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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合”：被推定的进化论者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认为康有为不是进化论者；但学术界众多学者却推定康是进化论者，我以为，他们很可能是受到了梁启超的影响。 最早称康有为是进化论者的，是梁启超。1901年年底，梁在《清议报》发表《南海康先生传》，称言： “先生之哲学，进化派哲学也。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盖中国自创意言进化学者，以此为嚆矢焉。先生于中国史学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学言进化之理，以为中国始开于夏禹，其所传尧、舜文明事业，皆孔子所托以明义，悬一至善之鹄，以为太平世之倒影现象而已。又以为世界既进步之后，则断无复行退步之理。即有时为外界别种阻力之所遏，亦不过停顿不进耳，更无复返其初。故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其说主于循环；《春秋》言据乱、升平、太平，其说主于进化。二义正相反对。而先生则一主后说焉。又言中国数千年政治虽不进化，而社会甚进化。政治不进化者，专政政体为之梗也；社会进化者，政府之干涉少而人民自由发达也。先生于是推进化之运，以为必有极乐世界于他日，而思想所极，遂衍为大同学说。” 这一年，恰是康有为从槟榔屿转居大吉岭，遍注群经，撰写“大同三世说”的理论著作之时，梁启超却开始通过自学日本语来系统地学习西学，写下了《霍布士学案》、《斯片挪莎学案》和《卢梭学案》。从后来的结局来看，梁启超撰《南海康先生传》，是对其师的告别，稍稍有点“谢本师”的意味。此后他在思想上与其师分道扬镳。在这篇仅用48小时、成文近两万言、以“Paintme as I am”（“勿失吾真相”）为目标的传记中，梁启超用刚学到手的西学知识，将其师描写成无师自通的“西学”大家。除了“进化派哲学”外，梁还称康的哲学为“博爱派哲学”、“主乐派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上面的引文，梁启超一口气用了9个 “进化”，又用了 “进步”、“退步”、“循环”等词，但可以明显的看出，这里面谈到的“进化”都是“进步”的意思，与达尔文、赫胥黎根据生物学所建立的 “进化论”，没有太多的关系。也就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又称： “……虽然,所述者，则皆先生之言，而毫不敢以近日所涉猎西籍，附会缘饰之，以失其真也。此等理想，在今日之欧美，或不足为奇，而吾独怪乎先生未读一西书，而冥心孤往，独辟新境，其规模如此其宏远，其理论如此其精密也，不得不叉手赞叹曰：伟人哉，伟人哉！” 梁称康“未读一西书”，以“冥心孤往”而达到了“博爱派哲学”、“主乐派哲学”、“进化派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的境界，达到了与“今日之欧美”相同的境界。 1902年3月起，梁启超开始在《新民丛报》连载其重要著作 《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至 1904年 12月，刊出该著的最后一篇，谈“最近世”之学术： “……南海则对于此种观念，施根本的疗治也。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遍读群书，而无所于阂，而导人以向后之希望，现在之义务。夫三世之义，自何邵公以来，久暗曶焉，南海之倡此，在达尔文主义未输入中国以前，不可谓非一大发明也。” 梁启超再次将“大同三世说”认定为“进化之理”，再次肯定其是在达尔文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由康独立“发明”的，没有受到严复《天演论》影响的本国产品。 1903年春，康有为离开印度大吉岭，开始其全球旅行。1904年来到英国，前面已提到他访问了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这一年的秋天，康在英国伦敦参观了 “生物史院”。（他在《英国游记》称“生物史院，英音曰呢虎希士拖利”，从发音和描述来看，应是The Natural History Museum，即自然历史博物馆。该馆位于伦敦海德公园之南的克伦威尔路，是一处世界著名的博物馆。）康详细地记录了馆中的收藏、展示和他本人参观过程，面对达尔文、赫胥黎的石像，而对进化论发表了一番感叹： “此院生物诡状异形，不可胜录，姑举其至异者，以资考识新理耳。入门即见达尔文、赫胥黎石像，为之欣悦，如见故人。赫君发天演之微言，达生创物化之新理。哲学既昌，耶教上帝造人之说遂坠。他日大教之倒以区区生物之理，此破落之所关，亦至巨哉。二生之说，在欧土为新发明，然鄙人二十余年未读一字西书，穷推物化，皆在天人自然之推排，而人力抗天自为之，已与暗合，与门人多发之。故于二生但觉合同而化，惟我后起，既非剿袭，亦不相师。惟二生之即物穷理发挥既透，亦无劳鄙人之多言也。东海西海，心同理同，只有契合昭融而已。然子思曰：‘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栽者培之，倾者复之。’赫生天演之义也。庄子曰：‘程生马，马生人’；‘万物皆出于机，入于机。’达生物生人之说也。吾华先哲其先发于三千年矣。何异焉！”（《英国游记》） 康明确提出：“鄙人二十余年未读一字西书，穷推物化”，“已与暗合，与门人多发之”。此中的“门人”，包括梁启超，此中的“暗合”，与梁的说法相一致，“既非剿袭，亦不相师”。康进一步地指出，子思的“天之生物”，即是赫胥黎的“天演”之说；庄子的“程生马”，即是达尔文的“物生人”（人类起源）之说；中国的哲人领先西方三千年。 子思的“天之生物”，见之于《礼记·中庸》，其文曰：“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中庸篇》，郑玄认为是孔子之孙之思所著，故康有为称“子思曰”，尽管这段话一般认为是孔子所言。其大体意思为歌颂舜的德行。“必因其材而笃之，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一般解释为：“天”根据各物材质的美恶而施行有别，该栽培者加之于优育，该倾覆者则予以覆没。康在《〈中庸〉注》中将之称为： “物竞天择，优胜劣败。孔子发天因之理以劝之，竞于大德，而后克受天休也。” 庄子的“程生马”，见之于《庄子·至乐》，其文曰： “种有几，得水则为?，得水土之际则为鼃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乌足之根为蛴螬，其叶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掇。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乾余骨。乾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这一段话，又见于《列子·天瑞篇》，文字有相异之处。然《列子》一直被疑为伪书。其大体的意思是：物种有其微小之生物为“几”，然后变成了各类植物，然后变成了各种动物，然后出现了 “青宁”（虫），“青宁生程（豹），程生马，马生人”；人和万物由“几”发生，最后又回归于“几”（机）。这是极富哲理、极有智慧的描述，却又是无法说明白、无法去证实的。且不论由“几”到“几”（机）的整个往返过程，即便是“马生人”之一变，全部的自然历史皆可证实其非。达尔文的进化论所揭示的物种与人类起源，与《圣经·创世纪》中“上帝创造”说形成了巨大的对立，这在当时是最大关注点和争论点，亦非“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的东方智慧即可消解。康用中国的传统经典来解说达尔文、赫胥黎的学说，正表明他对达尔文、赫胥黎以及进化论学说的隔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