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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百多年来，中印边界问题一直未能解决，成为中印关系最大的影响因子。近年来，印度在边界问题和西藏问题上给中国不时制造麻烦。究其原因，固然有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水资源等方面的因素，但最重要的是印度独立之前就已有的“大国架子”及后来滋长的“瑜亮情结”、“怨妇心态”和“政治正确”等不正常心态。2017年6月18日，印度军队非法越境进入我国洞朗地区，在与我军对峙两个多月后于8月28日撤离。印度挑起该事件的动因，除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种因素外，心理上则是上述四种心态叠加、交织的结果和反应。印度的心态和洞朗事件更彰显中印边界争端罕见的复杂性以及解决问题的艰巨性。 关键词：洞朗；印度；心态；中印边界问题 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症结和影响，国内外研究成果相当丰富，大都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历史、文化、宗教等方面进行阐释和分析，尚未见从心理上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的著述。2017年6月18日，印度军队无端非法越界，侵入我国洞朗地区，挑起性质极为恶劣的事端，与我军对峙两个多月后于8月28日撤离。对于印度挑起洞朗事件的动因及其影响，各方人士众说纷纭，有的甚至简单地用“奇葩”二字来一言以蔽之。纵观历史，印度此次在洞朗制造事端，与它在边界问题上迄今为止坚持顽固立场、不时给中国制造麻烦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并非偶然所为，而是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动因，是其在多种心态作用和驱使下战略焦躁的反应。 一、印度经久未变的四种心态 仔细考察、分析印度的对外政策史，可以看出，已经浸润并黏附其身心的“大国架子”、“瑜亮情结”、“怨妇心态”和“政治正确”深深地支配了它的地区政策及国际外交的走势，更是影响甚至决定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态度、立场以及对华政策最重要的心理因素。这四种心态或叠加，或交织，相互影响，挥之不去，且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印度国策的基础，将决定着印度“大国梦”的成败。 1.放不下的“大国架子” 印度自然和地缘条件得天独厚。12亿多人居住在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利农、矿产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印度半岛，面向开阔的印度洋。南亚其他诸国，体量均与印度相差甚远，除了巴基斯坦，没有哪一个敢公然对印度叫板，这使印度成为南亚“天然霸主”。尽管民族众多、文化多元、语言繁杂、习俗不一，但如果政府治理得当，印度从上至下，也应能心态平和，人民幸福，国家前途似锦。此外，印度人自我感觉甚好：自以为虽是棕色皮肤，但人种上是白人；英国殖民时期，印度被誉为“大英帝国皇冠上的明珠”，印度人获准参与英印政府机构及其内政外交活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印度女皇。英国在殖民期间尽可能扩大英属印度的“安全疆界”，给印度留下了广阔的土地。 “大国架子”是现代印度尚未独立建国时就有的。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1944年在狱中时就曾誓言印度“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要“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1]1947年印度独立后，尼赫鲁及其领导的印度政府崇尚大英帝国的“印度中心论”，全面继承了英印政府时期英国的政略和战略，认为只有印度才有资格填补英国撤离后在南亚留下的空缺，尽快“成为亚洲各部分的中心”，遂在独立当年的10月14日宣布“承继英印时代所缔结之各项外交关系及义务”。几年后，尼赫鲁又说，环顾世界，美、苏、中三个大国之外，“显然世界上第四个大国将是印度”。[2]尼赫鲁的目标是：在印度洋地区，从东南亚一直到中亚细亚，印度将来要发展成为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心。他在1949年10月2日写给各邦首席部长的信中声称：“今天全世界都公认亚洲的未来将强烈地由印度的未来所决定。印度越来越成为亚洲的中心。”[3]为了建成“大印度帝国”，尼赫鲁政府全然不顾国内面临的严峻的经济、政治困局，比英印政府时期更加热衷于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扩大疆土和势力范围，意欲将国家的“安全边疆”拓展至“理想位置”，大搞地区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印度独立后放眼南亚周边小国，没有一个能与之争锋的，而跻身世界“大国俱乐部”更是成为自尼赫鲁始的印度历任政治家的雄心抱负，至今未有丝毫褪色。这种似乎天生就有的“大国架子”决定了印度的如下行为特点： 一是作为从殖民地独立出来的国家，却在南亚赤裸裸地推行早已过时的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印度在1949年6月趁锡金内乱，借口“为防止动乱和流血”派兵进驻锡金；1950年与锡金签订“和平条约”，正式把后者变为印度的“保护国”，控制其经济、政治、国防和外交；1965年第二次印巴战争爆发后进一步强化了对锡金的军事侵略，1973年4月悍然军事占领了锡金，1974年9月变锡金为印度的“联系邦”，1975年5月又正式宣布锡金成为印度的一个邦，索性灭了锡金。印度也对不丹加紧渗透和控制，1949年与不丹签订“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要不丹外交接受其“指导”；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不丹的“保护国”自居，代不丹处理对外事务，甚至把不丹作为其“北部防线”一部分列入印度版图；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进一步加强了对不丹的渗透和控制，在不丹大肆培植亲印势力；不丹虽在1971年加入了联合国，但不能按自己的意愿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仍得看印度的眼色行事。印度在尼泊尔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具有主导作用，对其外交政策具有重大影响，对于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马尔代夫，也一直以“老大”自居。 