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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40年来隋唐五代史研究的重要议题 由于学术产出大量扩张，学术成果的综合性水平不断提高，个人阅读量难以覆盖，甚至那些重要的论著也无法一一浏览，所以书评及学术综述和总结之作就显得特别重要。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学术总结和反思之作颇多，各种分类和分期的学术总结文章，对于促进学术规范的建设、学术成果的积累和研究水平的整体提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年轻学者和在校博士生中间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低水平重复的论著，不注意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论著，已较为少见(尽管实质性的论辩交锋不多)。以下将在这些综述类文章的基础上，结合个人的阅读和研究体会，就40年来隋唐五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议题进行简要归纳和评述。 时代定位是任何历史断代研究的全局性问题，由此展开的以何种视角和线索来定位，来进行历史分期，就牵引出这一时段历史研究的基本问题，即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和阶级关系等方面涉及社会形态与结构意义上的问题，例如权力结构与国家形态之类。 20世纪前半期，无论是在中国学术界曾经集中讨论的五种社会形态的分期框架中，还是在日本学者争论的古代、中世与近世的时代分期理论中，隋唐五代都被强调是中国古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期。由于隋唐两朝在政治血缘上都接续着北周政权，从各种制度现象上看也与南北朝尤其是北朝有很大连续性，所以在实际研究中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往往作为一个整体对待，侧重探讨隋唐作为魏晋南北朝的延续所呈现出来的时代特征。隋唐史研究中许多定性的问题，往往都是从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中带过来的。随着跨越魏晋和隋唐两个时段研究的充分展开和深入推进，二者之间的差别也日渐呈现，学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发生在南北朝隋唐之际的深刻历史变革。再者，还在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说的时代，加藤繁就认为唐宋都属于前期官僚制时代，即“世族势力衰歇，主要靠科举产生的新官僚阶级主持政务的时代”，两个时代实为一体，没有差别。唐宋相提并论，可以说是当时学者的一致立场(寺地遵《日本における宋代史研究の基调》，中国史学会编集《中国史学》第1号“宋元专号”，1991年，197页。参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这种认识随着日本史学界论著的译介，在中国史学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最近10来年间，在宋史研究取得全面丰收的助力下，唐宋之间在某些方面所具有的高度延续性又得到重视，如邓小南等学者认为晚唐五代十国和北宋前期，在许多方面尤其是政治文化方面可以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 任何历史分期的做法都是为了建立分析历史变化或变革的坐标系，而所探索变化内容的不同，自然导致坐标系的不同。1982年美国学者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750-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及社会变迁》(《哈佛亚洲学报》第42卷第2期)指出，帝国内部高密度人口地区的扩散引发了行政上的困难，从而导致中央权威的下放，具体表现在“路”的出现和“县”的独立性的加强。韩明士(Robert Hyme)进一步申说两宋政治社会精英政治作为和社会作为的转变，划出北宋、南宋之间的分野，以把握南宋和后世中国社会的连续性。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北宋可以视为唐代的延续期，南宋则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两宋之间的断层甚于唐宋之际的变革。在美国从事教学研究的华人历史学家余英时则认为，从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发展看，南宋与北宋相比尽管发生了变异，但是变异不等于断裂，在这一变异时期，延续仍远大于断裂。近年来围绕《天圣令》展开的唐宋之间礼法与社会变革的研究，也涉及唐和宋(尤其是北宋)之间的延续与断裂问题。有的学者主张唐与两宋之间的差异大于延续，也有学者认为唐与北宋之间的差异远小于两宋之间的差异，南宋与北宋之间出现了某种断裂。 21世纪以来，东亚学术界对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有过集中的讨论，充分认识到内藤假说提出的理论关怀是中国历史的分期问题，意在探讨唐宋之间历史转变的意义，强调中国从宋代开始进入相当于欧洲近代早期的“近世”，跳出中国传统历史叙事的王朝更迭和朝代循环模式，以回应西方长期流行的中国社会发展停滞论。而随着历史分期和社会发展阶段性质等理论论争的退场，内藤假说空余唐宋差异的比较方面，深入一些的讨论则涉及差异形成的原因和过程。