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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浙东地区为主的南宋士大夫在宋元易代时的政治态度 南宋士大夫就其总体而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肩负了与君主“共治天下”的重任，同时又为传承和发展北宋以来光辉灿烂的思想文化，为传播“忠君爱国”“以民为本”的核心价值观，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南宋的文化软实力。南宋军事力量虽然较弱，但立国时间却长达153年，在强大的蒙(元)铁骑攻击下，浴血奋战达45年之久。一个弱宋所以能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文化软实力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士大夫对南宋国家的存在，功绩不能低估。 那么，当国家面临灭亡和亡国之后，南宋士大夫的政治态度又是如何呢?对于这个问题，以往学者多从元初文人的“移民心态”上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⑧这些论著，对笔者皆有启发和借鉴意义。本文则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就南宋士大夫在国家灭亡前后的政治态度，进行一些论述。 综观南宋亡国前后的历史，当时士大夫的政治态度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第一类是或坚持斗争，宁死不屈，或杀身成仁，壮烈殉国的士大夫。仅在《宋史·忠义传》和《昭忠录》两书中，就记载有二百余名南宋末年的殉难者，除了部分守将、太学生和妇女，大部分是文臣士大夫。其中宰执就有多名，如著名的民族英雄、状元丞相文天祥，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在国家处于危亡的紧急关头，率先起兵勤王，拒绝向元军投降。临安陷落后，又转战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失败被俘后，囚禁大都长达三年零两个月之久。在囚禁期间，文天祥不顾各种威逼和利诱，誓不出仕元朝，最后慷慨就义。此外，还有已经致仕的左相江万里、左相陆秀夫、状元出身的右丞相陈文龙、参知政事高应松，⑨他们在抗元战争失败后，拒不投降，或投水，或投海，或绝食而死，表现出了中华民族崇高的民族气节。虽然，在一般士大夫中，殉难者远比上面列举的宰执为多，在地方志书中多有记载，但从总体而言，这类士大夫在南宋全部士大夫中还是占少数。 第二类是隐居山林、家乡，拒绝征召，不愿与元朝政府合作的士大夫，也包括了部分被迫弃城逃跑的士大夫。这类士大夫人数最多，他们后来虽然不再参与政治，但其中很多人或孜孜不倦于学术研究，或从事儒业以维持生计，为传承中国优秀文化和宣扬爱国思想作出了贡献。对此，笔者将在后面以浙东地区的士大夫为例，对他们重点进行论述。 第三类是在蒙(元)军队的大规模围攻下，眼看前途无望，或城破被执，为苟且偷安，又受到高官厚禄的引诱，投降并出仕元朝的士大夫。从历史记载来看，这类士大夫的人数虽比前面提到的第一类士大夫为多，却比第二类士大夫要少。对于这类士大夫的变节行为，看似情有可愿，但其实则不然。这方面，我们可以浙东衢州(今属浙江)人留梦炎为例，考察他们在宋元易代中的表现。 留梦炎是理宗淳祐四年(1244)状元，在政治上颇有声望。度宗咸淳十年(1274)正月，升任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德祐元年(1275)二月，贾似道亲率南宋水陆军队主力十三万，北上抵御元军，在丁家洲(在安徽铜陵北)被打得大败。于是元军乘势南下，江南大震。“沿江制置大使赵溍、知镇江府洪起畏、知宁国府赵与可、知隆兴府吴益皆弃城遁。知和州王喜以城降”。[9]卷四七六月，留梦炎被紧急召回临安。十月，出任左相。但他任相仅一个月，就弃位逃归家乡。次年秋天，元军破衢州，留梦炎向元军投降，被元世祖任命为吏部尚书。