二是对中国拥有主权的西藏地区一直抱持殖民心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印度一直视西藏为缓冲地带、自己的“后院”。尼赫鲁把西藏看作是印度的世袭领地。印度政府虽然后来接受了“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说法，但从未明确承认中国政府对西藏拥有完全主权，骨子里不愿放弃此前在西藏的“特权”。中印边界问题与印度对西藏的“念念不舍”是紧密相连的，犹如孪生兄弟。 三是即使在英国这个前宗主国及对印提供援助的大“金主”美国面前，印度有时也端着“大国架子”。如在1962年9月下旬中印关系已经极度紧张、印度急需军事援助时，英国仍不愿接受印度的出价，坚持要以国际市场价向印度出售武器，尼赫鲁心有不满但又无奈地嘲讽英国是印度曾经的“老板”。[4]印度战败后，即便已是惊慌失措，也不肯按照英、美的苛刻条件接收某些援助。 四是在对外事务中只考虑自己的一己私利，全然不为地区的发展着想，行事时常不顾国际关系准则，一副“我是老大我怕谁”的架势。 2.难理喻的“瑜亮情结” 20世纪50年代后期之前，印度简直就是世界“宠儿”，尼赫鲁更是国际外交舞台上耀眼的“明星”。美苏阵营里均有不少国家很看重印度，竞相提供援助。印度整个国家，从政要到民众，都觉得其日后的光景必是顺风顺水。但在1962年边界战争中惨败后，印度觉得自己在国际上大丢面子。再加上20世纪50年代之前印度曾在很多方面领先于中国，但很快被中国赶上并超越，尤其自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更是被甩得越来越远，这让印度深感失落，认为自己的发展不再尽如人意了。其根本问题在于，印度一直没有探索到并制定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战略。中印两国相比，中国依靠共产党的领导，大胆改革，探索出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和极具世界影响力的发展模式；而跟中国人口规模相近的印度，一直没有探索到并制定出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战略，难以像中国一样成为世界经济发动机。与当前的中国相比，不论是经济体量、军事实力，还是国际影响力，印度均不在一个层级。特别是在世界聚焦的国际大舞台上，中国是众望所归的“领衔主演”，印度则往往作为三流“配角”出场。在此情况下，处于焦虑之中的印度对中国滋长了难以启齿的“瑜亮情结”：在偌大亚洲，既已有我印度，为何还出来个中国！ 3.散不去的“怨妇心态” 印度除在经济、军事、国际影响力等方面不如中国之外，加深其对中国不满、甚至敌意的原因，是它迄今一直片面、错误、不讲理地认为对中国有大恩而未获回报。印度自以为，它不顾美国等西方国家施加的种种压力，很早便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恢复中国的联合国席位、朝鲜战争、万隆会议等重大问题上帮了中国，其内心深处殷切期望能从中国得到回报——主要是指望中国在边界问题上接受或默认其立场，但一直未能如愿。根据印度军史内部资料的说法，1954年4月中印签定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时，印度“为了表示友善之意”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个地区”。然而，“印度虽然通过一纸条约默认了中国人对西藏的占领，却没有在边境问题上得到任何补偿”。[5]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中国首次与美、苏、英、法等国一起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等于联合国安理会四大常任理事国承认了中国与其平起平坐的大国地位，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及中国代表团在世界大舞台的“首演”也极为出色，颇受世界瞩目。印度虽然在朝鲜战争停火，特别是战俘谈判问题上出了不少气力，但外长梅农只以观察员身份列席了日内瓦会议的部分议程。对于世界豪强给中印两国差异明显的“待遇”，尼赫鲁心中自然有所不平。1954年6月24日，就在周恩来访印前一天，尼赫鲁在与访问喀布尔途径新德里的瑞典驻莫斯科大使索尔曼共进午餐时长时间大谈日内瓦会议，转弯抹角地表达了他的抱怨。他先是表扬了联合国秘书长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等人，又说美国国务卿不合作，中国人很固执，而他自己则“代表了亚洲唯一可与共产主义作斗争的力量”，[6]暗指他本人和印度不被大国重视。印度还以国际舞台上中国的“带头大哥”自居，认为是它“为中国提供帮助，把这个几乎与国际社会没有接触的国家带进了亚非各国的圈子”。[7]特别要指出的是，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力挽“危局”，短短几天内展现出来的超凡个人魅力和新中国大放异彩的务实、灵活外交，都大大出乎尼赫鲁的意料，后者的心态开始出现微妙变化。此后，尼赫鲁原引以为傲的“中国走向国际舞台引路人”的心态开始扭曲，中国作为对手的成分开始上升，而作为“兄弟”和伙伴的比重悄然下降。此后，不但外交上，而且在诸多方面（体育等算少数例外），印度的民族主义者都爱拿印度与中国对比，对中国在各个领域取得的超越印度的成就感到不可接受、难以容忍。中国按照国际规则和惯例与南亚其他国家开展正常的经济、军事合作，也被印度视为编织遏制、包围它的“珍珠链”。特别是在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中完败，对印度整个国民的精神和心理打击极大。最重要的是，此战惨败被许多印度人认为延缓甚至阻碍了他们引以为豪的国家奔向大国的势头，且至今没能恢复元气。这些五味杂陈的情绪，总起来可称之为“怨妇心态”。 4.驱不走的“政治正确” 印度自近代以来最难解决的问题是国内团结。近百年来，中国成为“帮助”其解决这一难题的外部因素。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革命和抗日战争，被印度各派政治力量领导人在国内广泛宣传，以图提升民族精神促进国内团结，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两国人民相互支持和鼓励，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和深厚的感情。但印度和中国之间不可调和的对立的实质，乃是自认为且被西方奉为“世界最大民主国家”的印度与社会主义的、被某些西方国家说成是“专制”的中国之间看不见的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边界争端是这种难以妥协的意识形态竞争的最大体现。其实，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中国在印度心目中威胁的成分就已开始上升，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末中印关系迅速恶化后，印度政要纷纷开始把中国视为其最主要的威胁，“边界争端在印度成为政治问题”。[8]如，1958年9月初，就连政治色彩最不浓厚的印度红十字会主席，在访问苏联回国后竟也称对印度的“长期威胁不是苏联而是中国”。