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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总结是一个时代学术反思的重要形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学术指归，其总结的学术脉络也绝不与他人相同。对于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学术成就和发展脉络，众多学者在世纪之交的时候进行过总结。其后，又有学者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学术进展进行总结。这些总结，有的是全面总览各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著述，不乏全局眼光；有的是就一些热点问题和核心话题进行综述和展望，体现出一定的洞察力(本文参考的总结性和展望性综述文章主要有：相卉《擢秀揽才 造就群英——首届唐史高级研究班纪事》，胡戟主编《唐研究纵横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2期。张广达《<二十世纪唐研究>序一》、谷川道雄《<二十世纪唐研究>序二》，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吴宗国《我看隋唐史研究》，《文史知识》2006年第4、5期。李锦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郝春文《敦煌文献与中古史研究的新领域》，《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尤其是最近几年来一些年轻学人发表的就某一专题进行反思的综述和评论文章，结合学术最新进展，呈现出深刻的知识关怀和方法论探讨。这些总结和反思，是本文对改革开放40年来隋唐五代史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无论是对已有成果的总结，还是对未来研究的展望，都是站在个人立场和有限知识范围内做出的。即使文中涉及的内容，许多方面也是表面归纳或借助他人的评述。超出本人知识范围的大量研究领域及其代表性成果，只能付诸缺如。好在如今资讯渠道极为发达，本文并不承担开列论著目录的功能。 一、40年来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学术脉络 改革开放后中国内地的隋唐五代史研究重新回到学术轨道。1979年由唐长孺主编(署名为武汉大学历史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一辑出版，至今已经出版了36辑，成为包括隋唐五代史在内整个中国三至九世纪历史研究的重要学术平台。1980年由蒋天枢整理的《陈寅恪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包括《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以及收录了众多魏晋隋唐史研究论文的《金明馆丛稿初编》和《二编》。陈寅恪提出的相关概念和范式，构成了随后一段时间研究的叙事平台和逻辑起点。1980年在西安成立唐史研究会(1983年改名为中国唐史学会)，推选唐长孺为会长。会议论文结集成《唐史研究会论文集》于1983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汪篯遗作《汪篯隋唐史论稿》、黄烈等主编《魏晋隋唐史论集》第一辑和1982年岑仲勉《隋唐史》(修订重排版)、金宝祥《唐史论文集》陆续出版。1982年出版了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一辑(共出5辑)，1983年出版了唐长孺主编《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1986年出版了韩国磐主编《敦煌吐鲁番出土经济文书研究》，1988年出版了王仲荦《隋唐五代史》、唐长孺主编《隋唐五代史》(《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的分册)和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一、四辑(其第二、三辑出版于1987年)。这些学术成果的推出，无疑标志着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全面正常开展，而且基本是在20世纪40年代以来已有研究基础上展开的。20世纪90年代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1992年)、王永兴《唐勾检制研究》(1991年)和《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1994年)等论著的出版，标志着陈寅恪之后第二代唐史学者进入到学术盘点的阶段。 前举在世纪之交进行的学术总结工作，与其时的研究状况是相适应的。20世纪最后20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主体还处于继承与盘整阶段，基本还是站在以岑仲勉、陈寅恪为代表的新史学以来第一代唐史学者的研究基点上展开的史事钩沉和论题铺排，以及站在以唐长孺、汪篯为代表的接受了唯物辩证法和阶级分析方法又特别注重史料考证的第二代唐史学者研究基点上的理论推演与史料辨析。