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自西周以来，在分封制中就有大夫和士的等级，当时的士、大夫和士大夫，既习文，又不摒弃武事，所以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魏晋以后到唐代，随着察举制和科举制的盛行，具有一定文化知识而入仕的士人大增，士大夫逐渐成为文臣的专称。赵宋政权建立后，通过改革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以科举入仕的士大夫。进入南宋，浙东地区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近京畿的有利条件，更多的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士大夫行列。宋元易代之际，士大夫中主要形成了三种政治态度：坚持抗元，直至殉国；隐居山林，拒绝征召；归降元朝，成为貮臣。其成因有三：一是“华夷之辨”的认识和儒家思想的教育；二是力图通过文化优势，消极反抗元政权；三是南宋尚武精神的缺失，一些人在元朝的威逼利诱下，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屈辱投降的道路。其中，持第二种政治态度的士大夫占了绝大多数，以王应麟、黄震、胡三省为代表浙东士大夫，可以作为他们的典型代表。 关键词：宋元易代 南宋士大夫 浙东地区 政治态度 作者简介：何忠礼，浙江大学历史学系，浙江 杭州 310028 何忠礼(1938- )，男，浙江绍兴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宋史。 一、中国古代士大夫含义的变化 士、大夫这两个称呼，早在西周时已经出现，但其含义与后来所称之士大夫大相径庭。当时他们只是分封制度下作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五个贵族等级中地位最低的两个等级。大夫和士虽地位不高，但天子、诸侯和卿除了享有封土和人民以外，几乎不问政治，而将治理百姓、管理刑狱财赋、出兵打仗的事务分别交由大夫、士和某些武臣处理，士和大夫在诸侯国中作用之大，也就不言而喻。当然，这时候的大夫或士，只有职务上的分工，并无文武上的区别。 春秋后期至战国，士的力量逐渐壮大，出现了学士、策士、方士等，某些庶民因具备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也上升为士，士的作用甚至超过了大夫。不过，当时尚未有将士和大夫前后相连的叫法，士和大夫的知识和技能往往是多方面的，如作为贵族后裔的孔子，他深通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又以六艺教育学生，所以在孔门72弟子中，就不乏文武双全之人。 大约到战国时期，随着分封制的衰落，士大夫的称呼正式出现。据史书记载，公元前314年，秦为拆散齐楚联盟，愿意献出商于之地600里，使楚断绝与齐的关系，楚王为此欣喜不已，“群臣闻见者毕贺，陈轸后见，独不贺”。“楚王曰：‘不谷不烦一兵，不伤一人，而得商于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为智矣!诸士大夫皆贺，子独不贺，何也?’”[1]卷四 这条史料说明，当时的“士”与“大夫”已经连在一起作为一种单独的称呼。但是，既然“士大夫”等同于“群臣”，那么战国时期的“士大夫”依然不分文武。 西汉建立后，人们习惯于借用旧称，将地位崇高、只是坐而论道而不负责具体事务的王、三公以外所有文武百官和智能之士，统称为士大夫。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有“高帝亲率士大夫，始平天下”的记载。[2]卷一○ 公元前198年，汉高祖下诏曰：“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贤士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3]卷一 三国学者王肃，在论及古代官制时，称引他书，并据此解释道：“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4]卷一三 又，《汉书》称赞卫青云：“大将军遇士大夫以礼，于士卒有恩。”[3]卷四五 以上所言之士大夫，当然也都包括了武臣。 东汉时，士大夫依然不分文武。建武元年(25)四月，诸将多次推戴刘秀登上帝位，刘秀假装不允，前将军耿纯进言道：“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5]卷一 三国时，诸葛亮劝刘备称帝，也有类似表述，他说：“今曹氏簒汉，天下无主，大王刘氏苗族，绍世而起，今即帝位，乃其宜也。