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多民族龙鸟图腾崇拜与节日仪式 黄河、长江自青藏高原发源，流向中华大地，其流域地拥有着游牧文化和农耕文明，形成了中国的特殊文化类型。游牧文化，是在游牧生产的基础上形成的，包括游牧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学、艺术、宗教、哲学、风俗、习惯等要素。比如，在千百年来的发展历史进程中，青藏高原藏族、蒙古族、土族等游牧民族形成了自己的习惯法和成文法。游牧文化崇拜、依赖、适应大自然，与自然融为一体，游牧社会有和自然相适应的固有机制，游牧民族有和自然相适应的固有观念。而在中国的农耕文明发展进程中，农业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聚族而居、精耕细作的农业文明孕育了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等，而这些传统都与水密切相关，水崇拜是连接诸种中华文明的纽带。 (一)鸟龙图腾崇拜 在中国古代，长江流域鸟图腾崇拜盛行，特别是吴越地区，在古代是鸟文化盛行的地区，从6000—7000年前的河姆渡时期开始，河姆渡一带主要盛行鸟文化。如：鸟舟竞渡，在端午古老的传统祭祀中沿袭至今。在南北朝时期记录荆楚地区岁时节令风俗的《荆楚岁时记》中有载：“按五月五日竞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轻利，谓之飞凫。”意思是：“在五月初五这天赛舟，习俗上因为这天是屈原投汨罗江的日子，乡民痛惜他的死，所以命各家的人一起划船去救他。所用之船轻便快捷，称为飞凫”。“飞凫”就是“鸟舟”，意为会飞的鸭子，这舟显然属于“鸟舟”了。龙崇拜的传入大概要比鸟崇拜晚两千年。 竞渡民俗，不仅仅是与端午相关的习俗，还与很多的节日相联系。竞渡习俗是许多节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端午佳节竞渡龙舟，在这个水域面积超过70%的星球上，舟船与人类的物质和精神始终都有着无比紧密的联系。载物载人的是生活之舟，而在节庆仪式上使用的则是民俗之舟。端午龙舟显然是民俗之舟。那么，端午龙舟从诞生之初就在拟龙的形态吗?端午龙舟只做竞技之用吗?答案是否定的，在很长的历史时期，竞渡仪式主要使用凤舟(鸟舟)。而且端午龙舟除了竞技，还有着炫耀和载灵的作用。 (二)祈雨仪式 翻阅中国历代史书有关北方农耕地区的记载和北方数以千计的地方志卷，就很容易发现其中有关各地春季大早、禾苗枯干、饥民遍野、易子而食的记录，还不难找到整个北方农村普遍风行“祈雨”“祭龙王”等习俗的描述。据地方志书载：为求及时降雨，每逢早时，如三日不雨，乡人奔走相告，齐集龙王庙前，均以柳圈为帽，面庙跪香，以祈降雨。或抬龙王塑像、神牌出庙以行，乡人赤足，执旗，鸣鼓随行。每过庙宇、井泉，焚香跪拜。有的于家门前以桶盛水，散泼人群。求雨日，禁宰杀，禁烟酒，禁撑伞。城镇祈雨，大寺鸣钟诵经。如降雨，则宰牲酬神，演戏唱影，名为谢降等等。这种求雨形式，各地大同小异，非常普遍。据统计，北方平均每个县内有龙王庙三十多座，可知北方诸省祈雨民俗流行的广泛性。同时，人们在岁时节日中还把农历五月十三日，即所谓“关老爷磨刀日”定为“雨节”，俗话说“大早不过五月十三”，渴盼当日普降甘霖。又有的地方把农历七月七日的“七夕”，即所传“牛郎织女相会日”定为“雨节”，希望借牛郎织女相会于天河相对哭泣时落下雨水。干旱之灾使中国北方农耕民经年累月处于贫困饥饿之中。 “祈雨是自然周期生态民俗链中的有关环节，表现出人想胜天而不可得的那种无可奈何的懦弱。特别是在北方那些十年九旱的乡村中，上述有关自然周期的生态民俗链就更加繁复多样了”。 (三)六月傩祭 傩，古书解为驱鬼逐疫。古老的图腾崇拜和鬼神信仰，使我们的祖先总是习惯于借助这种神秘力量来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辅之以歌舞，便是最初的傩戏。表演者古称巫觋、祭师，被视为沟通神鬼与常人的“通灵”者，表演时装扮上各种服饰面具，模仿与扮演神鬼的动作形神，借神鬼之名以驱鬼逐疫、祈福求愿。傩神方相氏便是人们经常扮演的角色之一。《周礼》中记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师百隶而司傩，以索室逐疫。”一旦傩祭开始，上至天子，下至庶民，全都热情参与。一时间击鼓呼噪，举国若狂。傩，神秘而古老的原始祭礼。远古的傩，寓意较深，内容多是驱灾逐疫、祈求丰收的。傩文化是巫文化发展到后期应运而生的，当时的人类已进入农耕时代，而此时鸟类是农耕的重要帮手，所以，傩也就是人们进行的一种祭祀活动，而祭祀的对象就是鸟。在中国，傩仪、傩礼、傩俗、傩戏在数千年的流传过程中，融入了诸多文化艺术因素，包括诗、歌、乐、舞、戏等。于是，它给文化艺术的起源和发生带来了诸多启迪。 六月傩祭，亦称六月会，是青藏高原东部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的一种原始宗教氛围浓烈、文化形态与文化内涵丰富的文化事象，是热贡地区藏族、土族人民共同参加的最盛大的宗教性节日，每年农历六月十七日至农历六月二十五日举行。