这些研究成果的总量巨大，但相比于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总体来看，论题的开拓却未有多少实质性的进展。由量的积累带来的质的突破，只在政治制度史和敦煌学(含吐鲁番文书研究，涉及面非常广泛)等少数几个方面有所呈现。这是中国学术界自我反思以及在国外(主要是日本)和我国港台地区隋唐史研究成绩冲击下做出的回应，一时间政治制度史和敦煌学率先成为隋唐史研究的热点，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90年代初期(参见吴宗国《我看隋唐史研究》)。 所谓继承和盘整，具体说来，主要指政治史、官制史、法制史、财政史、经济史、军事史、民族史、对外关系史等领域，基本是接续传统议题而做出的进一步细化研究，无论从资料发掘整理还是史事铺陈解读，都还有一定空间，尚未遇到穷途和达到全面整合的程度。对于隋唐五代史研究来说，有学者将20世纪前半段的研究特征概括为文化史观中国化、唯物史观学术化和古史形态理论化，这几个方面的进展以陈寅恪、唐长孺和胡如雷等学者取得的成就为主线(孙继民发言，见陈瑞青等《“唐长孺、胡如雷与隋唐史研究”研讨会综述》，《高校社科信息》2005年第3期)。再加上岑仲勉、汪篯、韩国磐等人的研究，依然作为1980年以来隋唐五代史研究的主体知识体系，大量研究论著是在这些前辈学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的细化和深化。例如，20世纪80年代率先打破条条框框的隋唐政治史研究，就是一种细化和深化。尽管有些问题长期未有突破，如牛李党争就被称为唐史研究的“难解之结”，但一些从民国过来的老一辈学人和50年代开始进入学术界的中年学者，通过传统的史料考据和新接受的阶级分析方法，突破了官方史学教材中有关隋唐历史人物评价的套路，探寻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命运的真相。例如黄永年直指“废王立武”是高宗摆脱元老重臣的斗争，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挑战的不是武则天，而是唐高宗，其失败是注定的。唐高宗的所作所为是乾纲独断，而非听任武则天指挥，唐高宗也不是昏懦之君(黄永年《说永徽六年废立皇后事真相》，《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1年第3期)。 还有一个虽然不是十分显著却颇具时代特色的现象，可以称之为对西方理论与议题的复制与套用。1980年以来史学界以社会史和文化史为代表的研究领域的扩张，总体上也还处于催生或复制议题、生吞活剥地将外来概念和研究论域套用到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初级阶段。一段时间里，史学界的热门议题许多都是受到当时翻译引进的西方思想家(90年代以后又加入了海外汉学家)著作影响而提出的，例如国家与社会、社会流动、精英群体、族群认同、日常生活史、地方社会与民间社会等。这是学术史意义上对外开放之初的特有景象，对于冲破思想禁锢和僵化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深化对中国历史复杂内涵的认识也起到积极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现抽离这些思想、概念和方法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语境，而加以机械套用的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模仿与套用之后，学术界开始认识到这样的研究无助于深化对自身历史特征的认识。但这些业已引进的概念和话题，经过一定的语义与视角转换之后，逐渐与中国历史实际或史料特征相磨合，进而形成用以描述中国历史的“本土化”概念和话语。不过，在隋唐五代史研究中，跟风式的对西方概念和方法的模仿和套用现象并不突出，也因此显得理论色彩不够浓厚。无论是继承整合，还是复制套用，历史学科的特点是，只要是严谨务实的研究，一旦落实到历史资料的梳理，相关认识总是能够有所推进。 在正常学术研究中断20年之后，改革开放最初20年间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局面被描述成以下几个方面：制度史的钩沉索隐、政治史的探幽发覆、经济史的推陈出新、社会史的异军突起和文化史的别开生面。除了这些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呈现的普遍现象之外，还有一条是本断代研究的特殊情况，即敦煌吐鲁番研究与唐史研究的相得益彰(参见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站在世纪之交的学术现场，从整个20世纪的学术发展脉络来看，这样的描述大体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其中呈现出来的成就感也契合彼时的语境。 尽管没有什么标志性事件可以用来区分改革开放以来40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的阶段，但为了便于叙述，还是需要将其区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第二阶段则是90年代中期至今，本文概称之为前后两个20年。这个区分并不严格，有些90年代中期以前的成果可以划入后一阶段，反之亦然。