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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利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家战略下河西走廊现代水利的腾飞 河西走廊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爆发了严重的水利危机，一些长期存在的水权矛盾骤然激化，县和县之间因水权纠纷而械斗的情形屡见不鲜。在官方调解或弹压失败的情况下，地方社会爆发出了十分强烈的自救愿望，但最终都不曾收效。当时，技术解决方案似乎提供了一线生机：以现代水工学原理为指导、广泛修建以水库为代表的调蓄工程，将非灌溉时间的河水蓄积起来以增加灌溉水资源。无奈地方财力凋敝、技术人员匮乏，国家又无力支援，技术解决方案长期只是一纸空文。 抗日战争爆发后，河西走廊成为重要的国际交通孔道和出产石油的大后方，其战略地位骤然跃升，加快区域建设被提上日程，水利事业尤受关注。自1942年起，国民政府行政院每年拨专款1000万元支持河西水利建设。1944年，中国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确认“开发河西农田水利为国家事业”。为此，国民政府有关部门专门组织了甘肃水利林牧公司负责实施，时任中央大学水利系主任原素欣被委任为公司副总工程师，带领一批青年骨干远赴酒泉，修建了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型土石坝——鸳鸯池水库大坝，当时被誉为“全国第一水利工程”。抗战胜利后，水利专家黄万里出任河西水利工程总队队长，对河西走廊大小30余条河流以及地下水的开发状况进行了系统调查，对水利开发远景进行了科学规划，形成近百册调查规划书。这是1949年以前中国干旱区最为完备详实的水利工作资料。民国后期，河西走廊水利事业一跃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完全是宏观战略促成的结果。抗战时期，作为大后方的河西走廊，通过水利建设承担起了民族复兴的应有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河西走廊的水利事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时期。上世纪50年代，河西走廊掀起轰轰烈烈的“破除封建水规运动”，对改造水利秩序和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其核心措施包括三方面内容。其一，建立政府领导下的各级水利管理机构。其二，重置延续数百年的渠系网络，重构了水利关系。其三，宣布水权国有，按耕地面积而非税收分配水资源，严禁水权交易。借助这些活动，新政权实现了对水利活动、进而对整个社会的有效调控，改变了晚清以来地方社会分裂涣散的局面。 在此基础上，经过30年的努力，至改革开放初期，河西走廊现代化灌溉网络初步建成，水利保障能力位于西北前列，有力支持了粮食产量的大幅提高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同时，区域内长久以来的水利纠纷大部分得到了根本解决。可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30年间，河西走廊水利建设的基本方向是在政府对水利事业全程调控之下初步实现水利现代化。 改革开放以来，河西走廊的水利建设进入了新时期，其所面临的关键问题发生了三点重要变化。其一，水利开发带来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水资源的不合理使用与过度开发导致了内陆河流域特别是尾闾绿洲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其二，由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涉水利益主体日益多元，一些矛盾已无法在原有体制下得到有效解决。其三，经济高速发展造成水资源日益供不应求，而“大锅饭”式的水利制度浪费严重、效率低下。从1998年到2010年，国家先后出台三个干旱区重点流域水资源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河西走廊全境成为全国推动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区域。国家一方面加强主干水利工程建设，另一方面在坚持水权国有的前提下引入市场化的水权分配与流转机制，即通过将水资源使用权分配给用户并引入交易机制的办法大力挖掘社会的节水潜能，同时实施严格的生态水量下泄制度。经过20年治理，河西走廊初步扭转了生态恶化趋势，同时实现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 目前，中国第一个大型信息化灌区在河西走廊的疏勒河流域建成，第一个基于移动客户端的实时水权交易系统在石羊河流域率先运营，河西走廊现代水权体制建设与水利信息化水平跻身国内甚至世界先进行列。在当前诸多国家和地区遭受缺水带来的社会动荡和生态恶化之苦时，河西走廊治水事业成绩显著，这一切无不是在宏观战略布局和地方人民的奋斗中展开的。近年来，河西走廊成为中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和“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通道，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而水利事业的不断发展仍然是重要的支柱与先导。 四、“国家水利”的传统与“国家走廊”的未来 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历朝历代各族人民对河西走廊的开拓经营无疑是中华民族壮丽史诗的一部分。对于远及江淮齐鲁的移民运动、令人叹为观止的塞垣修造以及以河西为基地的西征北伐，史书中着墨甚多。相对而言，河西走廊的水利开发似乎居于一种隐而不显的地位，却始终对这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走廊”发挥着生死攸关的支撑作用。在汉唐时期，水利支持着河西走廊巩固郡县制度；在清代，水利支持河西走廊成为中央王朝经略西北边疆的重要基地；近代以来，水利又支持河西走廊在民族复兴进程中承担重要角色。 对于河西走廊的绿洲带而言，水利活动的“国家性”特征尤为显著。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河西水利总体上因国家意志而兴盛，由国家力量保证其实施，由政府系统深度介入水资源的管理。在某种意义上，历史上，河西水利社会的主体是基于大河文明的中原治理方式与社会体系在干旱区绿洲地带上的延伸与变异。在河西走廊的发展历程中，有无数具体而微的事例展示出地方社会的人们如何通过水利活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创造出丰富的地域文化和日常生活。但本文在长时段的历史视角下，更倾向于从宏观视角阐释河西走廊水利活动的意义，展示国家如何通过政策、法律、技术以及文化等手段去塑造并治理一个对边疆经略如此重要的区域社会。这其中积累了很多经验与教训。 相对于河西走廊极具发展活力的历史时期而言，近代以来，河西走廊的地方社会发展呈现出明显的疲软态势，在商品经济发展、社会分工的精细化以及社会功能的完备诸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东南甚至华北地区，甚至在民国时期一度陷入严重的危机状态。究其原因，国家地缘战略的变化是不容忽视的宏观背景。但另一方面，国家对区域内关键资源开发与分配的深度介入，也在很多时候使边疆社会产生了依赖性，抑制了边疆社会自身的发展与成熟，这也使得边疆社会在支持国家战略时缺乏活力。 总而言之，历史上，河西走廊在地缘战略中的“国家性”，决定了水利活动的“国家性”，而水利在干旱区社会经济中的先决地位又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国家对区域社会的强力干预。笔者认为，这就是两千年来河西走廊水资源开发活动背后的基本政治与社会逻辑。 进入新时代，河西走廊上的国家治水历程还在延续，但一些令人欣喜的“历史性”变化已然显现：在坚持国家主导和科学调控的同时，具有市场化特征的水权体系正在河西走廊上建立起来。在张掖、武威等地，大规模节水的实现不仅源于政府的强大决心，更源于由“确权”引发的社会自发参与。 我们或许可以期待，以新型治水活动为契机，未来河西走廊能够在响应国家战略的同时不断挖掘、激发内在活力，形成国家与地方社会的良性关系。这也应是未来“国家走廊”和“国家水利”互动的一个基本的政治与社会逻辑。从更为宏阔的角度观察，即便存在着因历史惯性带来的曲折险阻，这或许也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