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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年前，孙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入住上海莫利爱路寓所。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不幸在北京逝世,宋庆龄非常悲痛，在以后的日子里她把对孙中山深深的爱和思念藏在心中，开始投入到她“丈夫生前所从事的工作中去”。为了更好地宣传孙中山的思想和革命业绩，她将孙中山留给她的唯一家产——莫利爱路29号捐了出来，为后人留下了孙中山永久的纪念地。 本文就宋庆龄为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筹建和建设所作的贡献作一叙述。 关于这幢住宅来历，据宋庆龄1972年给广东中山大学陈锡祺教授等的复函中回忆，这幢房子是加拿大温哥华的国民党的同志出资购买的。因至今没有查到确切资料，故一般采信宋庆龄的回忆，认为是加拿大华侨集资购买后赠送中山先生的。孙中山为革命长期在世界各地奔波，他没有自己固定的居所。 1915年10月孙中山与宋庆龄在日本东京结婚，1916年5月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继续领导反袁斗争，6月孙中山租下上海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作为他与夫人宋庆龄婚后在上海的住所。正是在这里，几位加拿大华侨拜访了孙中山，看到大总统连自己的住所也没有，于是集资16000银元，买下了莫利爱路29号住宅，赠送给中山先生。因孙中山1917年7月南下广州开展护法运动,因此当年他们并未入住。 莫利爱路29号住宅建造于1915年至1916年，是一幢欧洲乡村式洋房，底层是客厅和餐厅，楼上是卧室、书房；卧室外是一个长长的外阳台。1920年底，宋庆龄出资请人将外阳台安装窗户，又在辅楼车库上面加盖一层作为副官的住所。家中的陈式一半为西式，一半为中式红木家具。那么寓所里的这些家具陈式究竟是谁购买并布置的？以往的说法是加拿大的华侨买下后将一切布置好后赠送给中山先生的，但据孙中山宋庆龄共同的朋友黎照寰回忆，这寓所内的大部分家具是宋庆龄的母亲倪珪贞赠送的。 护法失败后，孙中山于1918年5月8日离开广州转赴台湾、日本，临行前孙中山致电在上海的汪精卫，询问“上海能居否？请到各方面细查详复”。6月孙中山接到宋庆龄发来“已与法国领事交涉好，上海可以居住”的电报后，立即从日本启程，1918年6月26日孙中山抵达上海，然后与宋庆龄一起乘车抵达莫利爱路29号，从此他们有了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广泛收集孙中山的遗物，为建孙中山纪念馆作准备 1925年3月孙中山刚刚逝世，宋庆龄就萌生了要把莫利爱路29号寓所建成孙中山永久纪念地的想法，3月16日宋庆龄就致电上海孙中山寓所，嘱“勿移动孙先生在世书案、座椅等原位”，保持孙中山在世时原状。之后她就开始广泛收集孙中山遗物,宋庆龄将她保存及海内外征集来的孙中山文稿原件等重要文物都珍藏在莫里爱路29号寓所的保险柜中。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宋庆龄在中共的建议下于12月底撤离上海，临走前她将孙中山的文稿及重要遗物交给几位友人代为保管。但宋庆龄离开上海后，这几位友人担心日军会到他们那里搜查，认为还是处在法租界的莫里爱路29号的宋庆龄寓所比较安全，于是又将孙中山的文稿及遗物送回莫里爱路29号。不料1942年9月日本宪兵沪南分遣队连续3次搜查莫里爱路29号宋庆龄寓所，将孙中山文稿及其他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物全部劫走。 抗战胜利后，宋庆龄一回到上海，就立即开始查找被日军劫掠的孙中山遗物的下落。1946年1月11日，南京市市长马超俊派南京市财政局秘书马日明乘专车赴上海将查获的22件孙中山遗物送还宋庆龄。经查验宋庆龄发觉少了许多重要文稿，即致信马超俊，一方面表示感谢，同时告之“盖其中如：《国际共同开发中国》（即实业计划英文本）原稿及总理亲笔英文手稿卷轴两件，若干重要印章、文凭并一大箱重要照片等尚无下落”，“期能将此无价之国家遗产查获”。后经追查，另一部分孙中山文稿等数十件文物，已被送往日本了。此事后来被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地下工作人员郭振华、石坚、刘伟等刺探到，他们认为这些文献是民族瑰宝，就设法通过吉冈、元柳、岛田等日本浪人，由郭振华亲自冒险到日本，用20万日元将这批文稿买了下来，历经千险，于1945年1月13日秘密运到天津，妥为收藏。