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示三:从文化交流的关键点上看,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应运用智慧调适矛盾。 不同文明之间交往,所面对的对象是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思维方式、心理结构、审美情趣迥异于自己的群体,双方应充分运用自身文明所特有的智慧,调适矛盾,和谐共处。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交往过程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政治认同问题。伊斯兰教是世界性宗教,宗教认同跨越了国家界线和民族界线,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家认同发生冲突。中国穆斯林先贤很好地化解了这个矛盾。从明代开始,中国伊斯兰教采用新式经堂教育,在使用阿拉伯文或波斯文的读本进行教学活动的同时,也开始进行汉文译著和运用儒家文化诠释伊斯兰教经典,形成了中国伊斯兰教凯拉姆体系。在传播和宣扬伊斯兰教的过程中,对其中的一些内容进行扬弃,对中华文化的某些因素吸收融合,在政治理念上形成了爱国与爱教统一思想、忠主与忠君的“二元忠诚”思想等,明确了二者的地位和先后顺序:“忠于真主,更忠于君父,方为正道”。 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国穆斯林的大智大勇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抗战时期回族报刊《回教大众》刊登的《要用信教精神挽救中国民族的沦亡》一文中,一些话语堪称经典:“我们知道我们是回教的信徒,同时也是中国的国民,既然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一员,所以一方面发扬宗教精神,一方面要对民族的存亡、国家的兴衰,负起相当的责任”“至于我们的伊斯兰教胞,都是构成中华民国的重要分子,他们平时在国旗下过着平安的日子”“现在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生死关头,也是我们回教的生死关头”。“亲爱的教胞们,我们应知道一个人决不能离开国家而生存,国家沦亡,我们绝无宗教信仰的自由”“我们要勿拘滞于宗教中的细小细节,我们要发扬宗教的真正精神,用我们信教的精神,挽救中华民族的沦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穆斯林妥善处置了二者的关系,有效化解了宗教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 启示四:从文化交流的成果上看,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应互鉴交融。 世界不同的文明都是由世世代代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所创造和积累而成,但绝对排外、纯粹的本土文明是根本不存在的。历史上曾辉煌灿烂的文明,都是在学习借鉴其它文明精华的过程中焕发出勃勃生机,而文明的衰落都是在闭关自守、固步自封中丧失发展的动力。 在历史上,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曾以博大的胸怀、开放的姿态博采众长,不断为自己注入文明的新鲜因子,实现自己的辉煌。在伊斯兰文明中,至今仍留存着古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埃及文化、波斯文化的浓重痕迹;在中华文明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佛教,来自古老的印度。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相遇时,双方也彼此学习、相互借鉴。中国人引以为傲的中国古代科技,特别是天文、数学、医学、水利、建筑等,伊斯兰文明也为之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中国的造纸术、指南针等发明能够成为世界发展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的传播功不可没。 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都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具有旺盛持久生命力,二者的交流互鉴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有着现实可能性和广阔的前景。2016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阿盟总部演讲中指出:“化解分歧,关键要加强对话。武力不是解决问题之道,零和思维无法带来持久安全。”“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各成体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都重视中道平和、忠恕宽容、自我约束等价值观念。我们应该开展文明对话,倡导包容互鉴,一起挖掘民族文化传统中积极处世之道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这为今天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交流互鉴指明了方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