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耿)纯言也。”[4]卷三五 以上所称之士大夫，同样包括了文臣和武将两种人。这种情况，直到魏晋后逐渐有所变化。① 到南北朝，随着察举制的盛行和察举中对考试要求的加强，许多能够通经、对策的读书人，往往由秀才、孝廉而踏上仕途，所以在那时，社会上有了“学家多士大夫”的说法。[6]卷九六 北齐建立不久，大行台郎中杜弼以为，当时“文武在位，罕有亷洁”，他向高祖高欢提出加强法制的建议。对此，高欢解释道：“天下浊乱，习俗已久。今督将家属多在关西，黒獭(按指北周太祖宇文泰)常相招诱，人情去留未定。江东复有一吴儿老翁萧衍者，专事衣冠礼乐，中原士大夫望之以为正朔所在。我若急作法网，不相饶借，恐督将尽投黒獭，士子悉奔萧衍，则人物流散，何以为国?尔宜少待，吾不忘之。”[7]卷二四 说明到南北朝时，士大夫这一称呼已逐渐与有文化知识的士人产生了紧密联系，武臣开始退出其中所包含的范畴。 进入唐代，科举制度正式形成，考取进士，备受荣耀，他们往往由此升任显宦，因而士大夫正式成了具有相当文化知识和一定地位人的专称。唐高宗时，宰相李义府“耻其家代无名”，命礼部郎中孔志约等人重修《氏族志》，规定：“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更名为《姓氏录》。由是搢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皆号此书为‘勋格’”。[8]卷八二 由此可见，时至唐代，在文臣眼中，武人不仅已被排斥在士大夫之列，而且还颇受轻视，只有取得一定地位和出身的读书人，才有可能被称为士大夫。 宋朝从立国之初起，就确立了“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从宰相到地方行政长官，无不由进士进身。即使遇到战争，武将的行动也必须受文臣指纵，故武人地位更加低下。如仁宗朝抗夏名将狄青(1008-1057)，因是行伍出身，后来虽然官至枢密副使(正二品)，仍终生不敢用药除去早年当士卒时刺在脸上的“面湼”。[9]卷二九○ 他后来常受文臣猜忌，终于惊怖而死。其他武臣在文臣面前，也无不战战兢兢，惟恐触犯禁忌。故自宋朝起，文武已判若两途，虽然门阀制度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士大夫已成为社会上备受尊敬的群体。 二、科举制度下的浙东士大夫 北宋统一江南以前，吴越国统治下的浙东地区，由于受到唐末五代以来战乱和钱氏集团内斗的影响，那里的读书人大都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不愿参与政治。中原王朝虽然继续实行科举取士，但从浙东到河南，中间隔了一个吴(南唐)的割据政权，赴举也是困难重重。所以近百年间，从浙东地区出来应举和做官的人极少，他们要么耕读传家，要么以塾师谋生。正如陆游所言：“吴越在五代及宋兴，最为安乐少事，然废立诛杀犹如此。方斯时，吾家先世守农桑之业于鲁墟、梅市之间，无一人仕于其国者，真保家之法也。”[10]卷三○ 南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吴芾(台州人)、状元黄十朋(温州乐清人)和治蜀政绩卓著的郑刚中(婺州金华人)等的先祖，也都无一不是如此。 北宋建立后，太祖兄弟为了防止世家大族的再起，为了以文臣驱武将，也为了吸收真正的英才为我所用，十分重视科举取士。他们吸取唐朝科举制度弊端甚多的教训，一方面扩大取士名额，一方面对这项制度实施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包括禁止公荐举人，增设殿试，取士不限门第，试官实行锁宿等。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纳土归宋后，北宋虽然获得了统一，但中原士大夫对南人根深蒂固的成见，在科举取士中仍有一定反映。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三月殿试，“时新喻人萧贯与(蔡)齐并见。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上意已属之。知枢密院寇准又言：‘南方下国人不宜冠多士。齐遂居第一……准性自矜，尤恶南人轻巧。既出，谓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11]卷八四 当时，南方士人不仅科举入仕比北方士人难，考取进士后的升迁也有一定阻力。宋朝建立后的近60年间，共有宰相17名，他们全是北人，直到天禧元年(1017)，才有新喻(江西新余)人王钦若登上相位，②后来也受到北方官员排挤，由此可见一斑。 