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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制造业始于晚清洋务运动，所谓“师夷长技”，主要就是学习西方的先进工艺技术。被后世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大报的《申报》，甫一创刊，就对中国产业发展状况极为关注，发表许多社论，或加针砭，或予激扬，不仅有助于认识晚清制造业发展状况，而且也体现了中国近代早期制造观的一些特征。兹举该报创刊之初的两则专论，加以解析。其题皆为《论制造》。兹先将两文加以誊录，俾读者了解文本原貌。 上篇：原文 第一篇发表于清同治癸酉年十月初九，即西历1873年11月28日。其文如下： 唐韩文公有云：“莫为之前，虽美而弗彰；莫为之后，虽盛而弗传。”不徒功勋、政事、学术、文章为然，即百工技艺、百物精英，何莫不然。推而极之于宇宙之万事，亦莫不皆然。今即以机器、轮船两者论之，泰西创始之时，各国争能斗巧，殚竭数十人之心力，阅历数十年之岁月，费用数十万之金银，而后其法大备，其制尽善，其为用始宏大而永久。于是天下四洲，凡濒海之区，欲用机器、轮船两物者，或购买于泰西，或仿造于本国，均已历有所矣。 中国至道光末年，泰西诸国始大集于中华。咸丰年间，西国轮船渐次而至。发逆肆扰，始购用泰西之枪炮。至同治初年，曾文正公(曾国藩)督两江，调徐雪村(徐寿)于无锡，在安庆大营开局制造轮船；拔容纯甫(容闳)于旅舍，遣赴泰西购办机器。李伯相(李鸿章)抚苏，购买大小轮船数只，行走长江，运送军装粮饷；开设机器制造局于上海，仿制西国枪炮，以供剿贼之用。左伯帅(左宗棠)督闽，亦开局于福州，以造轮船。现又瑞节相(瑞麟)、张中丞(张兆栋)开局于广州，亦造轮船、枪炮等物，聘泰西文士，以翻译泰西有用诸书，募泰西巧匠，以教制泰西有用诸器，可谓盛极一时。先是，江浙两省虽均购有轮船，以备护送漕粮、捕剿海盗之用，至是更焕然改观，美哉齐备矣。若非曾文正公，固莫为之前；非李、左、瑞、张诸公，亦莫为之后也。 特是中国既已仿照泰西制造各物，其大木、各铁、诸煤，均为紧要之物，现皆购自外洋，亦非长远之计。但大木，中国深山虽亦不乏，然转运出山，实非易事，即令购诸外国，尚属附近各洋，亦不甚难，不至各煤铁总需购之于泰西也。至煤一物，中国随处皆有，特不甚合用耳。然中国产煤之山，未开采者尚多，其中能合用者亦属不少。现闻李伯相于直隶产煤之山，谕令开采者数处，又闻江南亦欲效法，后又中止，是李伯相能为之前，竟无人能为之后也。若铁之为物，亦中国各省皆有，而且合用，惜无机器以鼓铸之，竟为无用之物。若购泰西造铁机器，运赴产铁诸山，自行鼓铸，以后铁板、铁条诸件，又何须再往泰西购办乎？是既无一人以为之前，亦无一人以为之后，岂不可惜？ 今中国既设轮船、机器等局，木、煤、铁三物需用必多，何必以有用之物，仍置之无用之地，日向外洋购买三物，使金银又日流入外洋也？本馆见泰西工价日渐增长，与国煤炭日渐缺乏，深虑泰西日有衰机，故愿中国开采煤炭，鼓铸铁器，以供机器、轮船各局之用。庶几日进兴隆，使通商万国，均沾中国之利益，岂不懿与？断勿令曾、李诸公既为之前，而继起诸公不为之后，使天下后世，有虽美弗彰、虽盛勿传之叹也。是则泰西所厚望于中国，亦本馆所厚望于诸公也。若因从旁阻挠，畏难中止，必至贻笑于外邦，见讥于后世，岂不大负诸公之初心哉？ 第二篇发表于次年六月十五日，即西历1874年7月28日，其文如下： 火轮船之有益于国家也，在承平之世用之以载运仕商、转输货物，已为莫大之利；遇战攻之事，用之以载运将士、转输饷械，尤为最要之需矣。今台湾之事一出，于以更见轮船为国内一日不可少之一端也。先是日本初有兴师之举，所急需者载兵运粮轮船也，故向西人以巨价购买数艘，又欲赁船以补不足之用，而西人以万国公法之所禁，未之许焉。日本于是向己国内所设立本地轮船公司而尽赁其船，非此则竟不足以供用也。设中国一旦与之构兵，其势必至大调兵勇。夫调用兵勇，莫有便捷于海江河湖诸途者，不论欲往何处，苟轮船所能达之地，多则六七日，少则三四日即可至矣。故吾念及此事，不禁羡慕前岁李伯相倡设招商轮船公司之为远谋良策也。 盖中国虽有火轮兵船三十余艘，而于供给征调急需之用亦尚不足，故不能不借助于商船也。即如英一国艨艟虽难枚举，遇有用兵之事，尚每就商民以雇用。欲赁诸他国安能乎？当今之世，各国兵器皆能日新月盛，各成制作之精良，而民间亦随时更改造就，故遇战事未有不告助于国民。除赁船之外，则修船、制器各匠技艺之事，若于势急之时，欲全取力于国家制局以成，则其不能应急也必矣。故泰西各国私家之制厂与公局相埒者，几于林立；即英一国，若欲一月之内制作新法之枪数万，只须分托于各制厂，而照期可成功备用，此事实国家自强之大要也。盖两国交兵之后，不能购诸局外之国，故不能不预筹于平日也。 以今日论之，中国所全赖者惟公家设立各制造局而已，然西式技艺之各匠振兴于民间者，亦实与国势相维系也。所可喜者，现在上海一处近有华人数家，开设大铁厂数座，多在虹口地方，深知修理水镬火炉，并能照图铸成机器，以供西人轮船之用，概可与西匠媲美。倘令制作营中所用之精器，或亦可敌西匠也。至于所开之厂多而且大者亦已难以指计。若自今以往，推广扩充，必能振兴增益，不但能修轮船，又将能造轮船也，其余军器零物，犹其微焉者也。倘日后若有军旅大事，而军器不足敷用，公局不能赶造，亦可以分派于各厂，使之代制也。国内设有此等铁厂，实足为国家之大利也。然非在上者有以开创而振兴之，又安能有此一举哉？于以见创设制作各局诸公实能谋远大也。 