[9]尼赫鲁的情况最为典型，只要其对华态度稍显温和，即招致议会和媒体的批评和攻击，转趋强硬后，便在议会赢得欢呼（敲桌声）和媒体的喝彩。如，1959年3月底，尼赫鲁谨慎地把解放军平叛后的西藏局势视为“中国的内部事务”[10]。但是到了4月初，随着印度国内反对和谴责中国在西藏的平叛行动的气氛趋于高涨，尼赫鲁便于4月3日宣布达赖及其80名追随者抵达印度，并在议会发表了对中国很不友好的关于西藏局势的声明。到了4月中旬，多数印度媒体同情西藏分裂势力、谴责中共。4月28日，尼赫鲁在印度下院就西藏问题发表歪曲事实的声明。即便如此，印度议会仍在5月11日猛烈抨击了尼赫鲁对西藏的政策。在各种压力之下，尼赫鲁于9月14日在议会演讲中宣称“在任何方面都决不会向中国让步”[11]。10月24日印度媒体大肆报道在中印军队拉达克冲突中有17名印度警察丧生，尼赫鲁最初还想给国内的抗议情绪降降温，于10月27日呼吁民众保持冷静，但在各方压力之下，11月2日他的口气立马变得强硬起来，声称将“坚定回击中国的进攻”，在11月10日的大规模群众集会上更是罕见地就“中国入侵印度边界”事件发表了长达100分钟的讲话。当他11月21日给周恩来的复信受到印度媒体的批评后，尼赫鲁又于27日在议会声称“对不丹和尼泊尔的侵略就是对印度的侵略”。[12]1960年4月周恩来访问新德里后，“指责中国侵略在印度已成为表示忠于祖国和义愤填膺的口头禅”。[13]在边界争端上，尼赫鲁直到战争开始前的一两年里仍有过温和言辞，比如，他在1960年4月21日说需要找到正确及和平的方式解决边界问题。[14]1962年3月9日中印边界局势极度紧张时，印度驻华代办班纳吉认为，尼赫鲁此时仍可能“愿意做出一定让步以使中印关系回到正轨”。[15]中国开始边界自卫反击战前夕，英国驻新德里官员认为议会的压力使得尼赫鲁的对华态度趋于强硬。对于外界对尼赫鲁不断施压所产生的影响，印度军史内部资料不加修饰地指出：“无知而喧嚣的媒体和反对党，在迫使尼赫鲁并不情愿地走上军事对抗道路方面，扮演了极不负责任的角色。”[16] “政治正确”的另一层含义，就是印度对于1962年战争的惨败，在感到莫大羞辱之余，也有一大“收获”，即其领导人认为这场惨败帮助它解决了靠自身努力多年未能解决的大难题——促进民众团结、提升民族精神。1962年10月26日，面对战事不利导致民众惊慌失措的局面，印度总统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尼赫鲁呼吁全国团结，得到积极响应。次日，财政部长宣布建立国防基金。[17]到了11月初，一些邦的反政府力量也转向政府一边，“谴责中国入侵”。[18]（缺注释，已补充）英迪拉·甘地说：“我们一直非常辛苦、勤劳地对这个国家进行整合，现在中国人替我们做了这件事。”（缺注释）尼赫鲁则称：“中国入侵造成的可怕震动带来了印度精神的重生”，“这是印度历史的转折点”。[19]他在12月7日视察阿萨姆邦后发表声明，称那里“军民士气高昂”，在记者招待会上说“要把中国侵略者赶出印度领土”。[20]印度多次拒绝中国提出的和平谈判倡议，1963年5月25日的《大公报》社论称“印度决定不与中国谈判是想维持边界紧张局势”。[21]印度军史内部资料认为，虽然中国宣布停火的“1962年11月21日的黎明，是印度独立以来军事史上最黑暗的一幕”，但“这也是印度最好的时刻”，因为“印度掀起了空前的爱国主义浪潮”；虽然这场战争“确实对印度的声望造成了沉重打击”，但“国家对1962年11—12月间这场失败的程度过度渲染却是一件幸事，因为这让印度对维吉提乌那句名言——想要和平就得准备战争——有了充分认识”。[22]用一位英国作家的评论说，1962年边界战争中印度人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日后国内再发生危机时“还会再次出现”，这成为一种“典型的印度式反应”。[23]印度军史认为，这场战争已使印度“发生根本性巨变，一个植根于甘地和平主义土壤的国家决心要掌握足够的军事力量了”，而印度人这种态度上的根本转变很可能是1962年战争“影响最为长久的后果”。[24] 印度利用战败在国内各阶层大搞“爱国主义”教育，自认为这是1962年战争带来的最显著成果，如：1962年12月26日印度新闻情报局宣称，老师应教育学生“明白中印冲突的利害关系”；海外印度人以现金、黄金、礼品、志愿者形式向国防基金捐赠；向国防基金捐款者戴花环等等。[25]边界战争后，印度利用战败带来的羞辱，在国内制造“悲情”，培育“复仇决心”，纵容和支持民族主义情绪，众多政治领袖通过制造边界紧张来维持和提高国内的支持度，谋取自身和所在党派的私利。在边界问题上对华强硬成为印度国内的“政治正确”。 二、印度洞朗挑衅的动因分析 印度虽然有“立足南亚、控制印度洋、争当世界一流大国”的雄心，但显然缺乏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资源和手段。它梦想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入“核国家集团”、赶超中国等，但可资利用的资源很难再挖潜，特别是其硬实力的增长并未相应带来软实力的提升。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莫迪凭借民众高支持率上台后志得意满，连续推出改革措施，在外交上异常活跃，其“新政”虽取得一定成效，但经济上许多指标难以兑现竞选诺言，国家债台高筑。国内形势的动荡不稳激化了国内矛盾。在此种情况下，印度选择在洞朗制造事端，既有国内转移矛盾焦点的考虑，也有国际谋“势”取“实”的意图。 1.意在转移国内矛盾，提升国民精神，凝聚民众团结 民族主义情结很深的莫迪靠其地方治理的业绩和对选民的诸多承诺在大选中获胜，上台执政后急于迅速加强国力，接连推出废除500卢比和1000卢比面额纸币、税改等激进政策，损害了不少普通民众的利益，引起国内不满，多地爆发示威游行甚至动荡。此外，与中国接壤各邦，因经济发展缓慢、与印度南部地区差距拉大，离心倾向加重，再加上中国“一带一路”落地项目的“示范”效应，使得印国内分歧更难弥合。对付这种局面，莫迪政府用的还是尼赫鲁时期惯用的套路：制造边界事端，给民族主义情绪加温，企图转移民众视线，摆脱执政以来面临的最大困境。此乃印度政府派军队侵入洞朗的主要意图之一。[26] 印度靠对中国持强硬态度转移国内矛盾焦点的做法，国际上早有评论。2011年4月时就有韩国媒体指出，号称“世界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的印度，为了缓解异常尖锐的国内矛盾，既要动用政府力量，也需寻找外部矛盾来吸引国内民众的注意力，“中国无疑是个合适的选择”。[27]然而，印度政府此次旧戏重演，在洞朗制造事端意图转移国内焦点、强化民众共识、提高士气，70天来并没有给印度广大民众,特别是边境地区各邦带来多少实惠，更没能做到利国利民。许多政治人物在位时对中国态度强硬，下台后则变得讲话灵活、趋于理性。可以说，印度政要、议会、军方和主流媒体夸大中国威胁的实效和时效都在减弱，印度国内对印军在边界挑事的支持度并未像开始时那样居高不下。不仅反对党对印军在洞朗的做法提出质疑，更有前高官和学者明确指出错在印度，撤军越早越体面。更重要的是，印度政府在洞朗挑事并未能缓解国内压力，民众的不满情绪促发各种危机丛生，比如：8月上旬，印度大约3800名公共汽车司机举行罢工；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因失业率高企和农村经济发展不景气，民众多次走上首府孟买街头抗议；印度港口工人因“政府当局歧视对待”、“削弱了港口工人的基本权利”，举行了无限期罢工；印度铁路承包商举行罢工，抗议高额消费税；印度近百万银行职员举行全国性大罢工游行示威，抗议印度政府推行的银行改革政策，造成印度国有银行业务大面积停摆；印度西北部宗教组织“社会福利和精神组织”头目、“大师”古尔米特·拉希姆·辛格被判强奸罪引发的骚乱不断发酵，造成30多人死亡300多人受伤，哈里亚纳邦、旁遮普邦和首都新德里等地局势紧张，多个地方进入紧急状态…… 2.