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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40年来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成就评估与学术展望 20世纪新史学展开后至60年代，隋唐史研究耕耘已深，大家辈出，基本议题和叙述框架大致奠定。议题的变化和范式的转移并不如传统议题的深化明显。可以说，隋唐史研究中的基本叙述框架虽未有(亦非必须有)重要的突破和重构，但一些涉及较长时段和较为宏观视野的历史进程得以“深度描写”，历史叙事更加充实。这个现象体现在众多方面，例如魏晋南北朝贵族制社会到宋代官僚制社会的转型，唐宋间政治体制和政务运行机制的转型，唐宋间思想文化的转型等，各个方面历史进程的描写都比以往要深入和细节化，历史转型中的关节点得以呈现。 总体来看，40年来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成果可谓丰硕。但是，并不说明这个断代的研究取得了在整个史学界令人瞩目的成绩，更不必说超出史学界的重要学术影响。尤其在社会经济史方面，有逐渐冷落的趋势。尽管在一些具体问题研究中有所推进(代表性论著如陈明光《唐代财政史新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魏明孔《隋唐手工业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99年；冻国栋《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刘玉峰《唐代经济结构及其变化研究：以所有权结构为中心》，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年)，但一直缺少聚焦性的议题，对隋唐时代历史定位整体分析框架的建立还缺少实质性的贡献，许多基本问题还要回到隋唐史研究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学者如陈寅恪、唐长孺、何兹全、宁可等人的论著中去寻找解释(参见张雨《赋税制度、租佃关系与中国中古经济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40年来的隋唐五代史研究积累深厚却缺乏全局性学术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可能在于隋唐五代时期的新资料不断出土且数量众多，追踪新资料成为紧迫而令人兴奋的任务，综合性的整理消化还需时日。隋唐五代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对这个时段的史学研究，却可能是中国历史研究中最为缺少理论形态和方法论关怀的一个断代领域。近40年来，除了接续日本学界讨论的所谓“唐宋变革论”和唐长孺提出的“唐代的南朝化”以外，似乎没有提出什么宏观的理论性概念，或者说很少有能够与其他断代研究中运用或涉及的一些重要理论和方法相提并论者，如早期历史研究中的疑古方法和国家形成理论，秦汉史研究中的官僚制理论和政治文化范式，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族群理论、政治体概念和史料诠释方法，宋史研究中解释“祖宗之法”的政治文化理论与解释“重文轻武”现象的权力结构理论，明清史研究中的贡赋体系与经济史理论、田野调查中运用的社会史理论等，甚至也没有提出与陈寅恪种族文化史观和统治集团理论等量齐观的理论与方法，也没有形成一些可以聚焦的牵动性议题。 这个现象本身即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不仅折射出隋唐五代历史特殊性和史料留存特点的一些侧面，也反映出这个断代研究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研究的起步阶段就建立在扎实的史料考证和问题关怀相结合的基础上，没有在所谓史料派与史观派的对立之中摇摆。陈寅恪自然不是许多现代史学史研究者所说的史料派，甚至某种意义上更属于理论先行的史论派(参见刘后滨、张耐冬《陈寅恪的士大夫情结与学术取向》，《中国文哲研究集刊》第23期，2003年)，只不过其史论不能容纳于20世纪50年代的显学而已。唐长孺和汪篯、王永兴等人在研究路数上都是陈寅恪的继承者。也许正是因为20世纪四五十年代隋唐五代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前辈学者开辟出了许多重要的论域，使人“陷入了遵循既往前辈学者设定议题的路径依赖”(仇鹿鸣语)。加上时代变迁和学术语境的转移，使得后来的学者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来消化和补充。这种消化和补充，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议题的范围逐渐细化和缩小的倾向。