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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1982年，调查人员在甘肃省天水地区（今天水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恭门公社（今恭门镇）河峪村马家涧发现一处残存的东汉摩崖石刻。该石刻在历代金石著述中均无记载，根据碑文内容，现通称《东汉故汉阳太守刘福功德颂》，因地处河峪村，又简称《河峪颂》。作为残存至今的碑刻文献，《河峪颂》具有三方面史料价值。 补充《后汉书》阙失 据残存碑文，《河峪颂》镌刻于东汉桓帝和平元年（150），由汉阳郡陇县人赵亿负责建造，旨在为汉阳太守刘福歌功颂德。刘福其人其事，史籍失载。稽考相关史料，刘福应在汉桓帝建和二年至三年（148—149）任汉阳太守，其亲民作风、乱后维稳与灾后重建的政绩，是汉阳吏民为之刻石颂功的主要原因。甘谷汉简中的汉阳长史“亿”，与赵亿不仅同名，而且生活的地域和年代基本相同，应为同一人。 《河峪颂》提供的历史信息补充了正史记载的阙失，为了解羌族叛乱后汉阳郡的历史状况提供了珍贵资料。汉阳郡虽僻处陇右，但扼控关陇古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以范晔《后汉书》为主的诸家后汉史籍，对东汉羌族叛乱后汉阳郡相关情况的记载非常简略，除《帝纪》篇偶有片言只语，《西羌传》《虞诩传》《傅燮传》《盖勋传》等篇也有零星载述外，其余史籍则鲜有涉及，不少汉阳太守的姓名及政绩不仅失载，而且凉州百姓在动乱年代的诉求也湮没无闻。《河峪颂》和《西狭颂》等陇右石刻一样，记载了特定历史时期汉阳一带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当地百姓的诉求，寄寓了动乱年代普通百姓对和平稳定生活的向往与憧憬。 史载，汉顺帝永和五年（140）至冲帝永嘉元年（145），汉阳一带经历了旷日持久的羌族叛乱（《后汉书·西羌传》）；顺帝汉安二年（143），凉州“地百八十震，山谷坼裂”（《后汉书·顺帝纪》）。《河峪颂》中的汉阳太守刘福肩负乱后维稳和灾后重建的双重使命，抚绥有方，数年之间，汉阳便出现“年岁丰积”局面。该摩崖石刻虽然因年代久远残损不全，但承载着汉桓帝和平元年之前数年间汉阳郡的相关信息，记录了传世文献失载的历史事实。 早于《西狭颂》二十余年 《河峪颂》是东汉摩崖石刻原生形态的又一遗存，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汉代书体演变的历史进程提供了宝贵的实物参照。因历史久远，《河峪颂》摩崖泐损严重，但仍然展示了汉代书体演变过程中一种特定的形态。与《大开通》《石门颂》《西狭颂》《郙阁颂》《耿勋碑》等石刻相比，《河峪颂》体现的仍然是摩崖古隶体的风格，隶书特有的波磔笔画并没有被特别强调，显得更为古朴自然，明显代表了汉隶由《大开通》（公元66年）发展到《石门颂》（148）、《西狭颂》（171）的一种过渡形态。 与《大开通》相比，《河峪颂》更加注重章法，结字规整，字形较为整饬，大小也较接近，所存字迹线条清晰，但其字形仍呈现纵势，线条仍较简单，以直线和方折为主，隶书的横势和波磔特色并不明显，显然处于汉隶并未发展成熟的阶段。而《石门颂》《西狭颂》的隶意波磔十分明显，线条的变化也比《河峪颂》丰富，风格更为厚重，表明汉代摩崖石刻艺术已臻纯熟。 总之，《河峪颂》以其特有的风貌为东汉碑林增添了一道新的风景，也使享誉书坛的陇右石刻更加绚丽多姿。东汉后期，河陇地区不仅出现了敦煌张芝和张昶、安定梁鹄等著名书法家，而且镌刻了武都《西狭颂》《耿勋碑》等摩崖杰作，在书法领域的整体造诣堪称当时一流。《河峪颂》刊刻年代较早，不仅展示了东汉后期河陇地区书法高潮来临之前汉隶的特殊形态，而且与河西出土的汉简互为照应，共同影响了河陇书法艺术的发展演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