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二月，他以翰林学士承旨致仕。[17]卷一八 综观留梦炎仕元的20年间，虽然也做过一些好事，如针对元朝“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得官者多”的现状，[17]卷八一 向元世祖提出恢复科举考试的建议。元世祖“尝欲仍旧税江南山地，以梦炎谏而止”。[18]卷三五 又在他的建议下，元朝市舶司所征货物税，由原来的“十五抽一”降为“三十取一”等。[17]卷一七 但这些毕竟都是小节，他和大多数降官一样，当事关自己的性命和荣华富贵时，就彻底抛弃了大义。史载：南宋在大都的降官王积翁等10人，欲向元政府提出释文天祥为道士的建议，遭到留梦炎的反对，他说：“天祥出，复号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9]卷四一八 事遂不成。由此可见，留梦炎也是一个置文天祥于死地的罪人。对于这样的人，人们当然不能予以原谅和肯定。 除了上述三个类型的士大夫以外，当然也不排除有主动投靠蒙(元)，出卖民族利益，为虎作伥的士大夫。不过，这种士大夫在宋元之交，可以说是少之又少，所以本文在此暂且不表。 下面，我们再回过头来论述浙东地区士大夫在南宋灭亡前后的政治态度。 以上所说的第一类人，在历史记载中，浙东士大夫几不可见。属于第三类的人则较多，除上述留梦炎外，缙云人潜说友也是其中的一个。此人曾多年知临安府，有一定政绩。德祐元年三月，元军逼近平江府(江苏苏州)，时任知平江府的潜说友便弃城逃跑，次年在福州降元，被元政府除为福州宣慰使。在元军大举进攻面前，南宋各地以城降，并出仕新朝的士大夫肯定不在少数，在这些人中也一定会有浙东士大夫。如鄞县人赵孟传，原为南宋沿海制置使、知庆元府，到至元十五年(1178)，摇身一变，已成了元朝的浙东宣慰使，[19]卷五 身份转换之快，说明也是一个投元的官员。人们所以在方志等史籍中，很少见到这些人的记载，只是由于他们也感到自己的变节行为并不光彩，所以有意加以隐讳的结果。 相对而言，浙东地区士大夫最多的是第二类人，他们中著名的有王应麟、黄震、胡三省、陈著、史蒙卿、蒋晓、戴表元，陈观、赵孟何等人。由于上述诸人在宋元易代之际的政治态度基本一致，限于篇幅，笔者仅以王应麟、黄震、胡三省三人为例，分别作些考察，以见一斑。 王应麟(1223-1296)，庆元府(即明州)人，淳祐元年(1241)进士。他从小就聪颖异常，知识极其渊博，于制度、典故、经术无所不通，是朱熹的三传弟子。宝祐四年再中博学宏辞科。终官吏部尚书兼给事中(从二品)。贾似道溃师江上，王应麟“陈备御十策，皆不及用”。[9]卷四三八 德祐元年十一月，常州为元军攻破，前锋逼近临安，王应麟便离开临安府，逃归故乡。后来元朝以翰林学士征召，王应麟力辞不起。 王应麟在隐居的22年间，全身心地浸淫于著述之中，每天笔耕不辍。据《宋史》本传所载，他所撰著作达23种之多，被收入《四库全书》和传至后世的尚有《玉海》《困学纪闻》《小学绀珠》《姓氏急就篇》《四明文献集》《通鉴答问》《汉制考》等15种。多数人认为，著名的启蒙读物《三字经》，也出自于他之手。《四库》馆臣对他的评价很高，言其“博洽多闻，在宋代罕其伦比”。[20]卷一一八 王应麟归隐后为什么要如此勤奋地著述，恐怕与这样一种信仰有关：认为在元朝的统治下，只要保存了优秀的中华文化，也就变相地保存了华夏国祚，因此南宋虽亡，中国并没有亡。 黄震(1213-1281)，慈溪人，宝祐四年(1256)进士。终官直宝章阁、浙东提举常平(从七品)。所至皆有政绩、直声，戴表元曾云：“余少壮时，州之慈溪有黄东发(震)先生，以经术、行谊、政业为江南名卿。”[21]卷一四 德祐二年春，临安沦陷，黄震见国事已不可为，便自绍兴府逃归，隐居于鄞县宝幢山下。为躲避元朝征召，他“誓不入城府，所居日湖图籍、器物，争掠取亦不问”。[22]卷五 对于黄震在此后五年的隐居生活，同为遗民的谢翱赋诗作了记载，其诗有云：“甬东寺里逢陈若，双袖龙钟行带索。问知黄公旧避逃，宝幢山下坐丛薄。日惟一食祷先灵，不愿拾得不死药。仰天呼号得正终，一往不复至城郭。公初著书女立旁，公死(母)[女]亡家濩落。”[23]卷四 读后令人动容。 黄震为朱熹四传弟子，黄宗羲在《宋元学案》中，将黄震的学术思想命名为“东发学案”予以介绍。他一生著述较多，流传至今的有《黄氏日抄》《古今纪要》《修史传》《古今纪要逸编》四种。