而这已经是内藤假说的另类借用了。包括唐末五代作为中世和近世的过渡期之说，也被借用为“唐宋变革期”而广泛使用。可以说，中国学界对内藤假说的借用与展开，并非沿着此说在日本中国史研究中被阐发和论争的逻辑，因为中国自南宋以来就不断有唐宋之间所发生历史变化的归纳与提炼，在此传统下再借用内藤假说的概念，其实只是相当于使用了一个话语平台，由此进一步展开唐宋之间历史变迁内在轨迹的探讨。这原本也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进路。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用一条长注概括了其对唐宋之际历史重大变革的理解，综述了这个研究进路中学术界已经达成的许多共识。文中指出人们趋近一致的意见是，在唐宋之际，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民间信仰乃至对外关系等诸多方面确实呈现了许多变化。凡此种种，有些虽有地域差别，但是，在时间上，莫不或前或后参差发轫于唐宋之际。或者说，宋代上述领域出现的新事物、新气象，大多可以从唐代中期觅得端绪，验得萌蘖。不仅这样，在这些变化之中，有一些看来已经不像是王朝更替之后原来秩序的重新整合，也不像是传统之内的变化，而应该是结构性范畴的变革。 当然，这里还涉及唐宋之间的变化起点问题。1986年中国唐史学会第三届年会上，中国学者针对此问题进行过一次集中讨论，相对于中唐变革说、晚唐五代变革说，南北朝隋唐之际开始发生导致宋代那种社会面貌变化的观点受到重视。 时代定位研究牵动的各重要议题中，士族及士庶区隔问题至为关键。可以说，对士族问题的关注无疑深刻影响着隋唐史研究中一些基本命题的展开，无论中文学术界还是日本和欧美学者都探究颇深(日本学界普遍称之为贵族制研究。中文学界的代表性论著如韩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迁徙与社会变迁》，《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范兆飞《权力之源：中古士族研究的理论分野》，《学术月刊》2014年第3期)。近年来一些年轻学者注重学术史的反思和理论探讨，力图回到士族问题最初被提出时的理论语境，找准问题焦点，以此为出发点揭示新的问题，克服缺少问题意识只是就一些家族进行个案研究的同质性重复现象(参见林晓光《比较视域下的回顾与批判——日本六朝贵族制研究平议》，《文史哲》2017年第5期)。 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在丰厚积累的基础上也围绕着时代定位问题展开。站在南北朝隋唐之际历史转型的起点上，重新审视6-10世纪国家权力结构和政务运行机制的变迁，这个视野下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在政治制度和文书学研究深厚学术积累的基础上，“政务运行”研究思路的提出，使得传统的以职官为中心的隋唐五代政治制度史研究转向了以事类(政务)为中心的综合性制度史研究，或者说制度史成为一种视角，用以分析国家与社会各个层面的具体运行及其变化。随着出土政务文书的不断整理刊布，这个研究取向集中体现在对行政运作、信息流通和政务处理规程的关注。文书、信息与权力，构成了帝制中国的复杂运行图。要了解帝国的运行，必须要进入到这个图景之中，具体认识依托于政务文书的信息流通与权力配置。目前的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主要是，所依赖的文书资料的局限性以及政务运行机制研究在解释历史时可能存在着盲区。不是说权力都落实到文书上，许多时候权力体现在文书之外、处于无形之中；与此同时，落实到文书上的权力也不全部都是真实的权力，有时候只是一种程序或形式上的权力。但是，文书之外的信息流通和权力运行，在制度背景上还是以文书规范的流程为潜在依托的。只有了解文书体系中的信息流通和权力运行，才能避免将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带入权谋的泥潭而难以自拔。总之，尽管研究角度和问题空间有所变化，但是，对官僚制度、政治体制及其发展变化的关注，仍然是政务运行机制研究的落脚点(代表性论著如李方《唐西州行政体制考论》，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2013年新版。赵璐璐《唐代县级政务运行机制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法令体系是涉及隋唐五代时代特性的重要领域，法制史研究的成绩相当显著。除了传统的有关唐律研究和围绕“唐令拾遗”展开的持续工作之外，1999年戴建国率先披露了在天一阁发现明钞本北宋《天圣令》的情况以后，200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课题组整理的《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一书，其中不仅包括明钞本《天圣令》的影印本、校录本和清本，还附带有该课题组花费巨大心血所完成的《唐令复原研究》。与此同时，相关研究再次成为唐宋史研究的聚焦点，专门论著可举戴建国《唐宋变革时期的法律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黄正建主编《<天圣令>与唐宋制度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赵晶《<天圣令>与唐宋法制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一方面，对于唐代政务运行机制的研究来说，《天圣令》在传世的编撰史料和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档案文献之间，架起了会通的津梁。