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托勒密一世的移民策略 为了实现政治野心，托勒密一世先后卷入三次继承者战争(War of the Successors)，战争几乎持续了整整十年(公元前321年至公元前311年)。前两次的对手是在亚历山大大帝去世后勉力维持帝国完整的佩迪卡斯(Perdikkas)。第三次继承者战争，托勒密则联合了塞琉古(Seleukos)、卡桑德(Kassandros)以及吕西马库斯(Lysimachos)对抗安提柯(Antigonus)。随着塞琉古势力不断膨胀，昔日的盟友变成敌人。他们从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变成各自领地的国王，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四处点燃战火。托勒密王朝的开国君主大部分时间都活跃在战场上。从公元前277年开始，塞琉古和安提柯结盟，托勒密埃及不得不开始面对安提柯(Antigonid Empire)和塞琉古(Seleucid Empire)两个帝国的威胁(20)。尤其是后者与埃及的敌对状态延续百年，叙利亚战争(Syrian War)让双方精疲力竭。战争消耗巨大，长期处于备战状态对托勒密王朝造成了严重的军力和财力负担。 对托勒密国王来说，迫在眉睫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保证兵源，二是聚敛财富养兵备战。 接受过严格训练、熟悉马其顿作战方式的马其顿——希腊军人显然最容易形成即时战力。然而托勒密统治的是一个非希腊人国家，要获得足够数量的士兵与军人，他只能把目光投向海外。据狄奥多罗斯(Diodorus)记载，托勒密一世曾经从埃及国库里拿出了8000塔兰特募集雇佣军(21)，依靠这支军队在埃及建国。此后，托勒密国王不断从势力范围内的希腊世界征招士兵，建立起一支50000—60000人规模的马其顿——希腊军队，稳固了统治。在托勒密王朝统治前期的前两位国王统治时期(公元前322年-公元前246年)，埃及本土士兵显得十分沉寂。这表明，托勒密王朝早期很可能主要依赖马其顿和希腊人作战。 此外，托勒密国王需要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定的收入。国王的收入主要来自对王田的经营和各种税收。维持一个王国，不仅需要军队，还需要一个成熟完善的行政和征税系统。这些无疑都需要大量的希腊人来协助完成。 托勒密政府对商贸活动也有所鼓励。许多希腊人以酒商、银行家、包税商、进出口转运商、船商以及货币信贷商等身份出现在埃及。虽然托勒密政府对国家经济进行严格的控制，但也向商人开放了部分商贸和银行经营领域，后者以投标的方式获得一定期限内的专营权(22)。其中，放贷、货物转运以及包税等行业获利最为丰厚。 法雍地区保存下来的纸草文献表明，托勒密王朝还在埃及乡村地区(Chora)划分税区，设立官员登记居民身份、职业、家庭情况，并据此征税，形成了复杂、精密的行政系统(23)。政府每年将税区分块拍卖，出价最高的包税商获得税区的税款，并一次全额付清承包价或分期支付。一般来说，包税商在投标成功之后，只需检查地方官员和银行的记录，确保各地纳税情况无误即可。实际上，对于托勒密国王来说，包税商的作用是提前保证定额税收，国王另有代理人负责具体的征税工作。换言之，国王通过出让部分利益，最大限度降低风险，保证国库收入的稳定。而包税商承担一定的风险，尽量从税区中攫取利益。 如果单纯考虑托勒密一世追求希腊世界领导权的对外战略以及军事和财政上的需求，国王理应大力支持希腊文化在埃及的发展，为引入希腊移民铺路。传统看法是，托勒密国王要维持埃及的稳定，需要在尊重两种文化的基础上，区别管理希腊移民和本土埃及人，这也是由埃及社会现状所决定。国王本身需要充当社会的粘合剂，把不同的文化群体统合在王权之下，以维持国家稳定。克莱尔·普莱欧(Claire Préaux)推测，托勒密政府并未制定系统的族群政策区别对待希腊人和埃及人，“种族”(race)不对国家行政产生影响(24)。威利·佩雷曼(Willy Peremans)也支持普莱欧的说法，认为政府没有区分对待希腊人和埃及人，但由于王室在军事、行政、技术等层面依赖希腊人，使得这些领域希腊人的地位相比埃及人突出很多(25)。然而，马其顿——希腊人统治阶层所建立的政府要维持运转，客观上更需要希腊人的支持，托勒密国王显然不可能对此无动于衷。至少仅以语言这一因素来说，根据古典作家普鲁塔克(Plutarch)的记载，在托勒密历代王室成员中，只有末代女王克勒奥巴特拉七世学习过埃及语(26)，招徕希腊移民或者聘用掌握希腊语、熟悉希腊文化的非希腊人也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27)。 实际上，这种客观需求或许恰恰导致了托勒密王朝在文化策略上的偏向性。托勒密一世毫无顾忌地重点支持在埃及发展希腊文化，无不昭示托勒密一世战略重心的外向性。 托勒密一世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建立了缪斯宫(Mouseion)，是为希腊人文研究院，并资助了大量优秀希腊学者。国王仿效雅典的亚里士多德逍遥学派(Peripatetic school)建立图书馆，不惜重金购买希腊人文著作，填充王室图书馆，到托勒密二世统治时期，图书馆已经有200，000卷藏书。这种文化上的资助在彼得·弗雷泽(Peter M.Fraser)等学者看来并不罕见，“希腊僭主和国王都曾经以艺术和诗歌的恩主形象示人，如叙拉古的希耶隆(Hieron of Syracuse)、萨摩斯的波律克拉特(Poly-crates of Samos)以及后来的马其顿腓力二世(Philip II of Macedonia)”(28)。托勒密政府对其他文化则毫无兴趣，更谈不上支持。埃及元素被摒弃在缪斯宫、图书馆以外，在公元前3世纪的学生课本中，列出了希腊神祇和河流，埃及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外。因神话中伊娥(Io)在尼罗河岸生子艾帕弗斯(Epaphus)，孕育了埃及文明的这条河流才成为一个例外(29)。托勒密一世对希腊文化的严重偏向在教育方面更明显。他为继承人托勒密二世(Philadelphos)高薪聘请的第一位导师是希腊语地区的菲勒塔斯(Philetas of Cos)，托勒密二世的导师中不乏大名鼎鼎的希腊人文学者，如，继承亚里士多德吕克昂(Lyceum)学院的塞奥弗拉斯图(Theophrastus)、以弗所的芝诺多图斯(Zenodotus of Ephesus)，后者还被任命为首任图书馆馆长。托勒密埃及的学校教育专注于希腊文化，忽视埃及文化，这种情况直到公元l世纪罗马统治埃及时才改变。 托勒密王朝对希腊文化的严重偏向，还直接体现为授予相关职业者及家属免税特权。公元前259年，托勒密二世(Ptolemy II Philadelphus)的内务大臣(dioiketes)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os)给多伊奥斯(Zoilos)写了一封信，强调教师、体育教练(paidotribai)、狄奥尼索斯(Dionysus)节相关工作者、亚历山大里亚城竞技冠军等免于缴纳盐税，不仅如此，他们的家人也享受同等待遇(30)。托勒密二世的法令显然是其父亲文化策略的延续。 国王对希腊文化的态度有利于吸引希腊移民，这也成为希腊移民在公元前3世纪源源不断涌入埃及的一个原因。不过，纯粹的文化优势恐怕还是难以吸引希腊人千里迢迢定居埃及，托勒密一世又通过规划发展希腊城市进一步吸引希腊移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