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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征意识和艺术行为是现代人独有的吗 20世纪90年代以前,研究认为艺术是与石叶技术、骨角器等其他所谓现代行为要素一起,伴随现代人走出非洲,于大约4万年前到达西欧的。因此,在西欧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包括石叶技术、埋葬行为、骨角器、装饰品、雕刻艺术、使用颜料、洞穴壁画等与现代人化石伴生的物质遗存被视作现代人所独有的奥瑞纳文化,这一文化代表了更先进的文化,是一种演化优势。它伴随着现代人的扩散,最终取代了当地尼安德特人创造的莫斯特文化。“现代人-早期艺术-旧石器时代晚期”这一联系组合也被深深地烙在人们印象中。 但随后在近东勒凡特地区距今10万年的Qafzeh、距今6万年的Quneitra等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中出土了一些穿孔装饰品和带有刻划(画)痕迹的象征遗物,南非距今16万年前的Pinnacle Point、距今10~7万年的Blooms等遗址陆续发现大量穿孔、刻划(画)等象征行为证据。特别是在距今5万年的Cueva de los Aviones遗址——一个典型的尼安德特人遗址中也发现有装饰品、使用颜料等被认为是早期艺术行为的证据。基于这些证据,象征思维是现代人所独有的优势文化这一观点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尼安德特人显然并非之前所认为的属于愚蠢的、没有艺术能力的人群。但也有学者认为尼安德特人出现这些能力,是与现代人群体接触后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的结果。2015年,一件发现于爪哇岛直立人遗址的带有刻划(画)痕迹的贝壳被辨识出来,说明直立人(Homo erectus)很可能也具有象征意识,能制作原始艺术品。对比旧石器时代不同时期、不同地点的艺术和象征意识产品,可以发现早期的象征意识多体现于抽象艺术,表现为简单的刻划(画)。到了晚更新世早期,形象艺术和装饰艺术逐渐增多,直到旧石器时代晚期,艺术和象征行为产品的数量明显增加,也新出现了诸如丰产女神、洞穴壁画、发生器等多种艺术类型。虽然包括直立人、尼安德特人、现代人在内的多个不同古人群都可能孕育出象征意识的火花,但无疑只有现代人将这一火花燃成燎原之势,包括丰产女神、岩画等象形艺术仍仅发现于现代人遗址中,因此仍有许多学者坚持认为象征行为与艺术是现代人能延续至今的重要优势文化特质。 我国旧石器遗址中发现的早期艺术相关遗物 目前我国发现时代最早的与艺术相关的遗物当属15至12万年前,三峡兴隆洞的一件剑齿象门牙上的刻划(画),这些痕迹可以分为两组,一组近似一条灌木枝的图案,另一组近似露鸟的羽冠。这种见于有机质遗物上的原始艺术行为还发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山西峙峪遗址、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遗址、河北兴隆遗址和湖南桂阳的一些骨片和鹿角上。对于这些刻划(画)的意义,很难进行深入解读。而对于这些遗物的功用,裴文中先生认为周口店山顶洞遗址中的一件带有刻划(画)痕迹的鹿角,其功能很可能类似于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的“指挥棒”。 相比在有机质上的人工刻划(画)线条,明确是人类有意识在无机质材料上的刻划(画)符号在我国旧石器遗址中很少发现。虽然步日耶和裴文中分别记述在水洞沟和山顶洞遗址一些卵石和赭石表面有“擦痕”,可能是人工行为所致,但却仅限于此,没有深入鉴别和研究。真正经过细致显微观察和分析,明确为人工行为所致的刻划(画)痕迹,仅发现于水洞沟第1地点。这是一件小型石核,石核表面发现有8条刻划(画)痕迹,镜下观察其中两条交错的线条明显有先后顺序,且线条纵向痕迹为“V”型,不同于自然形成的“U”型侵蚀线条痕迹,因而确认了其人工属性。 水洞沟遗址发现的刻划痕迹 较之为数不多的刻划(画)痕迹,穿孔装饰品在我国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出现频率明显更高。3至1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北京周口店山顶洞遗址、辽宁小孤山遗址、宁夏水洞沟遗址和鸽子山遗址、山西峙峪遗址和柿子滩遗址以及河北泥河湾的虎头梁、于家沟、马鞍山等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都发现了较多的穿孔装饰品,穿孔对象包括鸵鸟蛋皮、贝壳、螺壳、石、骨。值得注意的是鸵鸟蛋皮串珠大多直径不超过1至2厘米,特别是宁夏鸽子山遗址还出土了几件直径不超过2毫米的微型串珠,其制作之精细让人咂舌。 上述我国旧石器时代发现的装饰艺术和抽象艺术行为,比之欧亚大陆西侧和非洲同期的遗址,发现数量并不算多,更鲜有发现包括雕塑和岩画在内的象形艺术行为和相关艺术品。虽然我国许多省份都发现有岩画或岩刻,但其年代却很难追溯到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很可能只是新石器时代乃至历史时期形成的。仅有的一件象形雕像来自河南许昌灵井遗址,是距今大约13000年前后的一件由鹿角雕刻而成的小鸟,长2.1厘米,高1.2厘米,宽0.6厘米。研究者描述其翅膀部位有清晰的线条,足部雕刻对称的凹槽形成平稳的底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