这应是学术研究的一个普遍现象，如同日本史学家谷川道雄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谷川道雄主编，李凭等译，中华书局，2010年)的《总论》中所指出的，战后日本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可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线划分成前后两个半期，前半期是争论的时代，后半期则是没有争论的个别研究的时代，尽管开拓出了许多崭新的题材，各个专题领域在质和量上都有很大提高，但很少有人像以往那样，为自己的研究在以往的研究史中找到相应的位置，使之在中国史的巨大框架中发挥作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中国学者中，在1980-1990年间也曾经盛行一种学术观念，即理论总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过时或式微，而实证研究得出的成果却具有长期的价值和意义。从具体研究结论的接受角度而言，此说确有道理，不过在更长时段和更宏观视野的学术史总结中，人们意识到实证研究的那些议题和进路(出发点和具体论题)，原本还是在理论论争的背景下出现的。历史学重视实证，并不意味着可以在理论衰弱的过程中将话题不断细碎化，而是需要在新的现实或者理论关注中对以往的理论和方法做出省思，进而提出具有一定宏观性的新议题，并以此引导实证研究的方向。即使号称客观的文献学研究，除了校勘之外，事实上也并不存在纯粹从文献出发的研究。此类研究的学者们，可能并不说明或者有时候没有意识到在什么理论语境中作研究。譬如唐代文献学研究成绩卓著的黄永年，看似从文献出发解析细节，其实还是有陈寅恪的理论作为研究出发点和背景。这大概是需要学术史反思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年来，核心议题与其提出时的理论关怀结合起来所进行的学术史反思，在年青一代学人的学术实践中逐渐呈现出来。随着隋唐五代史研究在原有知识体系和逻辑框架中的学术积累丰厚到相当程度，新的问题意识和知识更替不断呈现，单纯依靠新资料做研究的状况开始转变，转而根据问题需要主动发掘整理已有资料引出新的研究取向。例如，总结曾经具有宏大理论关怀又有实证研究的日本东洋史学术理路，尤其是日本学术界关于中国中古贵族制研究的成果及其留下的学术遗产，就成为当今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和唐宋史学界寻找新的出发点的一项集体有意识课题。这种总结并非为了接续日本学界曾经的论争，而是在理论的层面上试图超越实证研究的一种努力。 在此背景下，从实证研究走向综合叙事的取向，尤其是以政治史为依托的叙事取向日渐显现。这是一种立足精细研究甚至详密考证基础上的历史叙事，是对政治史的一种回归，或者说是政治史研究的一次再出发(黄宽重、邓小南等人在宋史研究中所提倡)。再出发的政治史，不是学界在新旧世纪之交总结的那种包括政治人物、政治斗争、政治事件以及政治集团与派别等单一政治现象的研究，而是对政治权力及以之为中心各种事象解释的立体视角，或者说是各种视角历史叙事对政治史的依托。无论是制度史(制度史本身是一个综合研究的概念，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官制史、财政史、礼制史等单一视角)、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民族史等各种视角的历史叙事，只要进行历史叙事，其所能依托的框架就必然是政治史。不仅因为中国史学编纂的传统是以政治史为核心，史料特点决定了政治史的主体地位，更重要或者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政治现象是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最具整合性和可把握性的一个层面。 学术交流与对话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必要途径。当今资讯发达检索便捷的情况下，开展与外国同行的对话与交流更加方便。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学者研究成果的吸收不充分不及时，暴露出在中国古代史领域，中西方学者之间交流中存在的隔膜，既有关注重心的差异，很大程度上也是中文学术传播途径不畅造成的。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和写作而言，史料并不像中国近现代史的某些方面一样需要“出口转内销”，中国读者并不指望从西方学者研究古代史的著述中获得稀见的史料。许多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论著并不以史料丰富或运用稀见史料见长，而是通过史料的特殊排列方式呈现出特有的见识。这里面有一些只是站在外部世界观察中国历史时所特有的眼光。对于隋唐五代史研究来说，一些高度综述了西方学界研究成果的概览性著作，如《剑桥中国隋唐史》(崔瑞德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西方汉学研究课题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和“哈佛中国史”系列中的《世界性的帝国：唐朝》(陆威仪著，张晓东、冯世明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或许就是了解其学术脉络的良好桥梁和纽带。 综括言之，国内隋唐五代史学界对当前研究的不足有了日渐客观的认识，在参与国际学术对话时实际上增强了自信。随着年轻学人的成长，发挥所长，补足短板，几代学者期待的提高整体研究水平，以及在整体中国历史进程解释中贡献率的实质性增长，都将是指日可待的。 本文原载于《中国史研究动态》2018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