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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仔细地考察康有为此期102处“进化”的用法，突出的感受是，康似乎从字面上理解“进化”一词，并对“竞争”有所保留。他可能通过间接读物而对“进化论”有了初步的认识，但对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学说的精义，似为不太了解。我认为康有为不是进化论者；但学术界众多学者却推定康是进化论者，很可能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 在本次演讲的开始，我们需要对来自西方的进化论做一个界定：进化论是英国生物学 家 达 尔 文 （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创 立 的 学说，其标志性的著作是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他还写了《人类的由来》等著作。英国科学家赫胥黎 （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是 进 化 论的信服者和宣传者，撰写了《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进化论与伦理学》等著作。英国思想家斯宾塞 （Herbert Spencer，1820—1903）将进化论揉合到其政治与社会学说之中，著有《社会学原理》等著作。赫胥黎、斯宾塞两人对于进化论的认知及其运用有着极大的差异。曾经留学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严复，时任天津水师学堂总办，翻译了赫胥黎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部分内容，加上斯宾塞的思想，再加上其自我理解而作的按语，题名为《天演论》，于 1898年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正式出版。这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 我为什么要先做这个界定，是因为许多人在使用“进化论”这个概念时，标准过于宽泛。清末民初，大约所有的知识人都在大讲“进化论”，但他们中间真正读过达尔文、赫胥黎甚至斯宾塞著作的人却很少——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完整地翻译成中文出版，是1954年的事情（即该书出版后的95年）。前些日子，我还看到有人在电视上说：“这是两千多年前苗族人发明的进化论。” 康有为、梁启超对严复的迎拒 严复在 《天演论》出版之前，即 1896年秋，曾将该书的翻译手稿请《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看过，梁也有抄本。这一年冬天，梁从上海回广东，参与创办澳门《知新报》，大约在此时，梁又让康有为看过。 1897年春，严复从天津致信梁启超，严厉批评梁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古议院考》。梁启超从上海回信，以 “大同三世说”自辨，并谈到了《天演论》的译稿，称言： “……南海先生读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如穗卿（夏曾佑）言，倾佩至不可言喻。惟于择种留良之论，不全以尊说为然，其术亦微异也。书中之言，启超等昔尝有所闻于南海，而未能尽。南海曰：若等无诧为新理，西人治此学者，不知几何家、几何年矣。及得尊著，喜幸无量。启超所闻于南海有出此书之外者，约有二事：一为出世之事，一为略依此书之义而演为条理颇繁密之事。南海亦曰：此必西人之所已言也。顷得穗卿书，言先生谓斯宾塞尔之学，视此书尤有进，闻之益垂涎不能自制。先生盍怜而饷之。”（《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文集》一） 这段话包含的内容比较多，需要加以细致的说明：一、康有为读过严复的“大著”。二、康对“天演论”的外表，即进步说，是赞同的；对“天演论”的核心，即“择种留良”，是回拒的——梁说得很委婉，“不全以尊说为然，其术亦微异也”。三、在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与严译“天演论”的思想比较上，梁就说得不那么客气，“书中所言，启超等昔尝有所闻于南海，而未能尽”；梁说“出此书之外”，应是“高此书之上”之意。梁说“一为出世之事”，大约指佛学思想；梁说 “一为略依此书之义而演为条理颇繁密之事”，则是康的“大同三世说”。四、梁说“南海曰：若等无诧为新理，西人治此学者，不知几何家几何年矣”一句，是“大同三世说”的说法，即康不认为严译“天演论”是一种“新理”，而是西人“几何年”（多次）接近或发现孔子“大同三世说”的“几何家”（多家）之一，也是“南海亦曰：此必西人之所已言了”之意。五、梁不仅对赫胥黎的学说有兴趣，还希望从严复处得知“斯宾塞尔”（斯宾塞）的学说。 梁启超与严复往来信件中的辨论题目是，梁认为中国古代有议会的思想、甚至有相应的制度；严复认为“天演之事，始于胚胎，终于成体。泰西有今日之民主，则当夏、商时，合有种子以为起点。而专行君政之国，虽演之亿万年，不能由君而入民。”（见《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即西方的胚胎可以导致西方国家走向民主政治，而中国没有这个种子，规定其不可能进入民主政治。根据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世界各国的历史是从“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递进，是不可以倒退的；西方若是古代就有民主，又怎么可能再倒退到专制？梁由此认定严复在理论上的“错误”，在回信中称： “……既有民权以后，不应改有君权，故民主之局，乃地球万国古来所未有，不独中国也。西人百年以来，民气大伸，遂尔浡兴。中国苟自今日昌明斯义，则数十年其强亦与西国同，在此百年内进于文明耳。故就今日视之，则泰西与支那，诚有天渊之异，其实只有先后，并无低昂；而此先后之差，自地球视之，犹旦暮也。地球既入文明之运，则蒸蒸相逼，不得不变，不特中国民权之说即当大行，即各地土番野猺亦当丕变。其不变者即澌灭以至于尽，此又不易之理也。南海先生尝言，地球文明之运，今始萌芽耳。譬之有文明百分，今则中国仅有一二分，而西人已有八九分，故常觉其相去甚远，其实西人之治亦犹未也。然则先生进种之说至矣，匪直黄种当求进也，即白种亦当求进也。先生又谓何如？” 这里的“进种之说”，就是严译“天演论”。梁称黄种人、白种人都要“求进”，讲的是“进步说”。（我在后面还会谈到） 此时的梁启超，23周岁，意气风发。他觉得仅仅书信讨论还不满足，于是在《时务报》上发表了 《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直接宣传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对于严复的 “胚胎”说，梁称之“未为当”： “吾既未克读西籍，事事仰给于舌人，则于西史所窥，知其浅也。乃若其所疑者，则据虚理比例以测之，以谓其国既能行民政者，必其民之智甚开，其民之力甚厚。既举一国之民而智焉，而力焉，则必无复退而为君权主治之理……至疑西方有胚胎，而东方无起点，斯殆不然也。” 梁这里所依据的 “虚理”、“比例”，自然是康有为的学说。他用理论来否定历史。 尽管梁启超与严复有争论，但仍部分地接受了严译“天演论”。梁将康有为的学说当作最高峰，而将“天演论”当作次一级的学说，与此期谭嗣同的“仁学”，地位大体相当。1897年，梁准备写一部书，名为《说群》。这里的“群”，大约是“社会”之意。梁在《知新报》上发表序言： “启超问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矣。启超既略述所闻，作《变法通议》，又思发明群义，则理奥例赜，苦不克达。既乃得侯官严君复之《治功天演》，浏阳谭君嗣同之《仁学》，读之犁然有当于其心。悼天下有志之士，希得闻南海之绪论，见二君之宏著，或闻矣见矣，而莫之解莫之信。乃内演师说，外依两书，发以浅言，证以实事，作《说群》十篇，其于南海之绪论，严、谭之宏箸，未达什一，惟自谓视变法之言，颇有进也。” 这一部号称有“十篇”的书，梁仅写了第一篇的第一章便中止了，宣传了“大同三世说”，也简单提到了严译 “天演论”——“物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