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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嵌入希腊城市 对于希腊人来说，维持原有生活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即生活在城市中。托勒密一世将希腊城市嵌入埃及，并给予希腊城市一定程度的自治权，使招募的海外人才移居埃及成为可能。这些城市以希腊城市为模板，为希腊移民迁居埃及提供了优良土壤。 托勒密一世在埃及新建立的希腊城市中，以亚历山大里亚城(Alexandria)和上埃及底比斯附近的托勒密城(Ptolemais)最为繁荣、影响力也最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城市里设有公民大会、议事会。如，亚历山大里亚有六人担任执行市政官(Prytanes)，还有警察、治安官(Astynomi)、法警(Nomophylax)等人员负责司法和治安工作。作为自治城市，亚历山大里亚还有独立的陪审团(dicasts)，引导官(eisagogeus)则负责向法庭提交案件，由公共仲裁者(diaitetai)主持审理。公民在部落和公社德莫(deme)中注册，具有参政权以及经济和法律上的特权。次等公民和妇女不在德莫中注册，也缺乏相应的特权及法律保护。 因史料所限，学界对埃及的希腊城市研究主要集中于亚历山大里亚城(31)。不过，涉及托勒密王朝移民策略的讨论相对较少。在较为重要的专著中，古恩瑟·霍伯尔(Gunther  )的《托勒密帝国史》(A History of the Ptolemaic Empire)偏重于梳理托勒密王朝的政治军事史，仅以少量笔墨介绍了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公民权基本情况(32)。路易斯忽视托勒密君主的移民措施，强调希腊移民奔赴埃及的原因在于财富、机遇甚至君主的个人魅力，对城市的公民状况几乎只字不提(33)。但是，对研究托勒密王朝移民政策而言，城市公民的地位至关重要。亚历山大里亚城则尤为重要，该城是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中心，也是希腊移民最为重要的集聚地。亚历山大里亚城混居了大量不同族群、不同身份的居民，而城市公民特权和等级的设立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希腊移民在埃及优势地位的缩影。托勒密国王赋予城市居民不同的身份和特权。在官方文献中，描述亚历山大里亚特殊居民的术语一共有五个，公民(polites)、亚历山大里亚人(Alexandreus)或阴性名词(Alexandris)、准亚历山大里亚人(Alexandreus tēs epigonēs)以及男女市民(astos和aste)(34)。更多研究表明，这些术语指代的群体在多个方面存在差异。托勒密王朝对城市居民的身份有着较为严格的监控和限制，不同的群体定居资格和登记身份均不同。托勒密政府对城市公民资格以及权利的限制衍生出不同的特权群体，从而产生在法律文书中准确记录居民信息的需要，这或许是托勒密政府留下一些军人、市民身份信息的重要原因。这在托勒密王朝统治前期的法令以及档案中已得到证实。公元前275年，一份官方法令规定：“士兵必须写下姓名，出身，所属部队以及军阶；城市公民需要登记他们父亲的名字，德莫，如果他们在军中注册，则登记所属部队和收入来源；其他人登记父亲名字，族群出身以及职业。”(35)公元前3世纪中叶，有城市法令重申这一登记原则，内容几乎一致：士兵登记姓名、籍贯或族群(patris)、所属部队和军阶。非市民须登记父亲的名字、族群以及职业(genos)(36)。毋庸置疑，长期以来，官方掌握着军队、市民以及其他居民的身份信息。 政治方面，亚历山大里亚城公民具有较高自治权，亚历大里亚城在某种程度上是国中之国。在部落中登记是公民参与城市政治活动的前提，公民可以通过公民大会行使政治权利。国王对公民的政治权利也有所限制，不过，在托勒密王朝历史上，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居民也曾显示出他们的力量。公元前204年，托勒密四世去世，王后阿尔西诺三世(Arsinoe III)随后死于宫廷阴谋，此事却不了了之。愤怒的群众发起暴动，将阴谋策划者阿加托克蕾(Agathokleia)和她的亲属们游街羞辱之后肢解(37)。公元前164年，托勒密八世当政，亚历山大里亚人不满其独断专行，将国王放逐，转而支持托勒密六世(38)。 亚历山大里亚人虽然也在城市的部落或德莫中注册，可能无权参与城市议会，至少与公民的政治权利有一定差异。在文献中，亚历山大里亚人通常和希腊世界的异邦人一起出现，被授予亚历山大里亚人身份的居民很可能有异邦背景(39)。他们或在军中任职或参与政府行政(40)。以现存史料来看，在能够追溯身份信息的高层官员中，亚历山大里亚城公民、马其顿人以及本土埃及人三大群体人数最多，亚历山大里亚城公民共17人，其中6人在海外出任总督。相比而言，埃及人直到公元前3世纪中叶才出现在高官名单中。拥有异邦公民权的高官则多达49人，占官员总数的13%(41)。显然，海外移民和城市公民在托勒密政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准亚历山大里亚人出现的时间相对晚很多，可能是公民或亚历山大里亚的后代，只有基本的市民权。