撰于亡国之后的《古今纪要逸编》，又名《理度二朝纪要》，类似于国史而极为简单。黄震撰写该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总结南宋“致变”亦即灭亡的原因，作为惨痛的教训以留给后人。在书中，他不时发出“尚忍言之，痛不忍言而言之”，“国事遂有不忍言者矣”等慨叹，[24]表达了对故国的深切怀念和对亡国的遗恨。 胡三省(1230-1302)，台州宁海(今属浙江)人，宝祐四年进士，终官奉议郎(正八品)、知江陵尉。自他踏上仕途起，就着手为《资治通鉴》作注释。因为知识渊博，尤其擅长于名物考证，后被贾似道邀入幕府。德祐元年正月，随贾似道北上抗元，师溃，间道归乡里。 在胡三省的著作中，以《资治通鉴音注》97卷最负盛名，该书初成于南宋末年。德祐二年，浙东兵乱，书稿全失，他发愤重新著述，直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才再次撰成。在该书中，胡三省与黄震一样，对故国的怀念溢于言表。如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写道：“世运推迁，文公儒师，从而凋谢。吾无从而取正，或勉以北学于中国。嘻，有志焉，然吾哀矣。”[25]卷首 反映了他对元朝的不满。序文最后，不书“至元”年号，而书“旃蒙作噩”(即乙酉年)，也有深意。注中凡称宋，皆曰“本朝”或“我宋”，所释地名，皆用宋朝州名，惟在卷197 对盖牟城的注释，作“大元辽阳府路辽东城下”。[25]卷一九七 说明即使入元近10年以后，胡三省仍以宋遗民自居，拒绝承认有元为正统。 总结以上三人在宋元易代时的表现，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隐居故乡或山村，拒绝元朝征召，也不承认新朝统治的合法性；二是以遗民自居，始终保持民族气节；三是通过著述，一方面表示对故国的深厚感情，另一方面努力传承中华文化。以浙东地区为代表的其他第二类人，情况虽各有不同，其政治态度大致也类似。 四、南宋浙东士大夫在易代之际的政治态度成因 南宋浙东地区大部分士大夫在宋元易代之际的这种政治态度，其造成原因，当有多个方面。 第一，长期以来，深受儒家思想教育和熏陶的结果。一是尊《春秋》之义，“严内外华夷之辨也”。[26]卷一 在这些士大夫的心目中，蒙古是外来民族，作为汉族人，决不能成为异族人的臣民。这种认识，在今天看来有局限性，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却无可指责。二是在古代，特别是南宋，随着理学的形成和传播，忠君爱国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对于以经义起家而考取科举和一贯尊奉理学思想的这部分士大夫而言，贯彻仁义道德，已成为他们做人的信条。前面提到的陈文龙，兴化城破被俘，元军要他投降，“文龙指其腹曰：‘此皆节义文章也，可相逼邪!’强之，卒不屈，乃械系送杭州。文龙去兴化即不食，至杭饿死。”[9]卷四五一 文天祥临刑前作赞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9]卷四一八 都反映了儒家的仁义道德思想给了他们以巨大的精神力量。对于王应麟这类士大夫而言，虽然表现有所不同，但力量的源泉却并无二致。 第二，力图通过文化优势，以进行消极反抗。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他虽接受西夏遗臣高智耀关于“儒术有补治道”的建议，[17]卷一二五 尊孔崇儒，推行汉法，自称中国。但是，从总体而言，元朝的思想文化仍远不及南宋先进。因此，对于那些亡国的士大夫而言，他们一方面通过著述，可以继续传播先进的宋文化，以达到国虽亡而文化不亡之目的，为今后的反元复国做些思想准备；另一方面用极为隐蔽的手法，通过著述，在字里行间来否定有元统治，以尽自己微薄的反元之力。 第三，时至南宋，士大夫的尚武精神已丧失殆尽，因此无力领导抵御蒙古南侵的战争。本文在前面已经提到，早在先秦时，无论是士、大夫或士大夫，他们的武艺虽不一定都很娴熟，但射箭、驾车、用剑，还是必备的基本功。秦汉以后，文人习武也相当普遍。东汉班固的“投笔从戎”，东晋祖逖的“闻鸡起舞”，都是文武兼顾的典型。