企图加强或保持对南亚邻国的控制和影响 印度一向不尊重南亚众邻国，对其与中国关系的发展尤为敏感，采取各种措施严加防范。早在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大局已定，特别是随着西藏和平解放，印度政要们便认为中国对印度构成安全威胁。为了加强对与中印相邻的南亚国家的控制，印度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先后与不丹（1949年8月8日）、尼泊尔（1950年7月31日）和锡金（1950年12月5日）签订了同盟性质的条约。中印关系极度恶化后，印度更以南亚“霸主”的架势出现。未与有关国家商议，尼赫鲁便于1959年11月27日在议会宣称“对不丹和尼泊尔的侵略就是对印度的侵略”，此后不久又在1960年初发表了同样的言论。尼赫鲁此举针对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连英联邦事务部1960年2月27日的文件也称尼赫鲁是想“强化尼泊尔人对中国的抵制”。更凸显印度霸道作风的是，1962年3月24日，其外交部竟然抗议中国“侵犯”不丹领空。印度在中印边界战争中的大溃败引起国内惊慌后，让锡金国王秉其旨意，在1962年11月14日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以应对中国对边界的威胁”。[28] 中印边界战争后，印度进一步强化了对南亚国家的控制，加紧了对中国的防范。即使中国与尼泊尔等国的经济合作，印度人也担心因产生示范效应而使其在尼影响力受损，如：有印媒1965年2月22日称，印度因担心中国要修建的拉萨至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公路成为“样品展示”，而欲代替中国修建这条公路。[29]后因印度的阻挠，中国放弃了修路计划。在中印与锡金的边境地区以及两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上，印度的扩张主义和霸道做法多次引发与中国的对峙甚至武装冲突，如：1965年9月17日，印度在中锡边界非法修建军事设施拒不拆除导致中印发生严重对峙后，《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题目充满最后通牒味道的文章，要求印方“文到之日三天内拆除边界印军入侵工事，立即停止一切活动并保证不再骚扰”。不仅如此，就连副标题也措辞强硬：“中国不介入印巴争端不等于不问是非，只要印度政府有一天还在压迫克什米尔人民，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克什米尔人民要求自决的斗争；只要印度政府有一天还在对巴基斯坦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中国就一天不会停止支持巴基斯坦反侵略的正义斗争”。[30]对于中国发出的严正警告，印度最初并不示弱，其总理称印度“将为自由而战”，“蔑视中国的最后通牒”，多数印媒认为中国的最后通牒“并非意味着军事行动而只是向印度施加政治压力”，有的还认为意在“羞辱印度人”。[31]中国召见印度驻北京代办，限印度在1965年9月22日午夜前拆除锡金边界的军事设施。印度在最后时刻拆除了非法修建的军事设施，但此后仍不断滋事，如：印媒在1966年8月4日指责中国“正在策划颠覆不丹的阴谋”，16日又抗议中国“侵犯克什米尔边界”，9月20日指责中国在中锡边界进行广播。[32]1967年9月，中印在乃堆拉山口发生激烈武装冲突，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此后，印度吞并锡金，紧盯不丹。但是，近年来，中国与南亚国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关系快速发展，印度与中国在南亚地区的影响此消彼长已是不争的事实。巴基斯坦媒体在2010年5月概述了南亚发生的显著变化：“中国成功约束了印度，已是南亚地区领袖”，南亚“现在可以被称为中国次大陆了”。中国已是包括印度在内的所有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成员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度为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设立壁垒，阻止其出口，而不是增进地区经济融合”，而中国则“通过贸易、援助、贷款和投资，更为积极主动地进入次大陆市场，并且借双边条约和合作改善与所有南亚国家的关系”。“在曾被德里视为自家后院的次大陆，中国的地位已经很稳定。”此外，南亚地区大多数国家也对印度打中国牌，“以平衡印度的霸权”。[33] 作为中印之间的“夹心小国”，不丹的经济、军事和外交均受印度控制，是迄今为止南亚地区唯一没有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但印度对不丹政府同中国的接触仍怀有高度戒心，近年来的反应尤为敏感。2012年，不丹首相吉格梅·廷莱在巴西参加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时会见了中国领导人，“让印度非常不快”。2013年7月13日不丹举行议会选举之前，印度在6月底中止了对不丹的燃气补贴，导致该国燃料成本飙升，以此来“绑架不丹大选”，帮助亲印度的反对党“人民民主党”击败了执政的“和平繁荣党”，掐断了不丹政府“亲近中国”的苗头。[34] 面对南亚地区不可逆转的新变化，莫迪政府对近邻小国的做法同尼赫鲁时期并无二致。印度此次在洞朗制造事端，显然有通过对中国“秀肌肉”警告不丹和尼泊尔的意涵。[35]但其做法在南亚适得其反。不丹媒体2017年6月28日称，印度制造事端的洞朗地区是中不边界争议区域，与印度无关，这就等于是打了印度的脸。该媒体还曾发表不丹国王法律顾问旺查·桑杰的文章，指责印度一直以来用“铁腕政策”，通过对不丹经济等方面的控制，阻挠中不之间的边界谈判。“究其原因，是因为印度政府担心，中不签署边界协议后的下一步，将是两国关系正常化。”而如果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将永久地巩固不丹的主权地位，在国际政治的敏感问题中，不丹将不再轻易地成为印度的马前卒或代理人”。[36] 在洞朗危机持续发酵时，印度政府继续示强，向边界增兵，声称要在西部边境地区修建公路。印度政要拉高调门，要让世界“重视”印度的“实力”和“决心”。2017年8月15日，印度第71个独立日，莫迪宣称“国家安全是首要任务”，要在2022年之前建成“新印度”，鼓励民众“要有改变国家的决心”，并称印军“不容外界小觑”，“无论在海上或陆上、网上或现实，印度都够强大，足以在任何层面对抗外敌”。18日，印度内政部长拉杰纳特·辛格称要在2022年前解决克什米尔争端等问题。[37] 这与其说是印度领导人的“豪情万丈”，不如说是对其民族主义驱使下日益加剧的焦躁心态的掩盖。然而，印度的所作所为都没能影响中国与南亚国家关系的健康发展。