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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整体史观”：人类学视角下的历史表述 自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跨学科综合研究方法在史学领域里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了中国史学的鲜明学科特征之一。在这个过程中，受法国年鉴学派“整体史”（total history）观念以及国内区域史、社会史理论的影响，带有历史人类学色彩的“整体史”研究方法，也逐渐为中国边疆史、民族史学者所关注和借鉴。 “整体史”作为一种研究范式，兴起于二十世纪前期的法国。年鉴学派创始人之一的费弗尔，针对兰克学派为代表的欧洲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端，提出了“全体部分构成的历史”的新史学观念，与传统史学研究中的“事件构成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14](P.43)在费弗尔等人看来，“经济和社会史其实是不存在的，只有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就其定义而言，历史就是整个社会的历史。”[21](P.6)此后，年鉴学派的第二代领军人物布罗代尔所着力阐释的“时段理论”，也旨在建构一种全面而整体的历史学。到年鉴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雅克·勒高夫和安德烈·比尔吉埃尔时，明确地提出了历史学要“优先与人类学对话”，[15](P.36)并进一步阐述了“整体史”与人类学研究取向的内在关联。年鉴学派自形成以来，历代学者一直都在强调历史构成的“整体性”和结构化的历史研究，其背后所蕴含的“整体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诉求，实质上正是人类学文化整体观与比较研究传统在史学领域的传播和延续。 在国内学术界，作为方法论意义的“整体史观”，主要来自于法国年鉴学派，并最先在区域社会史研究中得到应用。尽管研究者对于“整体史”概念和范畴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都比较注重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对研究对象的整体关照和区域间的比较研究。不少学者认为，“整体史”既不是某种意义上的“宏观史”“大通史”或“概念史”，也不能简单的把它看做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类专史的简单组合或叠加，而是应该把“整体史”作为理解和建构历史的一种方式。因此，在涉及研究区域的范围上，“整体史”并不限于全国性的历史，而是涵盖各层级区域的历史，不论是大到若干省市，还是小到乡镇、村落”的历史，都可以将其视为是一部“整体的历史”。在实际研究中，需要“全方位地立体地考察地域社会，从特定地域的生态环境、文化资源、权力网络、社会生活等等方面，力图展现这一地区的立体全景。[9](P.28)由此可见，“整体史观”不仅仅是一个史学理论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史学实践问题，只有将其置于区域史个案研究当中，才能发挥它的效用、显示它的阐释力。基于这种认识，当前西南边疆史的研究，同样需要一种将具体研究对象放在长时段的历史进程中，进行整体性分析考察的学术理念。只有以“整体史”视野对西南边疆史研究对象予以关照，才能对其历史发展脉络有一个“立体全景”式的了解。 首先，“整体史”视野下的西南边疆史研究，不在于所选择研究对象及范围的大小，而在于全方位地透视其历史发展变化的机制和特点。为了在西南边疆史研究中实现“整体史”的追求，需要在学理上有总体的宏观把握和全局性的眼光。不仅要以“自上而下”的视角探索国家力量长期以来对西南边疆的开发治理活动，而且还要通过“自下而上”的视角考察国家—地方—族群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疆域边缘不同人群的生存策略和交往方式对王朝边疆建构的影响。总体思路还是要探讨“国家”与“边疆”之间的互动关系，通过多维度的研究，深化对“大历史”的认识。 其次，“整体史”视野下的西南边疆史研究，需要处理好微观研究与整体性研究之间的关系。一般来说，微观研究是整体性研究的重要基础，但并非是大量微观研究成果“排列叠加”在一起，就能够显示出整体性特征。因为“人类世界是一个诸多彼此关联的过程组成的复合体和整体，这就意味着，如果把这个整体分解成彼此不相干的部分，其结局必然是将之重组成虚假的现实”。[16](P.7)埃里克·沃尔夫的这段话，虽然是针对“西方中心观”下历史叙事模式所作的反思，但也给我们提供一个重要的启示，这就是——西南边疆史框架下的多个专题研究的机械排列叠加，并不等于西南边疆史整体性研究——“整体永远大于部分之和”。微观层面的研究应当从“整体史”的角度出发，尽可能地把“具体而微”的研究对象放在“整体史”论域中进行分析考察，明确微观研究在西南边疆史整个知识体系中的位置。因为“整体史”书写的意义：第一，能够将微观的或阶段性的事件史，纳入到长时段的历史脉络中进行整体性理解：第二，能够将微观的或阶段性的事件史，置于更大空间范围乃至帝国的政治经济格局中进行比较性理解。唯有如此，才可能做到微观研究与整体性研究的互证和互补，从而有效避地免目前西南边疆史研究中出现的“单一化”或“碎片化”的问题。 再次，整体史”视野下的西南边疆史研究，需要处理好过程与结构、历时性与共时性之间的辩证关系。西南边疆既是历史建构的产物，也是历史发生的“现场”。因此，我们需要在传统的边疆史书写范式之外，探寻历史意识及“历史制作”的现实基础。在这一问题上，陈春声有着非常深刻的理解，他指出：“研究者在某一‘共时态’中见到的地域社会的相互关系及其特点，反映的不仅仅是特定地域支配关系的‘空间结构’，更重要的是要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互动的、长期的历史过程的‘结晶’和‘缩影’。‘地域空间’实际上‘全息’地反映了多重复合的动态的社会经济变化的‘时间历程’。”[9](P.5-6)所以，“整体史”视野下的西南边疆史研究，就不仅仅将历史理解为变迁的过程，相关研究也不只是限于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利用，而且还需要“在当下发现历史”，即“历史”是如何通过地景、事件、仪式、记忆等方式存在于“当下”，并成为民族文化传统和影响地方社会秩序的。一些日常生活的实践形式和表征符号，往往蕴含着现在与过去的连续性。无论是个人生命史、族群演化史，还是区域文化史，都在一定程度上嵌入到了“当下”多维度的生活实践逻辑之中，它以活态的形式呈现出区域社会历史的过程与结构、历时性与共时性的交融统一。正因为如此，对“当下”历史意义的关注，不啻是一条解释西南边疆“整体史”的重要途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