真宗作为一个好文之主，也十分重视科举取士，他在乃父太宗科举改革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改革，特别是在发解试(乡试)、省试、殿试三级考试中，全面推行了封弥、誊录之制，从而真正实现了“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原则，[12]卷五 不仅彻底打破了贫富和门第界限，也彻底打破了南北界限，为公平取士奠定了最后的基础。对于改革以后的宋代科举，欧阳修作了高度评价，他说： 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才是择。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13]卷一一三 南宋宁宗朝国子司业王棐对此也说： 科举取士，自唐以来盖数百年……盖乡举里选，其法既废，兼采誉望，有司犹得以执其权。自糊名、誊录之法密，则一于言语文字工拙而已。[14] 至此，南方士人考进士获得了与北方士人平等的地位，考取的人数逐渐增加。特别是浙东地区的士人，他们本来就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和积累，更加有利于在科场上大显身手。像陆游的五世祖陆轸，就是在大中祥符五年登上了进士第，成为越中陆氏在北宋时登上进士的第一人。此后，陆轸子弟及后裔陆续有人考取进士，其孙陆佃(1042-1102)还积极参与了王安石变法，官至尚书右丞(副相，正二品)。这种情况，在福建、江西等其他南方州郡也相当普遍。如祖籍漳州(今属福建)的著名科学家苏颂(1020-1101)，其祖父苏仲昌自太宗雍熙二年(985)16岁预乡荐，一直考到真宗天禧三年(1019)，三十余年间仍然是一领白衣。可是苏颂之父苏绅，21岁就登上了进士第。仁宗庆历二年(1042)，苏颂也考取进士，在哲宗朝官至宰相。③ 根据目前保存下来最为完整记载两宋进士名录的《四明六志》所载，在北宋69次科举中，真宗朝以前共行科举35次，其中明州(浙江宁波)共取进士43人，而在真宗朝以后至北宋灭亡的34次科举中，明州共取进士71人，[15]卷一○ 两者时间相差不多，而取士人数则大不一样。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临安(浙江杭州)成了南宋的政治中心，这对地近京畿的浙东士人而言，无论进入太学读书或是应举都带来了极大便利，所以考取进士的人数比北宋中后期又有大幅增加，且增长速度也大大超过了其他州郡。如绍兴十八年王佐榜，全国15路共取进士330人，其中来自浙东地区的士人占了53人；④理宗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榜，共取进士601人，浙东地区的士人占了92人，⑤都超过其他各路的平均数。在浙东地区各州中，更以明州士人登进士第的人数为最多。如理宗绍定二年(1229)黄朴榜，共取进士557人，仅明州一个州，就录取了45人，在全国二百余个州郡中，所占比例之高，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⑥这里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浙东地区考取进士高第的人相对也比别的路多，南宋共出49个进士第一名(状元)，而浙东地区竟占了10个。⑦ 人们诟病宋代恩荫之滥，是有道理的，但这仅仅是言其入仕人数之多而已，若以授官大小论，则不尽然。按《宋史·选举志》所载，南宋对恩荫出身者的授官，不仅不优渥，而且明显加以抑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文臣而言，终生只能做一个选人(最低级的文官)，少数选人即使侥幸获得改官，此后升迁的速度也远比进士出身者慢。所以在南宋的京朝官中，很少能见到恩荫出身者的影子。反之，一旦考取进士，尤其是进士高科，前途就不可限量，往往十余年间，就能升至侍从、执政，或者监司、州郡长官。所以浙东地区尤其是明州士人，在朝廷做高官的人很多，时谚云：“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16]卷下 就是这种现象的真实反映。 当然，南宋士大夫决不限于科举出身的人，少数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和文化素养者，无论以恩荫入仕，甚至是一个白丁，有时也被列入士大夫之列。所以南宋士大夫往往以学术和文化为纽带，相互间结成密切的关系。浙东地区不仅入仕人数多，而且学派林立，学者众多。如永嘉学派的陈傅良和叶适、永康学派的陈亮和喻偘、金华学派的吕祖谦和唐仲友，以及四明学派的杨简、袁燮、舒璘、沈焕等人，都是其中的翘楚，他们无论是否入仕，都可以称为士大夫。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