就在印度独立日的次日，尼泊尔总统班达里在加德满都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时说，尼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伟大倡议，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尼中友好关系和互利合作不断向前发展。尼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38] 3.试图博取国际上的支持和同情 印度一直利用边界争端在国际上抹黑、讽刺和挖苦中国，一向在边界问题上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和弱者，以图利用西方国家和媒体对它这个“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的厚爱和偏爱，通过在边界争端及西藏问题上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和制造麻烦，从国外获取尽可能多的经济、军事援助和政治、道义上的支持。印度虽借此获得过不少国家的支持，但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得到的国际支持和同情明显减少,如:1962年11月9日，印度在边界战争中败局已定时，其外交部列出的“同情和支持”印度的国家有40个(阿根廷、澳大利亚、玻利维亚、加拿大等)； “同情和关切”印度的国家有5个(梵蒂冈、以色列等)；“同情”印度的国家有11个(奥地利、巴西等)。亦即站在印度一边的国家共有56个。[39]印度战败后半年时间里，从英联邦国家、美国、苏联和部分东欧国家共十余国分别获得了1000万英镑至15亿英镑不等的物资和贷款援助。[40]相比之下，战争开始后没有一个国家公开宣布支持中国（只有阿尔巴尼亚不公开支持中国）。但是，在中国宣布单方面停火、撤军后短短一周时间里，先后有亚非拉美37个国家的政府宣布支持中国的做法(其中,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包括越南、朝鲜等；非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亚洲有印尼、柬埔寨等，非洲有几内亚、阿尔及利亚等；西方国家有英国、新西兰等）。上述国家中有14个是在战争开始后曾宣布支持、同情和关切印度的国家。到了1963年1月7日，不公开亲印度的只有突尼斯、象牙海岸等9个国家，公开亲印的更少——只有埃塞俄比亚和刚果两个。[41]20世纪60年代后期中印边界锡金段军事对峙时，上述曾站在印度一边的56国，绝大多数都没有再表示支持和同情印度，有的还劝说印度要正视中国的“最后通牒”，撤走在边界非法建立的军事设施（如马来亚）。多年来，这些国家早已与中国建交并发展起紧密的政治和经贸关系。最近几年中印关系出现波动和紧张时，不仅它们，就是国际上其他国家也很少发声。对于洞朗事件，国际上有许多声音，如老牌记者、资深中印边界问题专家马克斯韦尔等，都直言不讳地批评印度无理挑事。印度外长竟然不顾事实，说世界各国都支持印度，真是犹如吹哨夜行，自我壮胆，欺骗其国人。 4.意欲给中国制造麻烦，增加谈判筹码 通过向中国抱怨、给中国制造麻烦来增加与中国谈判的筹码，从中国获取好处，获取更多的外部援助和支持，是印度在对华关系中多次使用的“战术”。为此，它经常不顾中国在国家核心利益方面的关切，与中国的分裂势力相互勾结，并不断密切关系，如：1962年11月10日，尽管印度败局已定，“不怎么喜欢印度人的台湾国民党认为中国对印度的侵略应得到抵抗”。[42]1965年10月，一个台湾蒋介石政权的代表团出席了在印度加尔各答举行的一次会议和在新德里举行的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会议，中国政府为此在1966年8月2日指责印度搞“两个中国”。[43]近年来，印度与日本和中国台湾相互走近，在亚洲搞遏华“铁三角”。莫迪上台后，印度政府曾于2015年邀请台湾“经济部”官员赴印参加经贸会议。 印美关系的发展针对中国的目的十分明显。1952年，印美关系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美国出于与苏联在南亚的竞争和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的斗争，一改对印度的冷淡，把印度视为在亚洲与中国“共产主义”相抗衡的“民主”国家的样板，携手英国，加强了对印度在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援助。1959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访问印度，新德里百万人夹道欢迎。1962年11月20日，尼赫鲁向艾森豪威尔发出求救信，艾森豪威尔决定向“惊慌失措”的尼赫鲁提供轰炸机等军事援助。[44]12月的拿骚峰会上，西方国家确定对印度提供总值1.2亿美元的物资援助，美国答应承担的份额最多。印度军史内部资料说，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中，“美国及时做出的反应在印度人民的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美国被认为是印度“真正的朋友”了。[45]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和破裂，苏联加大了对印度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如：它于1962年12月同意在印度建立工厂，生产米格—21超音速战斗机，1963年又承诺为印度建设波卡罗钢厂提供援助，安—12运输机和米—4直升机也提前交货。此后至苏联解体以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苏联（俄罗斯）和美国成为印度最大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来源。近年来，印度与美国及其在亚洲最大的盟国日本越走越近，三国在军事、经济和技术方面的联系日益密切，针对中国是它们联手的主要动机。长期以来已经习惯外援的印度，要想跻身世界强国之列，实现其雄心勃勃的现代化目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外部的支持，特别是在其比以前更具“万国牌”色彩的军事装备采购中，美国及其盟国所占的比重已经超过俄罗斯。 鉴于中国综合实力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印在军事、经济及国际影响力等方面的差距越拉越大，印度在边界争端和对华事务中可资利用的筹码越来越少。由于心态的驱使和外交策略的变化，印度与中国的摩擦、分歧、矛盾甚至对抗愈加频繁，程度也有所升级。近一两年，印度利用西藏分裂势力、台独势力、南海问题等频频给中国制造麻烦，意欲增加在边界争端和其他涉华问题上的谈判筹码。但鉴于中国体量及影响力的快速发展，以及战略和心理上的超凡定力，印度的小动作收效甚微。为了对付中国，印度近年来外交上日趋借重美国、日本等域外因素。但因各怀鬼胎，印、美、日虽加强了合作，实乃相互利用关系，谋“势”显然大于取“实”。美、俄、日、法、以等国出售给印度的武器装备，价格要远远高于给其他国家或国际市场的价格。特别是美、日对印度的援助，真心支持和“忽悠”的成分各有几何，久而久之印度自有其判断。但对喜欢被“忽悠”的印度来说，美国的许愿的确是给它打的强心剂，使其多了不少底气。