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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边疆与民族：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论说 20世纪以来，中国近代新史学以提倡民族主义为先声，目的是为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民族主义史学成为近现代中国史学的主要潮流。“边疆民族”原本作为民国时期非汉人群的主要指称之一，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拒斥欧洲、苏联少数民族问题理论，实现与维护“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重要概念，具有异于“少数民族”的时代特征。(35)民族学的边疆研究以新中国建立后识别的55个民族为研究对象，非汉族的少数民族研究成为民族研究的重心。中国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边疆区域，“边疆民族”遂成为少数民族的专称。新中国成立60年来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涉及的边疆民族领域有东北民族史、北方民族史、西北民族史、青藏高原民族史、西南民族史和东南民族史。(36)姚大力从中国民族史的角度，对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的认识提出了深度论说。刘东认为，姚大力的讲稿聚焦于“全球化”背景反照下中国民族关系的独特性格，论说了传统中国国家建构的特殊历史进程，当下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应当回归“主权在民”的政治民主化立场，同时以最大的热情去拥抱多民族国家的观念。(37)姚大力《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的文章无疑对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特殊性研究方面是一大创获。 该文回顾了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和中国国家建构如何形成、发育和成熟的漫长历史过程，并用“从南向北”“由北到南”“自东往西”三个空间流动来概括上述历史过程。该文运用分子人类学提出史前人类走出非洲自南方进入今中国境内，形成一幅中国史前文化多头起源、多元发展和交互影响的灿烂画面，最终造成整合一体的华北各史前文化跨入文明的门槛，即著名的夏、商、西周三代在华北的突起。(38)随后，中国历史运行进入一个新的空间结构。华北成为中国历史文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所在，把自己的强大的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影响一波接一波地向南部中国扩散开去，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就在南宋时期完成了从华北向南部中国的转移，而12世纪和13世纪的欧亚旧大陆所见证的无疑是一个经济和文化全面繁荣的南宋时代。(39)中国历史活动的空间在不同王朝政权更替之间基本覆盖了以中原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和西北内陆广阔的区域。该文随之分析胡焕庸的人口密度分布线“黑河—腾冲线”，并赋予雨养农业与牧业经济的分界地带和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分布区之间划分线的历史地理意义，中国的国家建构从东向西覆盖到今天的全部中国的历史任务主要是由非汉语人群所创建的“边疆帝国”式中原王朝，特别是元朝和清王朝来实现的。(40)该文据此提出几点洞见：其一，王朝有生有灭、新旧相替、疆域不断伸缩变化的时空中逐渐凸现出超越具体王朝层面的、具有历史连贯性的政治共同体，它就叫中国；其二，几千年中国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实际上是由外儒内法的专制君主官僚制和以辽、金、元、清等政权为代表的内亚“边疆”帝国体制这样两种国家建构模式反复地相互撞击与整合的过程；其三，尽快缩小东西部在经济、文化与社会发展程度方面的差异，使西部广大地区越来越紧密地变成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中国长程历史遗留给当代中国人的庄严历史使命。(41) 近现代中国不仅是继承王朝历史遗产的结果，而且同时还是在外来的民族主义思潮冲击之下从事现代国家构建活动的产物。该文通过中国历史实例予以说明，概括为三点：第一，民族的诞生需要由一种出于主观构建的民族观念来承担催产的功能，促成它的生成、发育和成熟，确实具有“想象的共同体”的性质；第二，这样的现象远在近现代社会之前就已经发生；第三，民族主义则是近现代的人类社会才产生的一种观念、思潮和理论，而它的出现又的确极大地改塑了现代民族对于自身的观念、意识和期望，从而使现代民族获得一种与历史民族完全不一样的精神形态。(42)现代国家内部被民族主义思潮引发族裔民族主义与国家民族主义之间的纠葛和冲突，随着民族主义思潮本身一起传入近代中国，深刻地影响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塑造当代中国的边疆政治与民族关系。(43)该文比较明朝和清朝国家建构之间的不同，认为明朝疆域由“中国”的本部、“土司”建制地带和“羁縻”建制地带以及朝贡地区三部分构成，很难囊括内蒙古、新疆、西藏，以及辽宁以北的东北地区，而清朝对中国历史的独特贡献在于把内亚边疆帝国的国家建构模式引入它的统治体制。(44)中国民族问题的特殊性还在于百分之十的少数民族长期生产、生活的历史地域面积占到中国国土总面积一半有余，主要原因是由元和清引进的内亚边疆国家建构模式决定性地改造了中国版图结构和国家认同，以及中华民国对清代政治遗产的继承。(45) 最后，该文认为21世纪的人类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应当回到早期民族主义曾最予强调的主权在民原则，超越民族国家在经济文化上的“均质化”，拥抱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观念。