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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北京的贡院负责直隶和顺天府的乡试和全国的礼部会试，是全国科举考试的中心。北京贡院始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当时条件有限，九千多间考棚是用木板和苇席搭盖，四周围墙则为荆棘围成。明万历二年（1574年）时重建贡院，规模扩展到一万三千多间，考棚也改为砖瓦结构。到了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增南围墙二砖门，并扩充大门、二门等建筑；光绪初年，因应试人数骤增，号舍拥塞不堪，又将院址北扩，面积扩大许多。到清末最盛时，共设号房114排，可容纳一万五千多人考试。 贡院里的主试者称为“知贡举”，就是“特命主掌贡举考试”的意思，一般由朝廷有名望的大臣担任。而清代会试的知贡举多在一二品大臣中简派，满汉各一名。这些主考官权力很大，仿佛当今招生办主任的职责，就是他们和考官一起决定着一个个学子能否“一举成名天下知”。在明清的科举考试中，北京贡院里的主考官们闹出了不少有趣故事。 明正德六年（1511年）的一次会试，发生了考生闹事的事件。据《明史纪事本末》载：原来这次考试有一道题目是“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出自《论语·先进》中孔子的一段话，列举他的弟子在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四科中成绩最优秀的十个人。可是，考试后公布的优秀考卷里，却张冠李戴，把四科中的十个人和后世祭祀孔子时配享的孔门“十哲”混为一谈。因为在后世，已把四科中的颜渊尊为“复圣”，与“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及“亚圣”孟子并称为“四配”，地位高于被尊为“十哲”的子路、子贡等十人。又因为颜渊已升为“四配”等原因，“十哲”中的人物及其次第，也与“四科”不同。在以孔子为“至圣先师”的时代，作为朝廷的主考大臣，竟然将把“四科”中的十人和“十哲”中的人混为一谈的卷子，列为优等并公布出来，自然是个天大的笑话。所以，落第的考生表示不服，就写了篇《颜渊告状文》进行讥讽，并到处张贴，一时间风云骤起，弄得主考大臣们个个缩头藏脸，不敢辩解。但结果也没有更改，直接糊涂到底了。 这样糊涂的考官实在不该。但是，有些水平很高的考官也会因为阅卷潦草闹出笑话。据载，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会试，主考官是颇有名气的潘祖荫，他得知江南著名才子张謇参加考试，特命同考官认真阅卷，不要把张謇这样的才子遗落了。到发榜时候，张謇却偏偏落第。潘祖荫很纳闷，就去查底卷，结果发现张謇的卷子是考官熙麟初阅批的，就责怪他“不识文理、横加勒帛”，意思是阅卷水平不高，怀疑从中作梗。但经过核查，熙麟初阅时，确实认为张謇的卷子很棒，这时还是阅誊录卷，无法确认作者，他特地将这张卷子推荐给了潘祖荫，是潘祖荫自己未经细阅，就批了个“不通”黜落了。 再说一说帝师宰相翁同龢，他的学问、名气比潘祖荫还要大，他闹出笑话来更是不一般。翁同龢倒不是马虎出的错，而是不懂装懂，以错为对，闹了笑话。清何刚德《春明梦录》载：光绪十八年（1892年）的廷试，阅卷大臣们发现一份卷子很好，但对里面“闾面”一词感到不解，特地签出，以待研究。翁同龢看了以后自信地说：“这两个字没有错。”有人提出，没见过这个词汇，一定是“闾阎”的笔误。闾阎，古代闾巷的门，后用以指平民百姓。可翁同龢没有听取这人的意见，反而强作解释说：“我以前见过古人以‘闾面’对‘簷牙’，这就是根据，怎么会是笔误呢！”便把这份卷子定为第二名。后来拆号来看，发现作者是已经很有名气的文廷式，就问他“闾面”的来历，他惭愧地说，那是笔误，一时匆忙，把“阎”误写为“面”了。不知当时翁同龢何以应对。以文廷式的文才而论，中第二名自然当之无愧，但晚清时对殿试卷的错别字挑剔极严，这一个错字，如当时被发现，很可能被置于三甲之外。这也是误打误撞，因为翁同龢的自负，文廷式得中榜眼。 也有考官糊涂加水平低下，阅不出卷子的好坏，考生据理力争，严格追究，才得以匡正。据清徐珂《清稗类钞·考试类》载：也是清代，云南有个已经六十多岁的举人谢焕章，参加会试后的复试，文章写得很好，义理深奥，文采飞扬。一位姓李的阅卷官，阅卷时连句子也没有读通就轻率地给批了“文理不通”四字，作为废卷处理，谢焕章因而连举人的资格也被革除。与谢焕章同时参加考试的还有他的八名学生，他们深知老师水平很高，听说老师的卷子被当作废卷处理，气愤得一起罢考，并上书要求复查。清廷进行了认真复查，结果发现谢焕章的卷子不但毫无“文理不通”之处，而且讲的道理很深刻，他的举人资格终于得到恢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