如果仅仅依据“以令式分入六司”编撰而成的《唐六典》来结合零散的出土档案文献，国家政务尤其是对于地方和基层政务来说，运行中的一些具体环节和程式，是无法复原的。而在《天圣令》相关规定的基础上，对于一些以往较少关注或泛泛而论的问题，探讨的深度和细节性有了很大的改观。另一方面，由于《天圣令》同时包含唐、宋两种《令》，透过宋代“不行”的令文，分析其不行用的制度和社会背景，以及透过宋代行用的令文中如何“以新制参定”而改动唐令中的关键字词，分析这个改动背后的原因，如此深入下去，则唐宋法令之间许多具体而细微的变化就能够立体地呈现出来。高明士提出“天圣令学”的概念，并提示以此带动唐宋变革研究的深入(《“天圣令学”与唐宋变革》，《汉学研究》第31卷第1期，2012年)。这个角度的研究，目前还在继续受到关注和重视。此外，对《天圣令》研究的深入，也推动了礼制史和法制史相关研究成果的刊布，如吴丽娱著《终极之典——中古丧葬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和主编《礼与中国古代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楼劲《魏晋南北朝隋唐立法与法律体系——敕例、法典与唐法系源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的出版，使成果丰硕的礼制史和法制史研究再上台阶。 制度史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取向，是在官制或者官僚制的研究中，接着最近几年翻译成中文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昇、刘建英译，中华书局，2008年)、谷川道雄《隋唐帝国形成史论》(李济沧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2011年新版)和增渊龙夫《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吕静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等日本学者著述的思路，在国家行政机构层面之外，注重官僚制度的社会层面。国家行政体系在制度形式上有着整齐划一的设计，真实的国家构造和实际运作中的体制机制，却应该是大量吸收了产生于复杂社会运行中的各种要素。近年来，有关隋唐五代时期包括州县官府在内的基层政务运行机制研究、官员选任迁转制度及俸禄体系研究、官人身份及其扩大化问题研究、藩镇体制与唐宋间官僚身份体系变化研究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吸收借鉴了这样的研究思路，进而提出问题，取得了重要进展。当然，这方面的整合性研究还没有取得突破性成绩，对于隋唐国家构造的特质、路径及其与宋型国家的区别，还缺少全局性的把握。 总之，随着制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有效积累，曾经一度受到以关注地方和社会基础为核心任务的“新社会史”冲击而略显沉寂的“国家”议题，最近在中国中古史研究中重新受到重视，带出了对中国古代传统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构建途径和基本特质的探究。其中，在钱穆、严耕望等人强调的汉唐之别及宋承唐而建制的基础上，如何理解唐型国家与宋型国家存在的实质性差别，宋代国家的构建路径及其来自唐和五代十国的背景和缘起因素，这样两个基本面向上的诸多问题受到了集中的关注。国家形态意义上的唐型国家和宋型国家之分，并不意味着唐朝与宋朝的国家体制和政务运行机制完全断裂而无连贯性，也不意味着唐朝的结束和宋朝的建立就标志着两种类型国家的终结和确立，二者应是有所延续但在主体特征上又明显区别开来的两个类型。究其主体性和实质性的差别，目前研究所揭示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君主(及制度化皇权)在国家政务裁决体系中位置的前移及其带来的君相关系的变化，使职差遣作为一种机制得以自上而下贯彻；地方各层级中心政务的分化，以及随之出现的中心政务之外某些行政权力的下移，县级政务运行的相对独立；商品经济发展和土地买卖限制的取消带来乡村基层组织形态的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国家通过基层行政机构对乡村进行户口、赋役和司法控制的强化，等等。这是一个需要进行多方位研究并综合出新的重大论域。唐型国家和宋型国家作为学术概念的界定，也还有待具体研究的积累和理论构建的完善。 隋唐五代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些传统话题如相权、党争、宦官和藩镇等，从局部视角或具体材料出发难有突破。在此背景下，一种新的综合性理论性探索正在中外学术的交流碰撞中展现，并显露出广阔的学术前景和研究活力。例如，藩镇研究就是对传统研究推进较为显著的领域，“藩镇体制”和“藩镇时代”概念的再次运用，将这个在个案研究方面非常深入的议题推进到一定的整合性层面(参见刘兴云《唐代中央对藩镇控制问题研究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2期。张天虹《唐代藩镇研究模式的总结和再思考——以河朔藩镇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等等)。最新的代表性成果可举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唐宋间统治阶层尤其是政治精英相关问题，包括其构建与维护机制的变迁、价值体系与身份界限的演变以及由此带来的政治文化等，是近年来在士族门阀研究基础上出现的重要学术论域。