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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生能否超过先生 我们承认，尽管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日文印刷品或直接从西方国家文字印刷物努力学习现代工业文明的科学技术和知识体系，但是在这些由西方人开拓的领域里，中国人作为具有不同文化传统背景的“学生”要想超越“先生”是十分困难的。我们看到部分中国留学生在西方科技体制下在一些领域做出了开创性成果，有的甚至获得物理学、化学诺贝尔奖，但是毋庸讳言，他们接受教育、成长和研究的过程深受西方文化和科技体制的影响。 但是中国人是聪明的，中国人在历史上创造出来的灿烂文明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随着中国人勤奋学习传统文化和潜在创造力在新环境中的展现，有些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的中国学者近年来也做出了世界公认的研究成果。屠呦呦获得医学诺贝尔奖就是扎根于传统中医药土壤而做出突出成绩的中国学者的一个范例。随着中国在科学技术、制造业和经济发展中不断取得新的成绩，21世纪中国人的自信心持续增长，随之而来的一个现象就是中国人开始对自身传统的中华文明（包括各少数族群的传统文化）更加重视并引以为傲，开始以文化平等、各美其美的心态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例如戏剧、民乐、饮食、建筑、医学、武术等。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只有在这样的经济实力、国际影响力的衬托下，才会引起其他文明体系民众的关注和尊重①。 “学生”超过“先生”，这在科学研究和经济发展中并不罕见。在工业化的发展过程中，德国和美国先后超过了英国，苏联人在太空探索领域也曾一度领先。“日本第一”在20世纪70年代曾成为一个世界热门话题，现在人们又开始热议“中国奇迹”。但是从科技和经济发展的许多方面来看，我们必须承认在学术探索和教育领域方面，中国与工业化国家相比还存在许多差距和短板，中国在21 世纪仍然需要虚心地当学生。对于这一点，我们的头脑必须非常清醒。 五、对近代中国“话语转型”的再认识 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长达百年的历史时期一直处于当“学生”的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系统地引入了西方的话语体系，一直沿袭至今。今天我们频繁使用的许多核心概念，如“民族（nation）”“民主（democracy）”“平等（equality）”“自由（freedom）”“共和制（republic）”“民族国家（nation－state）”“国（state）”“政党（party）”“帝国（empire）”甚至“家庭（family）”“权利（right）”等等，其背后都有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伦理和法理背景。这些汉字词汇绝大多数是日文汉字的转换，由于其实质内涵与中华文明传统中相近概念的内涵存在差异，中国人在使用这些概念并与西方人对话时，往往因内涵歧义而出现误解甚至冲突。而西方人同样觉得中国的许多观念很难译成西方文字，如把“天下”直译为“under the sky”，就不得要领。 中国政府需要与各国政府打交道，需要开展谈判和签订条约，中国学者需要与各国学者在各种会议上作交流，相互沟通和交换信息。多年来在这些中外交流中，外交活动的工具语言主要是外语②，基本概念和逻辑话语通常也都使用了西方词汇。除了中文、中医、中国历史等学科之外，我国其他理、工、医、农、人文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教师和学生们阅读研习的主要是西方教科书与研究文献。在我国教育部门的评价体系中，也把在英文杂志发表论文的水平看得高于中文杂志。久而久之，这种交流形式和对话态势使得许多人已经不熟悉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知识体系，而且很自然地把一些西方的概念不加思考地应用于中国社会场景。但是中国社会发源并生存在中国的土地上，今天中国社会出现的许多矛盾和争议话题，究其本源，也许正与这些引入的西方概念的生硬搬用有关。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国人文化自信心的增强，也许到了我们对近代中国“话语转型”的社会后果重新审视的时刻。例如对上文提到的这些核心概念，我们应当逐一加以系统的梳理，看看它们在西方社会的文化背景和政治体制中究竟具有哪些内涵，分析这些概念的基本内涵和今天我们使用时表示的意思是否存在出入，思考在中国传统词汇和西方话语的对接和互译中存在哪些我们需要特别加以关注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