占南京，建文帝失踪。朱棣在夺得皇权后决定定都北平府，称北京，使这里再次成为全国的统治中心。而在大规模营建北京宫殿的同时，北平府学也重新成为了全国最高学府，再称国子学。此后的清代一直沿用这里作为最高级别的中央官学。 由于朱元璋曾定都南京，故而当朱棣迁都北京之后，这里的各项政府设施仍旧保留，如主持中央政府工作的六部，以及国子监学等。在永乐初年，南京是首都，称京师，北京是陪都，称行在。到永乐后期，北京成为首都，南京成为陪都。而北京的国子监学和南京的国子监学，则以北监、南监加以区别。 明成祖（又称明太宗）朱棣在改北平府为北京之时，又将北平府改称为顺天府。由于原北平府学已经升格为国子学，于是，明朝政府就将原来的大兴县学升格为顺天府学。原顺天府学所在地就是现在的府学胡同。元代，这里是关押南宋宰相文天祥的地方，也正是在这里，文天祥写下了著名的《正气歌》。此后人们在这里建造了文丞相祠堂，以纪念这位曾经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不朽之句的名臣。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历史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