其中，围绕科举和铨选而形成的“孤寒”与“子弟”，唐代不同时期政治话语中的“清流”与“浮薄”，唐人概括的“八俊”等快速升迁路径，诸如此类与统治精英集团形成途径和价值认同相关的问题，包括政治身份的获取、仕宦途径和婚姻策略的选择等，在史料解读和论题开掘方面都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代表性论著如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新版；王德权《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风气》，政大出版社，2012年；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陆扬尽力协调社会史研究中的“精英”概念和文献中诸如门阀、士族、旧族、新门、孤寒、子弟等概念，回到历史语境包括书写语境，细读各种文本的微妙修辞和写作意趣，提出并界定“清流群体”和“清流文化”两个概念，用以解释唐后期的整体政治史和政治文化。此书的关注点不同于传统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对具有确定性的权力的重视，而是更加着力于把握历史进程中那些真切存在有迹可循却又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内容。在欧美中国中古史研究传统中，这是一个建立在细读史料基础上颇有推进的研究方面，而其以中文写作和出版，更对中文世界的唐宋史研究带来了新的启发和冲击。 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带出一个在更长时段如何评估中古时期不同精英集团的问题，包括精英认同的价值体系和现实依凭所发生变化的性质和轨迹，是否存在一个从依托门第阀阅构建起来的士族，到崇重当朝冠冕的氏族，再到上述清流群体的历史进程。从唐宋之间的变化来看，统治精英身份认同的价值体系有很大的继承性，但也有所区别。唐代统治精英的人数相对较少，在不同时期获取政治身份的途径也有所变化，但在其获得成功之后，还遵循着魏晋以来编撰谱牒的传统做法，以挤入士族的行列。至少在价值观念上，整个唐代精英集团的身份认同及其与其他阶层身份的区分，还是魏晋以来清浊之分的继续，尽管区分清浊的标准和依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到了宋代，“器识”与“浮薄”之分大有取代清浊之分的势头。宋人很大程度上接过了唐末反“清流”势力指斥这个精英集团“浮薄”的话语，将“浮薄”一词指向没有地方历练、缺少器局和吏干的文人。宋人论唐史时所称之“浮薄”，当考虑这一层转换之后的回用，不可径作唐人语汇来理解。或许正是因为精英集团身份区分所依托价值体系的转变，以及政治精英人数的不断增加，宋代以降精英人物获得成功之后，就不再像唐代那样通过编撰谱牒来标榜身份了。正如南宋时赵彦卫所说，“唐人推崔、卢等姓为甲族，虽子孙贫贱，皆家世所重。今人不复以氏族为事，王公之女，苟贫乏，有盛年而不能嫁者。闾阎富室，便可以婚侯门，婿甲科”(赵彦卫撰，傅根清点校《云麓漫钞》，中华书局，1996年，第51页)。“不复以氏族为事”是一个否定句，从正面说，宋代的文化精英已经不需要通过炫耀家世的谱牒，而是建立起完全依靠科举功名确立其精英身份的价值依凭，精英集团的构建以此为认同基础，并通过编撰《登科录》《同年录》等来构建精英人士的网络。 民族史尤其是西域民族关系是隋唐五代史研究中极为重视的方面。如何认识和描述隋唐两朝作为世界性帝国的特征，如何认识这一时期在广大西域地区生活或建立政权的各个民族的族属和文化特征、民族分布和迁徙情况以及各民族之间的关系，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一项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仅仅依靠两《唐书》的“四夷”列传和《通典》《册府元龟》等文献的相关记载是远远不够的，对出土资料的发掘利用显得尤为重要，且已取得显著成绩。例如，依托敦煌吐鲁番出土汉文和各种胡语文献，研究以西域为历史舞台的各个政权之间政治文化关系；依托碑刻史料尤其是出土墓志(包括少量多语种碑刻)，研究入仕唐朝的各国各族人物、家族和族群，以及外来宗教相关文物文献与宗教信仰；依托用汉字写作的入唐僧俗人士的文集、行记和碑刻等域外文献，研究隋唐帝国与东北亚和东南亚诸政权的交往。这些方面都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凡是能够利用的资料，大都已经得到精深的发掘和精审的利用(参见李丹婕《唐代中国的族群与政治——三部著作的评介与反思》，朱玉麟主编《西域文史》第八辑，科学出版社，2013年)。尽管目前阶段这方面的研究，主体还停留在史料钩沉和资料汇编的阶段，尤其是文物资料中有关外国和周边部族入仕唐朝人物、家族和族群的研究，以及物质交流和文化艺术交流方面，各种成果呈现出斑斓色彩。外来文明对隋唐帝国的实质性影响、隋唐两朝作为世界性帝国的核心特征，这两个方面的整合性研究也已经有了可喜的开始，呈现出建立在精深研究基础的回归叙事取向。例如，胡鸿《能夏则大与渐慕华风：政治体视角下的华夏与华夏化》(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提出，随着内亚游牧民族的政治发育，华夏不再成为他们政治认同和政权建构的唯一选择。由此，唐帝国在北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也彻底影响到了唐以后的历史进程。 中外关系史也是隋唐五代史研究中得到重大推进的一个显著方面。例如，随着《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原博物馆、罗丰编著，文物出版社，1996年)的出版，一个流寓中国境内的中亚粟特侨民、“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姓家族的丰富信息得以呈现，隋唐丝绸之路的具体情形也在大量中亚风格的遗物中再现。