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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与“天演”的背离 尽管康有为在南洋槟榔屿、印度大吉岭进行“大同三世说”的著述时，已采用了“进化”一词，认可了进化论，但不可避免的矛盾是：大同世界，天下为公，矜寡、孤独、废疾等弱势人群皆有所养，货不必藏于己，力不必为己，也就是说，不可能存在优胜劣汰的竞争。康在《〈孟子〉微》、《〈中庸〉注》和《〈论语〉注》中都表示过对“竞争”负面作用的担心，而他此期（1902年）的著作《泰西以竞争为进化让义几废》，更是突出地说明了 “竞争”、“进化”与孔子“尊让”之义之间的对立。 过了十多年，1913年，康有为发表《中华救国论》，明确区分了人民与国家，认为儒家学说重民，法家学说重国；法国重民，德国重国；“夫重民者仁，重国者义；重民者对内，重国者对外”。对外一面，即“重国”，康是主张竞争的，这是“列强竞峙”所致。对内一面，即“重民”，康采取了比较委婉的态度，不主张采用西法，而是要求采用孔子之道，即对国内政治中的“竞争”，是不太认可的。 又过了十年，1923年，康有为的论调完全变了。他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后果，认为“天演”、“竞争”是坏事。他在开封、济南、西安进行演讲，对孔子之道大力称赞，对“天演”、“竞争”之说，予以否定： “孔子圆通无碍，随时变通，无所不有，无可议者也。今之新学，自欧美归者，得外国一二学说，辄敢妄议孔子。岂知欧战之后，欧美人于边沁功利之说、克斯黎天演优胜劣败之论，行之已极，徒得大战之祸，死人千余万，财力皆竭，于是自知前人学说之未善。” 这里提到的克斯黎，应当就是“赫胥黎”。有意思的是，康还在演讲中称： “吾尝见严复之书札：静观欧洲三百年之文明，只重物质，然所得不过杀人利己、寡廉鲜耻而已。回思孔子之道，真觉量同天地，泽被寰区。此非仆一人之私言，乃欧美学者之公论也。严又陵亦欧洲学者，翻译欧洲学说甚多，且旧归心基督教者，然晚年其论如此。”（《开封演讲辞》） 此时严复已经去世，康有意不去攻击故人，而将严复与“天演”划分开来。在当时知识人的心目中，“天演”是严复一生中最大的贡献，严复与“天演”已经浑然一体。 从 1902年到 1923年，康有为对“天演”、“竞争”从怀疑而渐至反对。由此查看康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大同书》，可以看到奇特的现象，即“进化”与“天演”的背离。这两个本属一体的概念，康在使用时却赋予了多种意思。我们可以来看两个例子。 康有为在《大同书》使用“进化”一词共 39次，基本的意思相同，即是进步之意。我们可以看一段文字： “一、世界进化，自分而合，乃势之自然。故自黄帝、尧、舜时为万国，至汤三千国，武王一千八百国，春秋则二百余国，战国为七国，秦则一统矣，凡二千年。印度之先亦诸国并立，三千年而统一于阿育大王。欧洲之先亦诸国并立，二千年而统一于罗马。盖分并之势，乃淘汰之自然，其强大之并吞，弱小之灭亡，亦适以为大同之先驱耳。 一、民权进化，自下而上，亦理之自然。故美国一立，法之大革命累起，而各国随之。于是立宪遍行，共和大起，均产说出，工党日兴。夫国有君权，自各私而难合，若但为民权，则联合亦易。盖民但自求利益，则仁人倡大同之乐利，自能合乎人心。大势既倡，人皆越之，如水流之就下。故民权之起，宪法之兴，合群均产之说，皆为大同之先声也。” 前一段强调的“弱肉强食”，这与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是有差别的；后一段谈“民权”、“立宪”、“共和”、“均产”，都是“进化”的作用，最终方向是“大同”。《大同书》39次“进化”具体使用情况，与康当年旅居槟榔屿、大吉岭遍注群经是大体相同的，与康此后周游各国所写的游记也是相同的，都是正面的意思。 “天演”的情况则大为不同。