下篇：解读 这两篇同题的社论，虽然意旨明确，但关注点有所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互补。 第一篇叙述了晚清产业制造格局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制造业供应链的进口替代问题。如文中所及，晚清制造业发端于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文中提到的瑞节相、张中丞分别指两广总督瑞麟和广东巡抚张兆栋，他们虽然创办了广州机器局，但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远逊于早期的曾、左、李，以及后期的张之洞、刘坤一、盛宣怀等人。晚清机器局、制造局共办了24家，据《大清会典》载，“凡直隶、天津、山东、江南、福建、浙江、湖北、四川、广东各省皆设机器局。”比较重要的有1865年创办的江南制造局和金陵制造局、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以及1867年创建的天津机器局，号称晚清四大兵工厂。张之洞于1890年创办的湖北枪炮厂也有较大影响。 晚清军工制造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仿制轮船，曾国藩湘军驻扎安庆期间，就督人研制轮船。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中国科学家华蘅芳与徐寿等人试制成蒸汽轮船模型，曾国藩分外高兴，他在七月初四日(1862年7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华蘅芳、徐寿所作火轮船之机来此试演。其法以火蒸水，气贯入筒，筒中三窍，闭前二窍，则气入前窍，其机自退，而轮行上弦；闭后二窍，则气入后窍，其机自进，而轮行下弦。火愈大，则气愈盛，机之进退如飞，轮行亦如飞。约试演一时。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同治二年十二月廿日(1864年1月28日)，曾国藩又查验了蔡国祥新造之小火轮，由于这些研究活动“全用汉人，未雇洋匠”，故制成的小轮船“行驶迟钝，不甚得法”。此后，在华、徐等人的努力之下，终于在于1865年4月造成木壳轮船一艘，长五十余尺，每小时能行二十余里，曾国藩勘验之后，非常高兴，大为赞赏，赐名“黄鹄”。其后，曾国藩委派容闳赴美采购“制器之器”，创办江南制造总局，初以生产枪炮为主，以应军需，继则开始轮船研制。同治七年(1868年)七月上旬，该局生产的第一艘轮船竣工，曾国藩赐名“恬吉”，“意取四海波恬，厂务安吉”之意。曾氏对于轮船研制工作充满信心，在他看来，“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除了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也是主要的造船企业，截至1874年，该局共造成兵轮十五艘。外国人对此评价道：“即此一局而论，建设不过五年，船已先造有如许之多，而肆习之人亦著有成效，可谓敏捷矣”。此外，各家兵工厂还生产了大量洋炮、枪枝和弹药。 不过，这些局厂从设备到技术完全来自西方，就连所需能源与原材料也多靠外国进口，不仅生产成本极巨，而且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非长远之计”，亟须谋划出路。 综观各局厂所需之物以煤、铁和木材三者为主，此皆中国固有之物。但因开发迟缓，难济急用。以煤为例，国中虽然储量不匪，但旧式采掘，量小质差，加之转运为难，导致成本远过洋煤；至于铁矿，“亦中国各省皆有，而且合用，惜无机器以鼓铸之，竟为无用之物”。于是，《申报》社论呼吁国内有识之士，步曾、李之后尘，开采本国煤炭，以供机器、轮船各局之用，庶几洋务大业日兴月盛。 事实上，急需完成制造业原材料进口替代的洋务派官员也陆续创办了晚清第一批民用企业，开平煤矿、大冶铁矿等名矿便诞生于这一时期。在晚清洋务企业的名单中，各类矿局占据多数。包括矿企在内的大量民用企业的创办，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策略由专务“求强”向兼顾“求富”转变。 如果说第一篇社论关注的是军民产业链建设的意义与价值，那么第二篇所论则是军民产业融合问题。作者先以创立不久的轮船招商局为例，分析民用轮船对于军事运输的战略意义，认为该局是李鸿章统筹军民、兼顾平战的“远谋良策”。然后，作者又以军品生产为例，指出当鼓励民间工匠提高技艺，一则可以渐分洋匠之工，实现技术替代，二则可以直接完成某些特定的加工定货，以减轻军工生产成本。作者此论绝非无的放矢。以修船为例，当时上海的一些民间工匠，其技能已不在西人之下，尤其是开设在虹口等处的华商修理厂，已“能照图铸成机器，以供西人轮船之用，概可与西匠媲美”。这些民间局厂可与军工企业互为表里，从而对军工制造形成有力的技术支援，乃至产品支援。 在本篇社论中，有两句话讲得很好，其一为“技艺之各匠振兴于民间者，亦实与国势相维系也”，其二为民办工艺局厂“实足为国家之大利也”。一国之先进制造技术，须建立在国民较高的技术水平之上；大力发展民办工业，利民利国，军地受益。斯之谓与，斯之谓与！ ◎李玉，学者，供职于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