20世纪末太原隋代虞弘墓和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的发掘获得重大发现，以及后来在西安出土的北周史君墓、康业墓、李诞墓等，都使古代中亚包括粟特、罽宾等国的习俗、信仰尤其是祆教的研究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代表性论著可举荣新江《中古中国与外来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修订版)和《中古中国与粟特文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至于这些北朝后期生活在长安的粟特等西域胡人后裔是否继续留住长安，众多缺少出土信息的西安地区粟特人墓志的主人与其是否存在某种关联，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进而将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相关研究向纵深推进一步。又如，西北大学在2004年征集到的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是迄今中国发现的唯一一件有关遣唐使的实物资料，也是“日本”作为国名最早的实物资料，引起了对遣唐使的集中关注，并由此出发，重新审视井真成入唐的8世纪上半叶及其前后东亚的外交形势，“给已经丰富多彩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增添了新的篇章”(荣新江《八世纪的东亚外交形势和日中遣唐使交流》，《遣唐使と唐の美术》，东京国立博物馆、朝日新闻社，2005年)。再如，1984年在陕西泾阳县发现的《唐故杨府君(良瑶)神道碑》记载了贞元年间杨良瑶受命出使黑衣大食(今西亚一带)的事实，加上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海域发现的唐代时期沉没的阿拉伯商船，引发了对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与国际贸易问题的重新思考。总之，在大量个案史料所揭示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隋唐帝国与东北亚、西域和内陆欧亚、波斯与阿拉伯、东南亚及印度洋诸国的交往面貌更加清晰。一些重点问题如张广达对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碎叶城所在地理位置的考订，区域性综合研究如王小甫对唐朝与吐蕃、大食关系的揭示，有助于推进隋唐帝国在西域统治的了解及其与西方各国的交往情况；一些具有统摄力的概念如“粟特系祆教”以及独特解读角度如葛承雍所谓“胡人的眼睛”之类的提出，有助于将零散的资料串联理解；一部全新的隋唐帝国对外关系史呼之欲出。了解那个时代的视野，也从依托汉文文献、站在中原立场，扩展到面向欧亚广阔空间、依托各种胡语及外国语文史料及相关考古材料进行全新的解读，唐朝作为一个世界性帝国的面貌更加丰富而立体地呈现出来。这些建立在大量考古资料基础上包括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语言文字学、宗教学、艺术史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是21世纪以来隋唐五代史研究中最显著的成绩之一。 由于唐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其对外文化交流的特殊性，有关唐代宗教的研究是国际显学，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成果。21世纪以前，这些国际学界的重要成果在中国学界并不广为人知，近年来，随着学术交流的深入和对学术规范的注重、对学术史积累的尊重，在引介外文研究成果的同时，中文学术界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进展，无论佛教、道教还是作为外来宗教的“三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中国学者或者说中文学术的研究成果已经基本能够站在国际学术的前沿。 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在20世纪的隋唐史研究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基础地位，大凡隋唐时期土地管理、户籍管理、赋役管理及财政诸问题研究中的重要突破，都有赖于出土文书的整理研究。尽管文献学意义上的敦煌吐鲁番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是学术界已经在呼吁敦煌吐鲁番文书的研究从文献学向历史学转型。随着文献整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对相关资料认识的深化，对于具有档案性质的各种官私文书和写本文献的价值认识更加深刻，对那个时代历史真实形态的认识也不断推进(参见李锦绣《敦煌吐鲁番文书与唐史研究》；郝春文《交叉学科研究——敦煌学新的增长点》，《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3期；王素《敦煌学当前工作漫议》，刘进宝主编《百年敦煌学：历史、现状、趋势》，甘肃人民出版社，2009年；荣新江《从“补史”到“重构”——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中古史研究》，《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