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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均质性”：西南边疆史研究中的族群地理和文化空间 在地理学意义上，“非均质性”主要是指特定区域内部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的多元性，以及各环境要素空间分布的不均衡性。虽然每个区域都会因为地理要素的空间差异，形成出各自不同的“区域特性”，但与其他区域相比，西南边疆地区由于地形、地貌、气候环境而造成的区域多样性特征，表现得更为鲜明而具体。自然环境的差异性在该区域内部社会文化差异性的形成和塑造方面，无疑起到了初始性的作用。因此，“非均质性”的概念及其方法论，理应成为西南边疆史研究的前提和出发点。 “非均质性”的认识依据，源自于西南边疆的自然环境——尤其是地形与气候的多样性。西南边疆地区横跨云贵高原，并与青藏高原相连，在这一区域内，地形复杂，尤以山地为多，从海拔3000多米的青藏高原东缘到海拔76米的云南南部最低地，不但地形、地貌变化多样，起伏巨大，而且在总体上呈现出由西北至东南延伸的扇形垂直布局。除了地势陡峻的高山峡谷外，还有众多山间盆地散布于山脉河谷间，因高山的包围与分割，其面积大都狭小，当地人称其为“坝子”。立体垂直、山谷交错的地形地貌，造就了西南边疆地区立体垂直、复杂多样的气候及物产格局。这种由多元地理环境要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生态圈，反过来又制约或影响着人们对自然资源，特别是土地资源的利用，从而在特定地理空间内形成若干彼此分割又相对独立的小块区域。在这些区域内滋生并成长的族群及其文化，受制于所在的自然环境，形成了彼此之间明显不同的生计方式与社会结构，并在政治体系的建构上也表现出若干差异性。[5]（P.108）这种差异性自人类活动形成以来，就一直贯穿于西南边疆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早在汉代，司马迁就曾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对生活在西南地区的夜郎、滇、邛都、昆明等族群，进行过初步的分类性描述。其关注点虽然是不同地域族群之间的生计方式、文化表征，以及社会组织的差异性，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地理生态环境与古代西南族群分布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而类似的情形在历代文献记载中亦屡见不鲜。甚至到近现代，像这样按海拔高度居住、流动的人群，从云贵高原到中南半岛的许多地区还可以经常看到。可以说，地理生态环境决定了西南边疆族群的多样性及其不同的分布格局，而“不同群体对其生存环境的不同‘适应’模式则是不同区域在历史出发点上即形成差异的根本原因”。[6]（P.95） 此外，西南边疆区域文化的多样性也是与其自然环境相对应的，本质上是西南边疆地理环境的一个反映。由于地理环境的复杂多样，使得不同族群的生计模式、居住方式、社会组织，在该区域内呈现出既不相统属，又交相杂错的局面。该区域内的任何一个族群，都没有出现过像北方农耕或畜牧人群那样相对集中的聚居区，而是分散居住在众多的小型聚落中，即使是同一个族群由于分布地域的不同，也会表现出不同的经济文化特点，也就是所谓的“大分散、小聚合”的特征。在这一背景下，“西南的文化不仅表现为空间上的多元分割，还表现为时间上的间断和‘非传统化’”[5]（P136-138），从而为西南边疆区域文化整体上的多元格局奠定了基础。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西南边疆地理与文化空间的“非均质性”，也深刻地反映在区域内部的发展不平衡上，它不仅形成了各种落差极大的地缘板块结构和地域性的族群分布组合方式，而且也直接影响着地方秩序的实际运作，决定了王朝国家对西南边疆治理方式及过程的断续性和不均衡性，始终影响和制约着西南边疆历史的发展进程。 在传统的西南边疆史研究中，研究者主要依赖于既有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但是对于西南边疆复杂多样的“历史现场”——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复杂的“人地关系”却明显关注不够。在不少学术论著当中，族群地理只不过是可有可无的背景投影，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历史空间结构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内在联系。因此，“非均质性”概念的提出，旨在强调西南边疆多元地理生态环境对区域内族群历史文化的形塑和影响；强调研究过程中历史文献与实地调查的有机结合。其着眼点在于，第一，“非均质性”要比地理学家界定的内涵要丰富得多，不仅仅是针对多元地理空间或特定历史场景的概念性表述，更多的指代与地理生态环境有关的社会政治空间，蕴含着特定区域的历史进程。第二，“非均质性”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有助于揭示出特定时空结构下，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以及环境因素在西南边疆建构中的作用和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