隆务河两岸五十多个藏族和土族村庄以村落为单位，依次举行各种祭神、娱神的庆典，整个隆务河都沉浸在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之中。在热贡地区，农历六月是迎接丰收的时节，水草丰美，牛羊开始上膘，麦子开始灌浆。对热贡人来说，这个时节是神圣的。他们怀着感恩和祈福的心，举行各种祭神、娱神、悦神、祈神活动，酬谢各路神灵对庄稼的呵护、对村落的关照、对民众的眷顾，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平安。热贡地区藏族和土族人民的这种朴素情怀是在热贡文化的土壤之上衍生和成长起来的，是热贡文化在他们身上长期积淀的结果。 在青藏高原关于六月傩祭的起源，有多种传说。其中龙舞“勒什则”，就与水崇拜有关。相传，在藏王赤祖德赞时期，吐蕃和大唐失和。吐蕃王派军队在今甘青一带和大唐对垒，时有恶战。后经吐蕃和大唐的高僧调停，双方罢战修好，军民都很高兴，认为是神在暗中相助，就在达尔加尼哈给达尔加尼山神敬茶上供。在达尔加尼哈以南的高山群峰间有一个名叫达尔加央措的湖泊，他们在那儿表演了各种舞蹈以示庆贺。在大家跳舞欢庆时，从达尔加央措里出来两条龙，一条头似虎，一条头似豹子，和欢庆的人们一起载歌载舞，共庆欢乐。自此，演神舞、龙舞、军舞的习俗就沿袭了下来，神舞是给达尔加山神演的，龙舞是给达尔加央措龙演的，军舞是给军队演的。六月表演的龙舞“勒什则”中，表演者打彩色花纹绑腿、头戴虎豹面具，模仿达尔加央措龙的模样，排着龙形长队呈龙蛇状起伏跳跃。有关龙舞“勒什则”的传说各形各色，它在各村的演法也就不尽相同，但都和祈龙降水有关。 此外，“法师的沐浴仪式是六月会准备阶段最首要的仪式。法师的沐浴仪式在每个村不尽相同。在最先举行六月会的四合吉村，法师自农历六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连续三天都要到隆务寺请喇嘛诵经，诵经结束之后用净水洗上身，做象征性的沐浴仪式，以示对信仰和神灵的虔诚。苏和日村的法师则在本村六月会前夕，由其助手和男性村民陪同，将神轿‘拉康木’抬到村口附近的小河边，先用溪水泼洗神轿，接着用溪水洒洗自身，继而又相互泼水，以示沐浴洁身”。 结语 通过以上分析，从青藏高原三江之源到各江河流域，从生活在江河源头的藏民族到黄河长江流域的多民族，他们在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基础上形成的祭祀仪式、展开的歌舞表演，都与水崇拜密切相关。从格萨尔口头叙事表演的发生，我们可以从宗教仪式，如煨桑、诵经祭祀山水等，看出在藏区格萨尔的信仰场域和其他环境中，这些带有宗教图腾色彩的原始祭祀乐舞，都以山水信仰为基础，并启迪了人们江河文明观念的形成。因此，从人的思维特性来看，人在宗教方面把握与认识世界的方式也基本采取与艺术地把握世界相一致的方式，马克思曾经把这种把握世界的方式称为“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人类不凭理智与逻辑去判定世界，还凭感受。这种感受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表达对世界的情感体验；二是用形象去直观地反映世界。比如关于天地的神话，关于山神、林神、水神的传说，还有洞穴内带有巫术性质的动物绘画，无不表现出原始人的万物有灵观与“互渗”意识。在这种思维的作用下，原始部落的人们给一切不可理解的现象都凭空涂上神灵色彩，一切生产活动也都要用原始崇拜仪式来祭奠，如狩猎前举行巫术仪式、春天举行春播仪式，收获前举行祭新谷仪式等等。在那个神灵无所不在的时代，原始部族并不认为诗歌、舞蹈、音乐、绘画是生产活动与宗教崇拜活动以外的另一类活动，而认为它们就是“生产与宗教崇拜活动的一个必要环节。”这是以水为中心的知识生产方式的表述。 从某种意义上说水似乎可以称得上生命的血脉。毕达哥拉斯说“万物‘水’居第一”。水，是“上善”之物；“若水”之人，乃“上善”之人。水，穿于地、腾于空、奔于山，经历种种过程，滋养万物，启示人类一种极其可贵的文化。人类文明的历史启示，水，不仅影响了中国文化的产生，在文化进程中演绎出丰姿多彩的面貌，而且随着历史的演替、人类文明的发展，已成为中国文化阐释的一个“对象主体”，并使这一文化体系生发出一种特异的艺术光彩。可以说，“在中国人的文化观念里，自然存在的山川、江河以及湖泊都并非是某种自然的存在物，而是人的生活中可见的榜样，也是人借此去构想自身生活的一种道德想象的自然存在基础”。因此，沿着青藏高原江河源头到江南流域或中原大地所形成的江河文明，可以说沿江河形成的江河文明的表述和知识积累，映射着古人生活中对自然的江河之水的信仰以及无限的依赖和尊崇，这种对水的信仰维系着中华大地各民族生生不息的“生命礼仪、生态文明、生计方式、生养制度，生业组织和生产技术”，乃至于成为“代代相承”之“生生遗续”。 （本文刊载于《民族艺术研究》2018年第4期，注释从略，详见原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