该文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是对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特殊性的一种精炼概括，并以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念表达对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现实关怀，强调对少数民族主体意识、自我叙事和“民族意愿”的高度重视，需要用中国智慧和理解的同情去维护包纳着数十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46) 20世纪30年代中国面临的边疆危机关联着国家和民族的危亡，顾颉刚明确指出国家领土“四境首当其冲”，学界趋于边疆史地研究，“满、蒙、回、藏、南洋、中亚，俱得其人”。(47)21世纪中国的边疆建设则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国内学界近年回应西方历史学对“何为中国”的挑战，聚焦点正是中国边疆。葛兆光讨论中国“从天下到万国”与“纳四裔入中华”两个历史进程的交错，认为现代中国就是在清帝国的疆域和族群基础上把周边各族纳入一个“中华民族”，形成庞大多民族的现代国家。(48)现代中国传承了“大一统”的理念，创造了“五族共和”的国体，其领土直接继承自清王朝的国家疆域。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建构形成特定的国家疆域空间结构，至于清代则更有效更合理地将生活习性迥异的众多民族以及差异极大的地理环境统一于一个大帝国之中，形成一幅盛京(满洲)、直省与藩部三部分地域并存的复式的疆域地理面貌，维持了长期稳定的国家行政治理局面。(49)周振鹤指出，近代以来，西有列强觊觎，东有日本窥伺，其最终目的均要以肢解中国为目的，于是于中国疆域创为本部说，以为中国的领土只有本部而已，满洲与藩部皆原非中国所有，这是极其荒谬的说法。而日本与西方学界热衷以“本部”或“Proper”来指称中国清代的直省地区或是有意或是无心，但中国学者却不宜跟随其后也将“本部”作为习称。(50)陈波进一步澄清“中国本部”概念于16至18世纪在欧洲起源、塑造和成型，指出明治时代的日本受西方影响突出“支那本部”即为“支那”的观念，成为其分裂中国的指导观念。(51)多民族的中国边陲是中国的历史常态，古今之变中既有连续又有断裂，全球史的视野有益于打破民族国家的局限，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应充分承认和尊重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多民族的统一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民族张力，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部团结。中国少数民族边疆的空间结构决定了“边疆中国”历史观所给予我们理解和处理多民族统一中国的启迪意义。《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吸收日本东洋学、欧洲汉学和美国中国学的学术成果，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对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的历史认识做出了穿透千古的解析，并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中国未来命运给予特殊关怀。 当代中国正处于历史上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大变革时代，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宏大而特别的实践创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命题和思想的时代。中国自先秦以来就有自己的边疆概念与历史话语，借鉴和反思西方的中国边疆概念及理论体系，(52)批判性地继承中国边疆历史资源，可以产生独特的中国边疆研究话语。中国边疆研究尤其需要深入挖掘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建立起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凝练出符合中国历史经验和逻辑的概念、方法、命题和理论话语。学术史的观察表明，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基础在于边疆史地，并广泛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文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交叉融合。从中国边疆史地到中国边疆学的研究转型，不只是内容和研究范围的简单扩大，而是研究视野的转变和研究范式的创新。(53)无论是中国边疆学还是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研究转型的核心在于历史观的继往开来和创新，尤其需要从“中国边疆”历史观到“边疆中国”历史观创新对“历史中国”到“当代中国”的认知。 “边疆中国”历史观的内在理论脉络遵循着历史与实践的逻辑统一，呈现出中国历史运行的深层结构，显示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国家建构的空间结构和多元治理结构的统一。“边疆中国”历史观进一步的思考即是中国现代国家国家的实现需要国家基本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根本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西北陆地边疆区域与东南海疆区域的不平衡，要实现中国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然具有陆海边疆区域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也就是说，仅仅“东南中国”不能完全支撑中国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北中国”成为实现中国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价值评判，因此“边疆中国”历史观还在实践中蕴含着道义逻辑，也是价值与实践的逻辑统一。由此，“中国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和东南沿海海疆轴向历史空间互动”的命题就可以通观“一带一路”国际倡议和国家发展战略的时代特征、空间实践过程和未来趋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