当时，文臣虽然大多以佩剑为装饰，但射箭比试、角力较劲，也屡见不鲜。西汉的萧何、三国的曹操、曹魏的司马懿、隋末的李渊、唐末的朱温都曾经获得所谓“剑履上殿，入朝不趋”的礼遇，说明当时的官员，尚有佩剑的习俗。北宋建立后，由于将“重文抑武”作为基本国策，士大夫对武事和武人更加轻视，认为武艺乃“粗人”所为，对此不屑一顾。但当时士大夫出门骑马，还是常事。⑩可是，到了南宋，由于受南方地理环境的影响，士大夫已弃马坐轿或坐船，连最后一点尚武精神也丧失了。至于指挥军事，更是一窍不通，如抗战派大臣李纲的抗金失败；著名理学家魏了翁再三辞去签书枢密院事、督视江淮京湖军马一职；坐着轿子指挥抗元战争的文天祥，战败被俘。此皆与不懂军事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对于即将亡国的士大夫而言，在军事上可以说毫无作为。宋朝的这一基本国策，虽然稳定了国初政局，抑制了武人政治的再现，但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却不容低估。 最后，我们不妨来讨论一下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即如何评价士大夫弃城而逃或擅自返乡归隐的这种举动。一般人认为，无论如何它不是一个爱国士大夫所应有的作为，理由是“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但是笔者觉得，大道理当然没有错，但还得跳出狭隘的忠君思想，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才能得出肯定或者否定的结论。 如果站在当时最高统治者的立场上看，上述行动当然都是不合法的。元军在丁家洲之战中全歼南宋军队主力以后，百官的弃城和逃归开始出现高潮。面对这一情况，太皇太后谢氏命人揭榜朝堂，对官员们提出警告，榜文谓： 我朝三百余年，待士大夫以礼。吾与嗣君遭家多难，尔小大臣未尝有出一言以救国者，吾何负于汝哉!今内而庶僚畔官离次，外而守令委印弃城。耳目之司既不能为吾纠击，二三执政又不能倡率群工……平日读圣贤书，自诿谓何，乃于此时作此举措……可令尚书省别具见在朝臣，在京文武，并与特转二官；其负国弃予者，令御史台觉察以闻。其榜朝堂，明吾之意。[27]卷七 但是，这一榜文并不能扭转“庶僚畔官离次”和“守令委印弃城”的状况。德祐二年正月，一日午朝，甚至出现“文班止六人”的凄惨场面。[9]卷四七 那么，长期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南宋士大夫，为什么会在此时竟如此言行不一，将忠君观念抛之脑后?当然，这里并不排除有那么一批贪生怕死，只以理学思想装饰门面，以为进身之阶的士大夫，但是也有其他具体原因不能加以忽视。 一是与最高统治者和一二大臣的决策错误有关。 丁家洲之战前夕，贾似道已经意识到此次前往迎战，已是凶多吉少，一旦战败，京城临安将会不保。为此他在战前与殿前都指挥使韩震等人约定，万一战败，“邀车驾航海至庆元，吾当帅师至海上迎驾，庶异时可以入关以图兴复”。[28]前集 丁家洲之战失败后，韩震立刻将此建议向右相陈宜中报告，但遭到陈宜中和太皇太后谢氏的坚决反对，韩震也以谋反罪被杀。贾似道的迁都计划彻底破产。[29]德祐元年十一月，元军破独松关，临安城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首鼠两端的陈宜中，这时也向太皇太后谢氏提出迁都的建议，但再次遭到拒绝。不到两个月，元军入临安城，恭帝、谢氏、二宫和留在城中的部分官员，皆被元军俘虏北去，重蹈了“靖康之变”的覆辙。因此，在两次提议迁都不成，死守临安府又无出路的情况下，士大夫们纷纷离去，并无过错，否则就是愚忠，并不可取。 二是为了使百姓免遭元军杀戮，以存活更多的无辜百姓。 面对汹汹而来的元军，在城池兵力空虚，甚至无兵可守的情况下，手无寸铁的士大夫，如果死守，除了殉难，还会带来一个非常可怕的后果，就是被屠城。为了避免无谓牺牲，弃城而逃，实在也是一个不得已的抉择，所以对这些没有退路的士大夫，也不能过多地加以责备。 以上所言，或许能够解释，在国破之际，以南宋浙东地区为代表的众多士大夫，被迫逃归乡里隐居的原因，并对他们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