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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郑观应的仕途之路颇费周折显而易见，在这一点上，就连作为李鸿章心腹和洋务事业左右手的盛宣怀，同样也是相当波折，可以说照样是花了很大精力、等待了很长时间才最终获得实职。在功名的道路上，盛宣怀比郑观应好不了多少，并非进士也非举人出身，仅为秀才而已。但是盛宣怀父亲盛康的地位就比较高了，怎么也算清朝的中级官僚，官居浙江省杭嘉湖兵备道、按察使，在江浙官场具有很大的活动能量，而且与李鸿章电索有交情，在官场人脉方面盛宣怀无疑比郑观应更媳家庭背景。盛宣怀到了27岁（1870年）时，由父亲的老友杨宗濂举柞成为牵鸿章的幕僚，由于盛宣怀为人确有才干，外加父亲盛康的关系又放李鸿章视为“世侄”，所以很快被委以重任，从事军需后勤，并开始涉足洋务。次年，盛宣怀奉父命开展直隶赈灾工作，此后获以道员补用并被赏加三品衔及花翎二品顶戴，时年28岁，真正开始踏上仕途。此后，盛宣怀愈来愈为李鸿章重用，办赈灾，办轮船招商局，办电报，无一不是晚清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然而，即便是盛宣怀这样的才干、背景与受到的器重，也不足以使他容易得到朝廷实授官职，而是在李鸿章幕府磨砺了9年之后才最终获任天津河间兵备道实职，之后才豁然开朗，逐步升迁，最后官居邮传部尚书、邮传部大臣、内阁成员。关于实授之难，从盛宣怀致军机大臣张之万的禀帖中能够切实体会到，盛在禀帖中请求这个位居高位的“年伯”说： 父亲耄年需次，既展布之无从，复归田之愿阻。日盼侄得一官，稍十分快慰。闻去年秋傅相入都时，曾蒙年伯恩赐吹嘘，父子中心默慰。傅相初意，俟将商局收回妥帖，即予裁成。侄现拟三月内回津，求销差使。但缺眼非由外出，傅相曾再密言之。此次随办陵差，退食之暇，或与年伯密商位置，伏求鸿施格外，早赐成全，免使夜长梦多，为人捷足。草木有之，敢忘所自。恃爱呼吁，惶惑万分。手肃寸丹，专丁呈赍。（吴伦霓霞、王尔敏编《盛宣怀实业函电稿》） 三 连盛宣怀这样背景的人物想要得到一官半职，都要如此低声下气地求人，更不用说其他人了。再看郑观应老友王之春的经历，王出身文童生，早年投笔从戎，先后入曾国藩、李鸿章和彭玉麟处，深受彭玉麟器重与信任，同样磨砺多年，最后才好不容易捞到彭玉麟湘军营务处总办的官职，之后又历任琼州道、湖北布政使和四川布政使，此后擢升山西巡抚，之后相继调任安徽巡抚和广西巡抚，成为地方督抚大员。其间，在1895年，王之春还作为钦差大臣、头品顶戴的“出使俄国大臣”由上海乘船，万里迢迢赴俄国吊唁俄皇亚历山大三世并庆贺尼古拉二世登位。在广西期间，因镇压起义，被传闻有“借法兵法款，以平内乱”的设想，激起了国内民众的“抗法”运动而被革职，后迁寓上海。1903年底，王之春遭爱国忠士万福华刺杀未遂，黄兴、章士钊等牵连入狱，轰动一时。事后，王之春回乡静居，从此在政治舞台上淡出。 常言道“万事开头难”，从盛宣怀和王之春的仕途经历来看，他们与郑观应一样入仕做官并非出身“正途”，对于他们来说，在漫漫官途中最难跨出的一步就是获得实授官职。前二人在获得实授官职之后，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步升迁，对于官场规则的理解远胜于郑观应，特别是盛宣怀有着深厚的官场人脉，王之春也有彭玉麟的鼎力支持，且拥有军功、深谙官场之道，所以盛宣怀由李鸿章幕僚升任天津河间兵备道，王之春由总办湘军营务处升迁琼州道，这些都是郑观应无法相比的。郑观应“商而优则仕”，系半路出家，与官场素无渊源，等到好不容易由彭玉麟奏调入粤，担任总办湘军营务处，又恰逢织布局和太古洋行债务缠身，最后竟为太古债务拘留香港，而痛失大好局面，最终导致郑观应第一次为官生涯过早的夭折，可谓运势不佳、功败垂成。 而郑观应的第二次为官经历，时间竟然比第一次要短得多，仅五个月有余。1903年，随着王之春调任广西巡抚，时年已经62岁“高龄”的郑观应又一次离开商界，义无反顾地向盛宣怀力辞招商局职务，再次踏入官场，应王之春奏调离沪赴桂，先是奉命赴港、澳、穗三地稽查私贩军械，而后署理左江道统带三江缉捕镇压会党，在广西为官期间，郑观应又一次显示了自己的能力和效率。 郑观应在广西，不但多次剿灭乱匪，还举办新式学堂、设立巡警，得以实践其维新思想，受到了广大乡绅的拥戴。但旋即因王之春广西巡抚职被革而去职，仅任左江道四十天，郑观应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为官生涯就这样草草收场。而且，因广西左、右江水旱成灾，在郑观应赴桂之初，“除函致广东善堂劝募义捐外”，还“现变产业凑成库平银壹万两，充作广西赈抚之用”，换来了“交军机处存记”。郑此番自掏白银万两贡献朝廷，最终仅换来了清廷一纸空头表扬。 晚清时期，知府、道台一级的实职对于很多候补官员来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门槛，有人终其一生也没有跨上这层台阶，《清史稿》中曾为谢家福列传，最后写道“家福历保至直隶州知州，卒不仕”。在这方面无疑郑观应比谢家福情况稍许好些，毕竟两次获得实职，但也仅此而已，很难如盛宣怀、王之春等人一样跨过这些台阶，获得更高的官位。相对于在商界的游刃有余，尽管郑观应在为官之时有一定政绩，便绝对算不上一个成功的官员，仕途对于郑观应来说，并不如从商一样能够给他带来丰厚的收入和很高的地位，也不如著书立说能够使得他声名远播，官场的艰险他还远未能够有机会直接面对和真正体会。盛宣怀与郑观应，加上王之春，从某种程度上在晚清众多通过捐纳获得功名的士绅群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三个人都没有获得功名，即走上所谓的通过科举而仕途的“正途”，盛宣怀、郑观应通过赈灾和捐纳获得候补官衔，王之春弃学从军获得军功，三人由于不同的家庭背景、官场入脉以及对官场规则的理解，最终都获得了任用，但仕途之路却有天渊之别。而对于一般士绅来说，即便是通过科举获得了功名，但若既无过硬的家庭背景，又无良好的官场人脉，能够出头者也是百难有一，更不用说那些通过捐纳获得功名和虚衔的跨界绅商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