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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文至此，大体上理清楚了雍正八年三月“执产动归原，先尽亲邻之说借端掯勒，希图短价者，俱照不应重律治罪”定例的来龙去脉，应该可解薛允升“原奏并无此层，因何添入”之惑。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至今为相关论述所引以为主要论据，力证清代废除“先尽亲邻”之说的雍正八年三月清廷议定的条例和雍正三年河南的“禁先尽业主”告示，都源自一人——河南巡抚田文镜。而且，至今尚未发现其他地方督抚颁布过类似告示，提出过废除或禁止“先尽亲邻”的陈奏。 2.禁止借“先尽亲邻”之说掯勒短价，不等于废除“先尽亲邻”之说 确定雍正八年三月的定例添入“产动归原及先尽亲邻”类内容的起因尚且不够，还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其因果关系。不妨先将清廷最终出台的条例和田文镜的题请目的加以比较，二者的显著差异一目了然。朝廷并未采纳田氏意见，禁止“先尽亲邻”，而只是禁止以产动归原及先尽亲邻之说为借口，掯勒卖主，希图低价购得田产，违犯者严加究治。无论如何，禁止借“先尽亲邻”之说掯勒短价，和禁止或废除“先尽亲邻”之说都不能混为一谈。 在此不得不提及田文镜的为官施治作风及其与雍正皇帝的关系。《清史稿》称“文镜希上指，以严厉刻深为治……尤恶科目儒缓，小忤意辄劾罢”。乾隆皇帝说田文镜为督抚，“苛刻搜求，属吏竞为剥削，河南民重受其困”（《清史稿》列传八一）。可是在雍正朝，他“受世宗眷遇”，誉称公正廉明，自正蓝旗抬入正黄旗，破例因人设官“河南山东总督”，入祀贤良祠等等。田氏对“先尽亲邻”之说，可谓深恶痛绝，雍正三年《告示》已体现其意志，但未曾料到成效有限。于是寻机题请最高层次的立法，尽管未能完全如愿，仍然有不小进展。在此无意评价田文镜，只是想说凭其宠遇之盛，当时也许影响到相关定例的出台。 正如本文开篇所示，讨论清代的“先尽亲邻”，不能忽视明清并没有像宋元那样明确立法这一前提，今人之所以有“清代废除”之论，与此不无关系。但是，若视野仅仅局限于清代没有立法，视“先尽亲邻”为纯粹的民间习惯，亦不无偏颇。明清时期“先尽亲邻”在民间习惯层面上表达与流行，并不意味着是明清时期形成的民间习惯，须知这一习惯之流行，有宋元时期明确的立法在先。如果将清代雍正八年定例与宋元时期的律例相联系，并进行比较，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会更为清晰。 《宋刑统》之《典卖指当论竞物业》条称：“应典卖倚当物业，先问房亲，房亲不要，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房亲着价不尽，亦任就得价高处交易。如业主牙人等欺罔邻亲，契帖内虚抬价钱，及邻亲妄有遮恡者，并据所欺钱数与情状轻重，酌量科断。”（卷一三《户婚律》第232页，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元典章》则有《典卖田宅须问亲邻》条，规定“诸典卖田宅，及已典就卖，先须立限，取问有服房亲，先亲后疏，次及邻人……次见典主，若不愿者，……若酬价不平并违限者，任便交易。”毫无疑问，宋元时期有明确的律例规范“先尽亲邻”的落实，亲邻固然拥有先买权，但并非绝对的，而是同等条件下相对的优先权。其间，价格作为一个判断指标，已经居于重要的地位。清人看到的或可能导致的弊端，如类似“借端掯勒，希图短价”之类，前人早就清楚，且有相应的条文加以限制。可见，雍正八年三月制裁“执产动归原，先尽亲邻之说借端掯勒”的条例，并无太多特别之处。也许参与定例的决策者深知，当朝虽无相关立法，“先尽亲邻”之说在民间却有着悠久的传统和深厚的土壤，简单粗暴地禁止，未必能够收到理想的效果。 常为研究者引作清代禁止“先尽亲邻”、土地自由买卖程度提高的论据，还有所谓乾隆九年（1744年）清廷重申“各省业主之田，出资财而认买”。查此语出自甘肃巡抚黄廷桂，时间应是乾隆七年（1742年）九月，而非乾隆九年。主要内容乃疏陈甘肃省业佃关系之特殊性，强调甘肃业主之田地，始初是佃户为业主开垦而成，与其他省业主田地是自己出资买来的有很大差别。黄氏疏称：“臣查各省业主之田，出资财而认买，招力作以承耕。佃户之去留，凭于业主。非若甘省佃户，其祖父则芟刈草莱，辟治荒芜，筑土建庄，辛勤百倍。而子孙求为佃户而不可得，实于情理未协。”（《清高宗实录》卷一七五）奏疏是为当地佃户争取稳定的佃种权而发声，从中无法解读出“清廷重申田地买卖主张”之类的含义。难道在“先尽亲邻”的情况下，业主的田产就不是“出资财而认买”的？另有引者将“认买”作“任买”，亦误。 大量清代至民国的田产买卖契约文书，言明卖产“先尽亲邻”者不在少数，其中包括诸多经官纳税钤印的红契，更进一步在实践的层面上表明，雍正八年以后这一习惯没有被禁止。相应的民事习惯调查，还有一些宗谱所载的族规家训，也证明其真实存在和民间流行。具体落实过程中持续地贯彻的基本原则，与宋元时期的律例规范并无本质的差异，当然亦与雍正八年三月定例的原则一致。价格这一居间要素的作用更加直接、明确。据《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记载：在甘肃省，凡是出卖田宅，议定价值之后，必须先问亲房愿买与否，不得径行卖给旁人。“但亲房留买，亦不得抑价。”相互关联的这二个条件规范着同等条件下亲房相对优先权的实现。湖北汉阳、郧县、麻城、五峰等地都有“先尽亲邻”之习惯：“但各种先买权人如有故意掯价之事实，即得不拘顺序，径卖他人。”广济、潜江、巴东等县也是同样的办法：“至各种先买权人，如有故意掯价，得径卖他人。”（上册第390页、第335页、第347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契约文书的表达与田产买卖实情 作为原始的、实物史料性质的田产买卖契约，无疑是研究田产买卖相关问题的基本史料。前揭《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认定湖北流行亲房先买习惯的主要论据便是“湖北各县上诉案件，凡呈缴不动产之契据，内中多有注载‘尽尽亲疏内外，无人接置’字样”（上册第329页）。然而，有时问题恰恰出在这些“字样”上。首先“先尽亲邻”之说不一定非要在契约文书中表达，通过别的说法、做法亦可达到目的，如画押、到场等。湖南许多地方，“卖买必须亲房到场画押，方能杜绝后日亲属先买特权之主张，而生卖买之效力”（《民事习惯调查报告录》下册第684、686页）。明洪武年间的《教民榜文》还规定，乡里人民因贫卖产，“里邻亲属合该画字，不许把持刁蹬，掯索财物酒食，违者治罪”（《皇明制书》卷八，第294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把持刁蹬、掯索的另一面，无疑即“先尽亲邻”的存在。况且诸多本身就属于亲房或亲邻之间的田产交易，契约文书上便没有必要再特意申明“先尽亲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