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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传统士人阶层已经堕落坍塌的事实，张东荪认为士人的历史使命应当从“辅治政治”转向“辅治社会”，在社会和文化层面成为大众的导师；士人阶层非但不应当恐惧大众，反而应当与大众打成一片，并最终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新生”。 为政治性知识分子作思想传记，是一条相对独特的史学路径。这类知识分子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既不是纯粹文人，也不是纯粹政治人物。他们自己会生产出一些关于政治的理论，这些理论不仅能够用来解释同时代人的政治处境，还可以用来批判或者嘲讽他们自己的政治实践（因为往往是失败的）。他们不仅是所处时代的阐释者，同时也是自身命运的解说人。历史学家书写他们的思想轨迹，无异于是与传主进行一场对话。高波的《追寻新共和：张东荪早期思想与活动研究（1886—1932）》（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就是这样一本对话式作品。 以善变著称的张东荪并不是一位理想的“对话者”。少年时，他被清廷公派到日本，回国即被授予七品官职，然而辛亥革命的枪声一响，他就南下加入了临时政府。待到南北妥协，政府北迁，他觉得“周围的人都不像是在做事情的”，于是转入报界。在智识上他是新派，却对传统心怀眷念，主张“不骂不破坏”，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中与《新青年》派吵得不可开交。他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之一，但与中国共产党的组建擦肩而过，并掀起一场社会主义大论战，与陈独秀等早期中共党员分道扬镳。他信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可是这个主义的正宗代表罗素却偏偏认为，俄国道路更适合中国。他多次表示厌恶政治，不愿意“干政治”，只愿意“评政治”，但他不仅担任过参议院秘书长，还和张君劢一起组建了国家社会党，积极参与民主同盟的活动。为了抵制国民党召开的伪国大，他又不惜与一生的好友张君劢绝交。他成了中共最信任的盟友，不仅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立了“第一功”，还在新政协参与了建国大业，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但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又旋即卷入一起间谍案，自此政治生命彻底结束。这样的人生，仿佛落叶在风中兜了无数圈，令人唏嘘。 当然善变不是张东荪的专利。人总是会变，穿梭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而且在许多时候，的确是“形势比人强”，政治性知识分子不得不改变甚至 “改造”自己的想法。严复在晚年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就转而成为西方文明的批判者：“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31页）但是我们又不能把政治性知识分子的每一次思想和立场波折，都解释成是对某个具体历史情势的条件反射，仿佛他们只是提线木偶，表演着自己无法掌控的命运。政治性知识分子大都超越了书斋，积极 “入世”，主动参与现实政治。至于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政治生活，则取决于性格、眼界以及机运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一些熟悉张东荪的朋友和研究者就指出，这是一位痴迷政治但又过于自负的书生，往往会高估自己在政治领域的作用与能力；即便在一些重大政治抉择中栽了跟头，吃了大亏，他还是会固执己见，绝不轻易低头（参见杨奎松：《忍不住的 “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版，第 87-89页）。 这也就意味着，所谓张东荪的“善变”只是表象，在他的内心或者思想深处，依然会坚持一些“不变”的东西。 《追寻新共和》这本书的努力，在我看来，就是穿透张东荪的“善变”表象，去抓住其思想中某种“不变”的连续性。因此高波不打算按照历史时序，来简单罗列张东荪一生的思想碎片。如果是这样，那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很可能是一团千头万绪的毛线。而高波想要做的，是“找到隐藏在这一堆杂乱材料后的某个‘一’”，“将张东荪的一生收拢为一个整体”，“以看清张东荪的全貌”。作者的具体做法，是用两条宏大的历史脉络来概括张东荪的所处时代：其一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欧洲兴起的大众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其二是从同时期开始中国迎来的政教“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趋于同步。于是民主在近现代中国的展开，被“设置”为张东荪一生都走不出的生活背景，同时也是他无法绕开的思想议题。如果张东荪的思想碎片真的能够被编制为一个“整体”，那么民主就是高波手中最主要的理论线索。 从结构上看，除了一头一尾的导论和结语，全书十一章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至四章，介绍张东荪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活动以及观点；第二部分是第五至七章，讨论张东荪在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中的态度和立场，并引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道路问题；第三部分是全书的核心部分，即第八至十一章，介绍张东荪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矛盾态度以及转变过程。如果说第一部分针对的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共和”，那么第三部分则通向新中国即将建立的“社会主义”；第二部分夹在中间，是一个过渡。实际上，《追寻新共和》由高波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来，而这篇论文的题目正是 “共和与社会主义”。我们可以把博士论文标题中的“社会主义”，理解成这本书标题所谓的“新共和”；或者，把“共和”和“社会主义”理解为两种不同的“民主”形态。但不管怎样理解，这两个标题都寓意着，在作者设定的时间段之内，即1886年至 1932年之间，张东荪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 在第一部分，也即张东荪的第一个思想阶段，他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走向共和。其实在辛亥时，他对革命的理解非常简单，“就只知道要革清朝的命”。和当时许多人一样，他把“民主共和”与推翻帝制笼统地画上等号。而且由于革命进程颇为意外的“顺利”，他也乐观地相信共和能够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经过民国初年一连串政治动荡与分裂，张东荪不得不开始反思共和何以失败。只不过，此时他更愿意从道德角度寻找答案。他认为民初政治的失败，在于政治精英，无论是革命派还是北洋派，都缺乏政治精英应当具备的政治伦理；他们既不能自我约束，也不能彼此共容。就整个“国民性”而言，中国人也缺乏西方人的那种共和精神。所以他认为要想重建共和，就必须重塑国民道德。只不过，他又主张优先教育“中等社会”，让学生、士绅和商人等社会精英成为新道德的主要载体。进而他提出的贤人政治理论，也是主张由少数道德优越的“贤俊之士”来执掌国政。在他看来，由多数人构成的大众的共和道德，就是对贤人统治的“虔服”。所以高波犀利地评价说，张东荪这时设想的共和，不过是“披着人民主权外衣的士绅共和国”罢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