市民权主要体现在婚姻和公民资格继承等方面(42)。他们的地位相当于希腊城邦中的妇女，不能直接参与城邦政治，但却是城邦公民身份的必备前提条件之一，即只有父母双方均为城市公民的男性才有资格注册为公民，进而参与城邦政治。换言之，这实际上是对于参与城市政治者进行的一项重要限制，目的是保证这一特权群体的封闭性，避免权利和资源外移或者分流。 经济方面，公民的优势非常突出，他们享有免税、免徭役等特权(43)。可惜，我们无法得知具体免税的金额。不过，在托勒密二世统治进行的税制改革为我们提供了参考。在官方档案中登记为“希腊人”(Hellenes)的居民被免除了奥波尔税(Obol Tax)，金额仅为一个奥波尔(obol)，相当于工人一天的工资。免税的金额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或许只是特殊身份的象征(44)。城市公民被授予免税特权可能也是同样的意义。最具经济意义的特权是亚历山大里亚城公民能够在城市之外拥有地产(oikos)，并且免缴土地税。一些地产被划为小块份地，租给农民耕种。到了王朝末期，甚至罗马统治初期，亚历山大里亚城公民的私有地产遍布埃及(45)。其他身份的居民未能享有这种恩惠。 司法方面，城市公民作为托勒密王朝治下的一个特殊群体，有独立的司法地位，只接受登记城市法律的约束和法庭审判。亚历山大里亚人的司法身份并不明晰，但是，他们和公民一样，有一些基本保障。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的法令中，官方书吏即同时使用了术语polites和Alexandreus，明文禁止将城市公民和亚历山大里亚人卖为奴隶(46)。 值得注意的是，军人因其职业优势而获得定居国家首府或其他希腊城市的机会，与既得利益者分享城市资源。托勒密国王常常授予雇佣军希腊城市公民权，一些现役军人因此得以在亚历山大里亚城注册为公民。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军人享有独立的司法地位。注册为亚历山大里亚城公民的现役军人与其他公民发生冲突，那么案件将移交外邦人法庭审理。 托勒密王朝治下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对公民身份进行分级，并严格限制公民资格的获得条件，使之成为封闭群体。分配城市公民权成为国王吸引移民效忠的一个重要手段，亚历山大里亚男性公民分层的制度在托勒密王朝初期，已经确立下来(47)。全权公民身份受到严格限制，德莫的注册人数可能也有一定限额，导致一些公民子嗣无法继承全权公民身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民群体，尤其是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公民代表着托勒密埃及最为传统的希腊人，他们隔绝于埃及本土，是城市希腊文化的标签之一，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国外的认可(48)。在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里亚城公民有资格参加仅对希腊人开放的泛希腊运动会。 从对外战略上来分析，托勒密一世有争夺希腊世界霸权的野心。从托勒密王朝初期的对内政策来看，托勒密政府在文化上严重的偏向性，以及利用授予移民特权和希腊城市(移民定居点)等吸引和安置希腊军事移民的措施正迎合了其海外攻略的野心。尽管托勒密一世在国外的军事活动多次遇到挫折，但其移民政策却稳定地延续了下来，在托勒密王朝建立起统治之后的一个世纪中，移民源源不断地涌入埃及。 亚历山大里亚城如法罗斯(Pharos)的灯塔照亮移民者奋斗的路线。以它为代表的希腊城市嵌入埃及，城市公民获得了独立的政治、司法地位，经济上也享受免税或减税等多种特权，俨然生活在国中之国，海外移民们基本保持了对君主的忠诚，据波利比乌斯记载，托勒密四世统治时期(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4年)，流亡埃及的斯巴达国王克里奥美尼(Cleomemes)囚禁城市总督，在占据优势的情况下煽动亚历山大里亚城市民反叛，竟无一人响应(49)。 托勒密一世采取积极的移民政策使埃及在希腊化王国中长期保持着强大的竞争力。他曾惨败于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和安提贡(Antigonus)，折损数万希腊军士，却能够在战事不利的情况下快速补充士兵，维持一支30，000至40，000的陆军，常备100艘战舰，最终将小亚细亚南部、叙利亚纳入王国势力范围(50)。托勒密国王托勒密一世的策略为继承者沿用，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埃及保持着在地中海东部的强势地位，迫使塞琉古王国与马其顿结盟以对抗托勒密王朝。不过，外重内轻的战略也是一把双刃剑，长期的偏向性政策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矛盾。终于，在托勒密四世统治时期，内乱爆发，上埃及底比斯地区为“埃及法老”收复(51)，托勒密政府用了近三十年时间才平息国内的混乱，再也无力继承托勒密一世的野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