早在2011年，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就鼓动印度“冲出南亚，领导亚洲”，着实让印媒躁动一气，也让印度人多了一份战略优越感。2014年，美国驻印度大使理查德·维尔玛对印度记者说：“我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印度洋—太平洋水域能够看到美印海军舰艇携手并进的场面。”美国为了借助印度的力量来牵制中国，对印度褒捧有加，故意迎合印度追逐大国梦的虚荣心，虽然它心里很清楚，如果中印之间爆发军事冲突，印度几无胜算。[46]8月22日，在中印洞朗对峙的当口，美国总统特朗普又给莫迪提供了一个发挥大国作用的“良机”。他称印度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是美国重要的安全和经济伙伴”，希望印度发挥更大作用，给阿富汗“带来和平与稳定”。特朗普的讲话在印媒赢得热烈掌声，而美媒则笑看印度是否会跳入“战略伙伴”这个大坑。[47] 对于印度打美、日牌意图增加对抗中国筹码的后果和前景，外国媒体看得很清。2009年11月，墨西哥媒体批评英国等西方国家挑拨中印关系，指出中印两国应合作前行，冲突只会让英美得利。2011年4月，韩国媒体认为印度选在印度洋、东南亚和南中国海与中国展开广泛对抗是很不理智的行为。印度为缓解国内矛盾、谋求大国形象，选择与本应是伙伴的中国进行对抗，长此以往，恐将自食苦果。尽管印度使出浑身解数，与中国一争高下，但2017年8月时仍有美国媒体称，在欧洲和在美国，“中国获得的关注多于印度”。[48]大量事实说明，印度欲借助外部力量赶超中国的努力是徒劳的。 5.军事冒险与战略赌博 印度借口中国在本国领土上修路对其安全构成威胁，悍然派军队侵入我洞朗地区，赖了70多天才离开。这一无理事件的恶劣性质，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印度选择此时在洞朗制造事端，决非一时性起，应该是下了大“赌注”的。它之所以敢如此“鲁莽”行事，恐怕对中国和美日都有战略上进行“讹诈”的成分。 对中国，印度要为1962年战争的军事惨败以及蒙受的“羞辱”寻机“复仇”的“决心”，再加上前述四种挥之不去的心态，促使其冒险一试。如果它真的认为其西里古里走廊的安全受到威胁，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的实施将对其边界局势、发展战略和安全态势产生重大不利影响，通过军事手段寻找出路也可能成为其选项之一。再考虑到印度的政治领袖和政党利用和操控边界问题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惯常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靠民族主义、右翼势力（甚至具有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势力）支持上台执政的莫迪，认为印度已进入独立以来最强盛的时期，与中国对峙时是不会轻易“服软”的。 对美日来说，为了遏华的共同目的对印度的军事和外交支持到底能走多远，恐怕它们自己目前也尚无决策，但印度为了与中国“对赌”，自己筹码有限，只得指望美日“出资”。印度在洞朗出手，假借不丹名义，自以为钻了一个空子，是想借此突入我国领土，并准备在受到抵抗时大喊大叫，大造国际舆论，真若发生军事冲突，无论胜败，它都能在国内外“收获”不菲。因此，印度有可能认为它在洞朗呈现的“赌徒”决心越大，美日出的“赌资”就会越多。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印度在把洞朗挑事当作给美国的投名状。莫迪访美、洞朗挑事和特朗普点名让印度帮助解决阿富汗问题，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值得仔细玩味。现在，洞朗事件虽已结束，但印度此后继续借助美日支持冒险对中国进行军事挑衅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我们必须做好军事准备，不能掉以轻心。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应对中印边界争端的复杂性和解决问题的长期性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要认识到不断制造麻烦的“难缠”的印度将是决定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成本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另一个是亚洲之外的美国）。如用军事手段解决，就双方实力而言，打败印度不难，但打服印度不易。与印度这个“牛皮糖”邻居相处，经过努力，可以维持“和”，却难实现“睦”。印度选择在洞朗滋事的时机和手法，自有其特定的考量，最终受挫，足见其国大难言眼宽，计诡未必高明。莫迪总理起自草根，敢断手狠，挟地方政绩而入主中央政府之后，急于做出成绩。他和他的内阁成员，不吝口出狂言，“五年后给出一个新印度”、“2040年赶超美国”……这样的话语背后，无不反映出其严重焦虑的心态。此种情绪，结合前述四种固有心态，有理由断定，印度以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再次制造洞朗事件之类的事端，兴许不会是小概率事件。然而，凡事都有两面，洞朗事件的和平解决，使国人和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的超凡定力、坚定立场、军事实力、外交努力、舆论影响力以及中国所拥有的大国胸怀和超大格局，中国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必将成为国际上的经典案例。它也启示我们，中印两个大国邻居终归还是要和平相处，中印关系还是要置于我国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政策框架之内。我们极而言之，退一万步讲，即使有朝一日真的不得不与印度兵戎相见，那也是以打促和，不能忘掉诸葛亮“七擒孟获”之垂范；当然，这是后话。 令人欣慰的是，洞朗事件后，中印关系似乎又开始走向正确的轨道。2017年9月5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厦门会见来华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和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的印度总理莫迪时，双方都同意加强金砖国家之间的合作，共同努力，确保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健康稳定的中印关系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政治互信，推进互利合作，双方不应视对方为对手，而应使合作成为两国关系主流；应相互尊重，增进政治互信，扩大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沟通协作，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49] 果能如此，则中印两国人民幸甚，天下幸甚！ -------------------------------------------------------------------------------- [1] [印]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著，向哲濬、朱彬元、杨寿林译：《印度的发现》，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0页。 [2] Jawaharlal Nehru, Jawaharlal Nehru’s Speeches, Vol. 3, Delhi, Publications, 1949, p.264. [3] 曹永胜等：《南亚大象——印度军事战略发展与现状》，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4] “UK Aid to India, 1962—1964”, 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档案号DO189/241。 [5] 印度国防部军史部内部资料，P. B. Sinha & A. A. Hthale, History of the Conflict with China, 1992, History Division, History of Defence, Government of India, New Delhi, 1992, pp. 23—27. [6] “Geneva conference: UK foreign secretary’s unwilling to send further personal message to Mr Nehru, 1954”，英国外交部文件（机密），档案号FO371/112075。 [7] P. B. Sinha & A. A. Hthale, History of the Conflict with China, 1992, p.412, p.414. [8]［英］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1年5月版，第175页。 [9] “Sino-Indian Relations,1952-1959”，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机密），档案号DO35/8817。 [10] “Chin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solidation of Tibet,1952-1959”，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机密），档案号DO35/8980。 [11] “Chines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solidation of Tibet,1959”，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档案号DO35/8981；“Violation of Borders of India by China, 1959”，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FO371/141271。 [12] “Sino—Indian Relations, 1959”，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档案号DO35/8819；“Sino—Indian Relations, 1959”，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档案号DO35/8820；“Violation of Borders of India by China, 1959”，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FO371/141273。 [13]［英］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179页。 [14] “Much Needs To Be Down, Says Nehru”, Hindustan Times, 21, Apr. 1960. [15] “Fronti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2”，英国外交部文件（机密），档案号FO371/164910。 [16] “Fronti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2”，英国外交部文件（机密），档案号FO371/164914； P. B. Sinha & A. A. Hthale, History of the Conflict with China, 1992, p. 412. [17] “Fronti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2”，英国外交部文件（秘密），档案号FO371/164915；“Fronti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2”，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FO371/164916。 [18] “Fronti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2”，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FO371/164918。 [19] “Chinese-Indian Border Dispute, 1962”，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秘密），档案号DO196/166；“Chinese-Indian Border Dispute, 1962”，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秘密），档案号DO196/167。 [20] “Chinese—Indian Border Dispute, 1962”，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FO371/164926；“Chinese—Indian Border Dispute, 1962”，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FO371/164925。 [21] “Bord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3” ，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FO371/170673。 [22] P. B. Sinha & A. A. Hthale, History of the Conflict with China, 1992, p. 370, p.383,p.386,p.426. [23] P. B.Sinha & A. A. Hthale, History of the Conflict with China, 1992, p. 404. [24] P. B. Sinha & A. A. Hthale, History of the Conflict with China, 1992, p. 404. [25] “India: use of anti-communist material in India, Madras and Calcutta visit reports, implications of state of emergency, Indian counter-propaganda unit and requests for material on China,1962”， 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FO1110/1572。 [26] 《用扩张主义三宝吓中国 莫迪当自己是尼赫鲁？》，http://news.sina.com.cn/c/nd/2017-08-22/doc-ifykcirz3875379.shtml，登录时间：2017年8月22日。 [27]《韩国媒体称印度若长期与中国对抗将自食苦果》，http://mil.news.sina.com.cn/2011-04-19/0926643247.html，登录时间：2011年4月19日。 [28] “Violation of Borders of India by China, 1959”，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FO371/141273； “Relations between Nepal, Bhutan, Sikkim and India, In Event of Chinese Aggression,1959—1960”,，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机密），档案号DO35/8977； “Chinese-Indian Border Dispute, 1962”，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FO371/164911；“Chinese—Indian Border Dispute, 1962”，英国外交部文件，档案号FO371/164916。 [29] “China’s Showpiece In Nepal, Achievements On The Road To Tibet”, Statesman, New Delhi, 22th Feb. 1965. [30] 《中国政府复照印度政府提出严正要求》，《人民日报》，1965年9月17日。 [31] “Sino-Indian Relations,1965”，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档案号DO196/244。 [32] “Chinese plot against Bhutan”, Patriot Delhi, 4th Aug. 1966； “Sino-Indian Relations，1966”，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档案号DO196/246。 [33] 《巴基斯坦媒体：中国击败印度获南亚次大陆主导权》，http://mil.eastday.com/m/20100503/u1a5182938.html，登录时间：2017年8月22日。 [34] 《不丹“亲中”政党大败 美媒称印“绑架”不丹大选》，《环球时报》，2013年7月15日。 [35] 《用扩张主义三宝吓中国 莫迪当自己是尼赫鲁？》，http://news.sina.com.cn/c/nd/2017-08-22/doc-ifykcirz3875379.shtml，登录时间：2017年8月22日。 [36]《不丹媒体怒斥印军闯入中国:阻挠中不边界谈判》，http://news.sina.com.cn/w/sy/2017-07-05/doc-ifyhwefp0090310.shtml，登录时间：2017年8月22日。 [37]《印度内政部长：2022年之前将解决克什米尔争端》http://mil.news.sina.com.cn/2017-08-20/doc-ifykcppx9651292.shtml，登录时间：2017年8月21日。 [38] 《尼泊尔总统、总理会见汪洋》，新华社加德满都2017年8月16日电。 [39] “Chinese-Indian Border Dispute, 1962”，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秘密），档案号DO196/166；“Chinese-Indian Border Dispute, 1962”，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秘密），档案号DO196/167。 [40] 根据1963年4月29日英国《伯明翰邮报》报道，向印度提供援助的国家和数额分别是：美国6.5亿英镑贷款、价值8.7亿英镑的小麦等剩余物资；苏联2.88亿英镑；联邦德国2.57亿英镑；英国1.86亿英镑；加拿大1.06亿英镑；日本7600万英镑；波兰2200万英镑；捷克1700万英镑；澳大利亚1000万英镑。 [41] “Bord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3”，英国外交部文件（机密），档案号FO371/170669。 [42] “Frontier dispute with India, 1962”，英国外交部文件（机密），档案号FO371/164919。 [43] “Sino-Indian Relations,1966”，英国自治领事务部文件，档案号DO196/246。 [44] “International military aid to India, 1962”，英国外交部文件（秘密），档案号FO371/164880。 [45] P. B. Sinha & A. A. Hthale, History of the Conflict with China, 1992, p. 396. [46] 《印度叫板中国的底气：自我膨胀+美国鼓动》，http://news.ifeng.com/a/20170818/51676428_0.shtml，登录时间：2017年8月20日。 [47] 《印媒为特朗普热烈鼓掌时 美国人嘲笑他们的智商》， http://news.sina.com.cn/o/2017-08-22/doc-ifykcqaw0816229.shtml，登录时间：2017年8月22日。 [48]《墨媒：中印两国应合作前进 冲突会让英美得利》，http://news.ifeng.com/mil/4/200912/1205_342_1463181_1.shtml，登录时间：2017年8月21日；《韩国媒体称印度若长期与中国对抗将自食苦果》，http://mil.news.sina.com.cn/2011-04-19/0926643247.html，登录时间：2017年8月21日；《美称印度在经济与地缘政治重要性方面都远不如中国》，http://mil.news.sina.com.cn/china/2017-08-21/doc-ifykcppx9872444.shtml，登录时间：2017年8月21日。 [49]《习近平会见莫迪：希望印方正确、理性看待中国发展》， http://news.sohu.com/20170905/n509701307.shtml，登录时间：2017年9月5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