抗战胜利后，他们于1945年12月底携带这批珍贵文稿飞抵重庆，交给了国民党中央政府，后移交国民党党史委收藏。 宋庆龄决定将莫利爱路29号住宅作为孙中山的纪念馆 1945年11月8日宋庆龄回到上海后,正式提出将莫利爱路29号寓所捐献给国民政府，作为纪念孙中山之用。当时上海市政府曾专门召开市政会议，研究接受宋庆龄捐献孙中山故居一事，并登报明确“国民政府征用该建筑作为孙中山纪念地”。国民政府将靖江路45号交宋庆龄使用，但之后却一直未明确相应机关正式接受莫利爱路29号寓所，因此建立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事也未能落实。其间有人动脑筋想以保管为名，住进莫里爱路29号孙中山故居。得知此事后，宋子文特致函时任上海市市长兼淞沪警备总司令钱大钧,告知要求妥善保管孙中山故居。 由于抗战期间和抗战胜利后中山故居的房子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房子已十分破旧,虽然后来经过几次修缮,但并不彻底,房子漏雨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1949年5月上海解放,数月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宋庆龄看到孙中山一生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心情非常激动，此时她更加思念中山先生，她想到了香山路的中山故居，想到了长眠在中山陵的中山先生。一天，宋庆龄在寓所花园散步时，喃喃地说“中山陵的草……”,当时华东局派往宋庆龄身边任秘书和联络工作的杨逸听到后立即将中山陵及香山路孙中山故居房屋需修缮的情况向华东局秘书长魏文伯作了汇报。中央对保护中山先生的故居十分重视,早就指示中共上海市委:要保存好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的故居,以资纪念。上海市军管会、市人委对此非常重视,很快就作出了安排，拨出专款对中山故居进行全面的修缮。在征得宋庆龄的同意后，1949年8月故居开始进行全面修缮，修缮工作由华盖建筑事务所陈植建筑师设计，陆福顺营造厂承包了全部的修缮工程，工程于8月19日开始，至年底结束，总费用为4800余万元。 宋庆龄亲自布置中山故居 看到自己的愿望即将实现，宋庆龄非常高兴，1950年1月3日她写信告诉王安娜：“我希望好好休息，然后着手布置我那老房子。修缮工作已结束……,房子以后将作为纪念馆，所以一切照原样不变。”宋庆龄按照孙中山生前生活的原样,亲自布置故居的一切，故居餐厅的一套广东式样镶嵌大理石的红木餐桌椅是宋庆龄非常喜欢的家具，但为了保留孙中山居住时的原样，她没有将这些家具搬到她的新居——淮海中路1843号。 她告诉王安娜：“我不得不放弃我心爱的餐厅家具，而使用从拍卖市场买来的一些腐朽的旧家具。但是没关系，为了保留精神财富，你必须做出牺牲。”在宋庆龄的亲自关怀下，孙中山故居开始在内部开放。 1950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84周年,陈毅市长率潘汉年、陈望道、荣毅仁等各界人士到孙中山故居举行纪念活动并参观瞻仰故居。从此，中山故居正式成为孙中山先生的纪念地。每逢孙中山的诞辰及逝世纪念日，上海市领导及民主党派、各界人士都会到故居献花、瞻仰。为了能更好地反映孙中山的革命业绩，宋庆龄又陆续将一些重要的文物送到故居布置。195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90周年，全国政协决定在全国举行隆重的系列纪念活动，上海市除了举行纪念大会、举办纪念展览外还将参观瞻仰中山故居列入上海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的活动项目。活动项目中明确中共及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及少先队员共300多人于11月11日参谒中山故居，从12日至18日计划邀请上海各界人士6500人参观故居。结果有不少单位要求参观瞻仰故居,预约人数达1万多人。对此宋庆龄非常担心，害怕“会对那所房子造成损坏的”，认为“这样做是不明智的，应该只允许每个代表团的少数领导进入”。 宋庆龄致函时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黎照寰，请他将这些意见带上去。