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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由于澳洲丰富金矿的发现，由于白银产量的急剧增长，更由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相继改行金本位，大批白银被抛向世界市场，白银的需求日渐减少，世界金融市场上银价逐渐下跌。日益卷入世界市场的中国自然也遭受了金银比价波动的冲击，国内货币流通领域里出现了非常严峻的“银贱铜贵”、“银贱钱贵”、“银贱粮贵”等危机，导致财政贸易、经济生活严重混乱。为了挽救王朝衰落的政治命运，为了挽救没落的制钱制度，当时的理财家们提出了许多种改良币制的建议，清廷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尝试，大都效果不佳。就在清廷被银贵钱贱困扰得一筹莫展时，银钱比价于1905年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由先前的“银价日渐下跌”突然转为“银价异常飞涨”[1]。随之带来的是财政金融更加严重混乱。几年之后，深深陷人“银贵钱贱”困境中的爱新觉罗王朝便被政治革命的浪潮所吞没。 一 1905-1911年银价上涨的幅度与范围 “银贵钱贱”在清朝最后几年造成的社会经济生活混乱同样是十分严重的。过去由于比较重视辛亥革命时期政治事件、思想文化宣传方面的研究，相对忽略了“银贵钱贱”影响下的财政危机的作用，很少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就是专门研究货币史的专家，对于1905年以后银钱市场比价波动情况的认识也相当模糊。例如，杨端六先生虽然看到了1905年银价猛烈上涨的资料，而未引起重视，仍然把1857年到1911年视为同一“银钱比价回落时期”。石毓符先生在他的著作中沿袭了杨端六先生的错误观点，对于清末长达七年之久的银价上涨事实也略而不论；彭信威在他的《中国货币史》中，对于这一时期银价腾贵的事实也毫无论及。有人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清末的银价增昂是否因限于局部地区，或是银价上涨的幅度不大，或是造成的社会震动不够强烈，不足以引起重视呢?答案是否定的。 清末七年间的银价增昂，就区域而言，尽管不是全国性的普遍上涨，但也波及到了经济比较发达的大部分省区。1905年7月，署两江总督周馥敏锐地觉察到江西“钱价大跌”的动向，以为是铜元过多造成的，立即向清廷报告说：“近年江西寻常市价，每银两易钱一千三百文，现涨至一千四百余文。每银元一枚，向易钱八百四五十文，现涨至九百六七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