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些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则可举1994年底唐研究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的成立及相关学术活动的展开，其学术成果基本面貌的呈现则大抵要到90年代末，主要是《唐研究》专刊及“唐研究基金会丛书”的出版。 1995年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出版，标志着有了一份汇集以唐代为研究对象的包括历史学、考古学、古代文学、语言学、艺术史学和宗教学等各个学科成果的学术专刊，构成了隋唐五代史研究中多学科交流的新起点。笔者曾撰文指出，《唐研究》的出版“在当前强调学术整合的思潮下，有着特别的意义。《唐研究》强调新史料、新见解，将使刊物具备独特的学术价值和较高的学术品位，其突出书评的篇幅，并藉以总结学术史和建立严格学术规范的努力，也将对学术研究产生影响”。《唐研究》至今已经出版了23辑，对于隋唐五代史甚至中国古代史研究学术规范的建立，都起到了很好的引领作用。尤其是其最初出版的几辑，由于书评所占分量很重，明显区别于国内一般学术刊物，显示出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的重要特色。《唐研究》的书评强调史料的辨析和深度解读，给被评书以学术史定位，甚至对被评书代表的学术领域或整个学科的特点和意义及研究动向进行综合分析，彻底走出了“瑕不掩瑜”体书评格套。这使其在规范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深刻影响了新一代学者的研究范式(刘后滨《从<唐研究>(第一卷)看当前唐代研究动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刘后滨《从<唐研究>(二至五卷)看唐代研究的进展》，《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8期)。 1996年“首届唐史高级研讨班”的举办及同年年底胡戟主编《唐研究纵横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出版，其宗旨就是要“促进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唐史专家更快成长，形成一个对21世纪的唐研究有影响力的学术群体”(《唐研究纵横谈》，第226页)。参与研讨班和发表文章的那批学者，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世纪之交隋唐五代史研究的主力。这个活动本身也预示着学术新生代即将或正在登上历史舞台，学术转型的霞光在一种集体焦虑中初显。2002年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是对整个20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一次全面总结，并在学术反思中试图提出新的研究取向。 进入21世纪以后(许多领域的研究积累具有明显的连续性，而不必以新世纪到来为界)的隋唐五代史研究，在学术规范的建立、与国际学术界交流对话等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研究领域也极大地拓展，社会史、区域史、妇女史、财政史、礼制史、法律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文化史和历史地理等分支，都出版了一大批高水平论著。在历史文献的整理方面，包括敦煌吐鲁番文书、碑刻史料的整理以及各种传世文献的补遗，同样成绩卓著。可以说，无论从专题研究还是资料整理方面，从主流来看都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或者说领先水平，隋唐五代史上许多方面的知识都得到补充和更新。 不过，无论是接续传统议题的细化研究，还是套用外来概念的类比研究，在研究成果不断积累的同时，也出现了一定的困境。当然，突围的努力也从未间断。从学术史的发展看，一些核心话题的提出，往往以一些重大理论预设(科学假说)为依托。就中国古代史研究来说，例如中古士族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唐宋变革问题、城市革命问题、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等，都与社会形态理论和历史分期理论密切相关。由于提出者和最初的一批讨论者大都是当时最杰出的学者，在他们学术影响力的辐射下，这些话题提出后，一般都能够以其惯性受到较长时间的关注和追踪，而且话题切分得越来越细致，尽显专门深刻。但是，随着大的理论环境的转移，这些受惯性作用而产生的深刻研究，也出现与相应学术命题被提出时的理论关怀相脱离而流于个案化、具体化的趋向，导致碎片化且缺乏方向性，大量的研究因此陷入同质性的重复。最近几年走向学术前台的中青年学者中间，已经有一些人敏锐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提出要回到核心议题提出时的理论语境，吸取大量个案研究中的有效积累，对接20世纪上半叶(从20年代社会史论战到60年代)的中文学术背景，实现又一轮的知识整合和议题更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