上海市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筹备委员会对此很重视，商议后决定改变参观办法：除了高校历史系师生及研究人员可以参观故居的全部楼层外,其余只能进入故居一楼参观瞻仰。为了配合这次参观瞻仰活动,1956年10月宋庆龄特意在她淮海路的寓所整理一批文物并亲自前往故居进行重新布置。故居客厅、餐厅、办公室、卧室保持着原来的风格和形状，只有小客厅变化较大些。小客厅原来是孙中山秘书办公的地方,里面有办公桌和单人床,里面曾堆满了文件书报等。宋庆龄在重新布置故居时将床铺等东西搬走,将一套红木桌椅安放在小客厅，后来宋庆龄又将原有的一间壁橱改成玻璃门，宋庆龄将整理并送至上海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展览展出后归还的中山装及孙中山使用过的行军餐具、眼镜票夹等文物陈列在里面。1958年5月，宋庆龄又请周和康将孙中山的大元帅指挥刀、象牙微雕等文物送到故居陈列，她还特意关照周和康，孙中山的大元帅指挥刀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珍贵文物，要陈列在故居餐厅壁炉右侧的长条桌上。 中山故居正式对外开放(仅限团体预约)后，很快成为各国首脑及许多外国代表团到上海时的参观访问的首选地。1961年中山故居被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故居的管理当时由市人委办公厅行政处负责,他们派一名专职人员负责故居的清洁保养和安全工作。据工作人员回忆，故居成了孙中山的纪念地后,宋庆龄非常关心故居的建设,亲自过问故居的一切,每年的黄梅季节后都会派李燕娥到故居晾晒衣物,她关照工作人员，故居里面包括故居辅楼的仓库,任何东西不得丢掉。当时她几乎每个月都要亲自到故居检查工作。1956年10月苏加诺总统到中山故居参观瞻仰,宋庆龄提前一天到故居亲自布置花卉的摆放,检查卫生工作，结果发现了不少问题,平时不轻易动怒的宋庆龄发了脾气,后来工作人员对故居的卫生工作都特别注意。 为了让参观者对故居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在宋庆龄的关心下，故居编了一本介绍故居的小册子，由宋庆龄的警卫秘书隋学芳撰稿、徐大刚拍摄了故居照片，1957年10月《上海孙中山故居》一书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宋庆龄亲自为《上海孙中山故居》作序。宋庆龄后来经常把这本小册子作为礼物赠送给客人。1958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受市人委机关工作委员会委托，又加印了5000册。 中山故居在“文革”中得到了保护 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北京成立了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筹备委员会，刘少奇任主任，宋庆龄等为副主任。宋庆龄对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的大会是非常期待的，她认真地准备了“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的发言稿,并特请周恩来总理进行阅改。但不久“文革”已到了疯狂地步，刘少奇被打倒,孙中山被诬为“中国走资本主义的老祖宗”，红卫兵搬走了广州和南京的孙中山铜像,甚至还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宋庆龄及上海中山故居得到了保护。1966年8月30日周恩来 按照毛泽东的批示开列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宋庆龄列为第一位；9月周恩来针对红卫兵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和冲击宋庆龄寓所的过激言论，对首都红卫兵讲话时强调应当尊重宋庆龄，并指出孙中山的功绩“已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1967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42周年，3月8日周恩来总理特嘱秘书转告时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三月十二日为孙中山逝世四十二周年纪念日,上海应按往年惯例进行纪念活动，上海党政负责人应前往孙中山故居敬献花圈。”