康有为在《大同书》中使用“天演”一词共 8次，含义也稍有差异，但基本面是比较负面的。我们可以再看一段文字： “有国，则只私其国，于是争他国之所有以相杀。有种，则只私其种，于是争他种之所有以相杀。以强凌弱，以勇欺怯，以诈欺愚，以众暴寡。其妄谬而有一知半解如达尔文者，则创天演之说，以为天之使然，导人以竞争为大义。于是竞争为古今世界公共之至恶物者，遂揭日月而行，贤者皆奉之而不耻。于是全地莽莽，皆为铁血，此其大罪过于洪水甚矣！夫天演者，无知之物也；人义者，有性识之物也。人道所以合群，所以能太平者，以其本有爱质而扩充之，因以裁成天道，辅相天宜，而止于至善，极于大同，乃能大众得其乐利。若循天演之例，则普大地人类，强者凌弱，互相吞啮，日事兵戎，如斗鹌鹑然，其卒也仅余强者之一人，则卒为大鸟兽所食而已。且是义也，在昔者异类相离、诸国并立之世，犹于不可之中而无能遏之，不得已者也。若在大同之世，则为过去至恶之物，如童子带痘毒，岂可复发之于壮老之时哉？大同之世无异类，无异国，皆同体同胞也。竞争者，于异类异国为不得已，于同体同胞为有大害，岂可复播此恶种以散于世界哉？夫据乱之世，人尚私争；升平之世，人人各有度量分界，人不加我，我不加人；大同之世，视人如己，无有畛域，‘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出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当是之时，最恶竞争，亦无有竞争者矣。其竞争者，惟在竞仁竞智，此则不让于师者。” 康有为认为：据乱世是有“私争”的；到了升平世，则“人不加我，我不加人”，这里的“加”是强加的意思；到了太平世，则是不分国家，不分人种，“皆同体同胞”，是“最恶竞争”的，如果还要竞争，只能是在“仁”、“智”两方面的竞争；而达尔文被批为“妄谬而有一知半解者”，“天演之说”被批为“此其大罪过于洪水甚矣”。 康有为 “大同三世说”思想的形成是比较早的，但《大同书》完成时间比较晚。该书康生前只发表了一部分，很可能准备继续修改。《大同书》与“大同三世说”的最大区别，在于不再强调这一学说是孔子创造。康在《大同书》中甚至还宣称，到了大同世，孔子三世说也将消亡： “耶教以尊天爱人为诲善，以悔罪末断为悚恶。太平之世，自能爱人，自能无罪。知天演之自然，则天不尊；知无量众魂之难立待于空虚，则不信末日之断。耶苏之教，至大同则灭矣。回教言国，言君臣、夫妇之纲统，一入大同即灭。虽有魂学，皆称天而行，粗浅不足征信，其灭更先。大同太平，则孔子之志也，至于是时，孔子三世之说已尽行，惟《易》言阴阳消息，可传而不显矣。盖病已除矣，无所用药，岸已登矣，筏亦当舍。故大同之世，惟神仙与佛学二者大行。盖大同者，世间法之极，而仙学者长生不死，尤世间法之极也。佛学者不生不灭，不离乎世而出乎世间，尤出乎大同之外也……” 这段话的主旨是说，到了大同太平之世，“耶教”（广义的基督教）、“回教”（伊斯兰教）都会灭亡，“魂学”灭亡更早，孔子之教因其目标已经完全实现，“筏亦当舍”，也不存在了，只留下了神仙与佛学。康在此处所用“天演”一词，意义稍有暧昧，不是负面的。此中的“天演”，应指物种起源，即人类的由来，以反对上帝创造说，即“天不尊”。康认为“天演”学说将推动“耶教”走向灭亡。上引的这一段话，是《大同书》的最后一段，康有为接着写道： “故大同之后，始为仙学，后为佛学；下智为仙学，上智为佛学。仙、佛之后，则为天游之说，吾别有书。” 在耶、回、儒消亡之后，仙、佛之学还可以存在一段时间，再往后就是“天游说”了。康有为成了真正的“先知”。在这样的“终极真理”面前，达尔文的“进化论”显然不那么“管用”，被康批责和放弃，也是很自然的。 （作者为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本文系作者2018年 7月 8日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与首都图书馆联合举行的讲座之讲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