之后上海市每年两次的孙中山纪念活动都未停止过，这其实是周恩来对中山故居的一种保护。因为要有许多人到故居内进行纪念瞻仰活动，故居显得有点挤，为了方便参观瞻仰活动的开展，宋庆龄指示对故居的布置进行调整。1967年8月25日宋庆龄请秘书黎沛华告知故居工作人员：“故居的布置大致差不多了，不过有少许东西放的地方要调动一下。”故居餐厅有两张大红木孔夫子椅占的地方大，宋庆龄关照将其搬到隔壁9号楼的接待室；故居内阳台有三张大沙发，宋庆龄认为这些沙发孙中山在世时是没有的，是别人在1949年送给她的，故要求工作人员将其搬到9号楼。 “文革”开始后，为了防止有人冲击故居,中山故居于1967年初就停止对外开放，故居工作人员按照市人委副秘书长张甦平的指示，在香山路马路的墙壁上用红漆刷上“歌颂毛主席四个伟大”的口号，还请上海美术设计公司把毛主席对孙中山评价的一段语录，制成几幅大的标语牌分别挂在故居花园和9号楼接待大厅。1971年5月，中山故居按照上海市革委会的要求进行重新整理开放。 宋庆龄对故居的重新布置开放是非常关心的，在她居住北京期间，经常写信询问并嘱咐上海寓所的管理员周和康要经常到中山故居去看看，了解检查陈列文物的情况和室内外的清洁卫生工作，然后向她汇报。每当一年两次的孙中山纪念日来临时，宋庆龄都要派周和康与李燕娥到故居去检查并将故居的接待情况向她汇报。 1977年3月12日是粉碎“四人帮”后孙中山第一个逝世纪念日，宋庆龄特嘱咐李燕娥去故居布置，在故居客厅餐厅书房卧室都放上鲜花，并同意在故居院内种植两棵橘子树和两棵茶花。在纪念日当天宋庆龄派秘书杜述周和管理员周和康代她前往中山故居瞻仰纪念。发挥中山故居资料库作用， 支持学者研究宣传孙中山 为了支持学者研究宣传孙中山的工作，宋庆龄除了认真回答学者们询问的有关问题外，还充分发挥中山故居资料库的作用。1972年12月广东中山大学的陈锡祺、段云章、胡守为、骆宝善等四位教授，为筹建中山大学孙中山纪念馆致函宋庆龄请求帮助。宋庆龄嘱咐秘书杜述周先陪他们去上海孙中山故居参观，并给他们一本介绍故居的书。杜述周遵嘱，带四位教授瞻仰了中山故居，参观孙中山生平事迹及墨迹手稿后，还按照宋庆龄指示将63件孙中山手稿、32张照片拿到上海档案馆复制后交给他们用于展览。12月29日宋庆龄又亲自复函陈锡祺等，回答他们提出的关于1918-1921年孙中山与苏俄的关系，及香山路故居的来历等问题。 1978年11月宋庆龄得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准备编写《孙中山年谱》《孙中山传》《孙中山全集》的信息后非常高兴，即请秘书室复函，告知“如有任何问题或疑难之处，请书面提出”。“上海香山路故居有一些材料或许可供参考，请与上海市革委会联系前去参观”。 1979年2月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尚明轩提出，为编写《孙中山年谱》想到故居查阅材料，宋庆龄随即复函同意。之后她还亲自写信，回答他关于与孙中山结婚确切日期、孙中山是否在上海向列宁发贺电、孙中山在上海秘书室会见列宁代表越飞等问题。6月宋庆龄又同意香港影视公司到中山故居拍摄关于孙中山故居的电视片，并指示故居内的物品要按照李燕娥的意见摆设并可向周和康了解。1980年11月，广东社科院、中山大学和翠亨孙中山故居，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准备编一本《纪念孙中山画册》，提出希望能参考上海孙中山故居珍藏的孙中山各个时期的照片。宋庆龄得知后很快就同意编辑小组人员到上海中山故居挑选照片。后编辑人员从600多张照片中挑选了100多张，编辑出版了《纪念孙中山画册》。 宋庆龄为中山故居的建设并发挥其作用倾注了很多心血。在孙中山逝世九十多年后的今天,上海孙中山故居依然能原汁原味地保持着孙中山生前原样，宋庆龄功不可没。宋庆龄曾充满感情地说：“孙逸仙没有什么财产，她以毕生精力献身于中国革命，死后只留下他的书和他的故居作为纪念。这些简单的东西可以使后辈对他生前的情况有一些感受，体会到他为了使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而进行斗争的不屈不挠的意志……中国人民曾经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道路取得胜利而建设富强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在这条道路上中山故居象征着重要的里程碑。” 作者：孙娟娟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原馆长、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