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由于中文翻译的缘故，我们有时容易把‘宏大叙事’同宏观研究相混淆。‘宏大叙事’固然是一种对历史的宏观看法，但它并不是来自于实证性的宏观研究，而是对历史做哲学式观察所产生的总体性描述。” 后现代主义对现代史学“大张挞伐”，“宏大叙事”首当其冲。我们知道，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史家向来相信，过去世界虽然纷繁复杂，历史运动也不免曲折混乱，但其中总还是存在某种“趋势”，如同大江大河，虽有众多纵横交错的支流，但大致是朝着一定的方向流动，并最终汇入更大的水系。因此，不论是历史循环论，还是进步史观，都对总体的历史趋势抱有某种信念，并在这种信念支持之下构筑具体的历史叙事。只不过在后现代主义者提出质疑以前，多数史家没有意识到，这种条贯过去实际的观念架构，原来叫作“宏大叙事”。 作为“无须证明的公理”，引导和规范具体的历史叙事 通常所说的“宏大叙事”，其实有特指和泛指之分。按照后现代主义的经典表述，“宏大叙事”是指现代性所蕴含的关于人类理性、进步和解放等的神话。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种“神话”是一种双重的“谎言”：一方面，它把人类历史装扮成一个直线向前、不断趋于美好和完善的过程；另一方面，它完全源自关于欧洲的历史经验，宣扬的是一个关于西方成功的故事，而忽视了非欧洲地区人们的感受。不过，“宏大叙事”这个概念在产生后不久，很快就出现了泛化的趋势。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宏大叙事”通常指一切具有不证自明的公理地位的理论信条。例如，一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一部中国历史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程，这类说法都带有“宏大叙事”的性质。另外，在不同的学科，对于“宏大叙事”也有不同的界定和不同的用法。在哲学领域，关于人生和社会基本问题的思考；在文学创作中，凡是带有严肃主题的重大题材写作；在艺术方面，一切主题崇高、场面壮观、形象英武的制作；所有这些，都经常被贴上“宏大叙事”的标签。 从事史学理论研究的人，对于“宏大叙事”也有不同的理解。许多人习惯于把“宏大叙事”、“元叙事”、“主导叙事”作为可以混用和相互替换的术语。但是，美国学者艾伦·梅吉尔在论及历史的“一致性”（coherence）时，区分了四种不同层次的叙事概念：“叙事本身”（narrative proper）；“主导叙事”（master narrative），相当于“综合”，即宣称可以为历史中某一部分提供一种权威的叙述；“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宣称可以为全部历史提供一种权威的叙述；“元叙事”（metanarrative），通常是对无处不在的上帝或理性的信仰，可为“宏大叙事”提供合理性的支撑。另一位美国学者小罗伯特·伯克霍弗，则用“伟大故事”的概念来指“各种局部历史”的“大语境”，也指能为所有历史叙事提供“合法性”的“被构想成历史的整个过去”。他还举了一些例子作说明：“资本主义、民族主义或帝国主义的兴起和扩展”的故事，塑造现代世界的“宏大转变过程”，斯宾格勒关于西方文明衰落的描述，马克思关于历史上阶级斗争阶段的描述，都属于“伟大故事”的范畴。他把“伟大故事”说成是一个比“元叙事”更大的概念，可以包容所有的元叙事。但实际上，他说的“伟大故事”只是历史研究中的“宏大叙事”而已。此外，还有学者把“宏大叙事”界定为“全体人类的（有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故事”。 由于中文翻译的缘故，我们有时容易把“宏大叙事”同宏观研究相混淆。“宏大叙事”固然是一种对历史的宏观看法，但它并不是来自于实证性的宏观研究，而是对历史做哲学式观察所产生的总体性描述。而且，虽然“宏大叙事”带有不证自明的公理性质，但也不能把它等同于强调“历史规律”的历史哲学。诚然，某些“历史规律”的表述具有“宏大叙事”的意味，但“宏大叙事”还包括更多的东西，侧重描述人类或某个次级历史单位的具体进程，往往用“过渡”、“转型”、“形成”、“发展”、“演进”之类的术语来表述。概略说来，历史学的“宏大叙事”是一种以高度整合的史实作为铺垫而构筑的具有历史哲学性质的故事脉络，通常得到了历史学者的广泛接受，因而取得了无须证明的公理的地位。可见，它实质上是一种人为建构出来的历史观念，引导和规范具体的历史叙事，并使之产生意义。 “大写的历史” 从哲学的层面说，历史领域的各种“宏大叙事”都与对历史的“一致性”（coherence）和“统一性”（unity）的信念有关系。梅吉尔谈到，在19世纪的欧美史学界，兰克、米什莱、麦考莱、班克罗夫特等“经典史学”相信存在着一部人类的总体历史（梅吉尔把它称作“大写的历史”），个体史家的著述要有意义，就必须与这部总体历史挂上钩，或者指向这部总体历史。对待这种总体历史，“西方”史家中有四种不同的态度：一是相信存在这样一种总体历史，并且可以把它（或已经）讲述出来（表现为“普遍史”）；二是相信存在这样一种总体历史，只是随着研究的深入会有不同的讲述（兰克和J·B·伯里的观点如此）；三是承认存在这样一种总体历史，但认为永远无法把它讲述出来（德罗伊森和柯林武德的看法大体近之）；四是怀疑这种总体历史的存在。显然，前三种意见都暗含了“宏大叙事”观念，只是具体内涵不尽相同而已。 可是，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正是这种总体历史的观念危害甚大。据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说，从后现代主义的视角看，任何单一而包罗一切的人类发展过程都是无稽之谈。现代性在历史意识方面的表现，就是用“进步”或“发展”的观念来给历史分类，在历史思维上提出了“唯一历史”（“the” history）的观念。而后现代主义首先就是对这种历史思维提出批评，视之为没有事实根据的“欧洲中心论意识形态”。可以说，在后现代主义的视野中，现代性本身就是一种“宏大叙事”。这种“宏大叙事”与启蒙运动的神话密切相关，而启蒙运动的神话又构成现代欧洲历史叙事的支柱，以致欧洲在世界史写作中成了政治现代性、民族国家、理性化和世俗化的象征。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就是“欧洲中心论”。于是，在批判“欧洲中心论”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思想和非欧洲地区的民族主义史学结成了“统一战线”。另外，后现代主义者还认为，“宏大叙事”往往体现了一个社会的主流观念，因而常常被用来压制“与主流观念相左的反对派的声音”。因此，对于反对压迫和歧视的社会政治斗争来说，也必须批判和抛弃“宏大叙事”。 借用查尔斯·蒂利的比喻，让我们带上后现代主义者制造的“宏大叙事”探测器，到历史学的各个领域中去搜寻一番，看看能找出哪些与“宏大叙事”相吻合的东西。我们首先遇到的是各种版本的世界史教科书。在这些“文本”中，我们可以见到这样一些“宏大叙事”式的说法：“两希（希腊和希伯来）文化”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基调；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人类逐渐摆脱了迷信和愚昧的束缚，在理性的光芒照耀下不断走向进步；在城市兴起和工业化的冲击下，人类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15～18世纪是一个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代；在17和18世纪大西洋世界发生的历次革命中，诞生了“现代议会制民主国家”，开启了世界范围内的民主化进程；法国大革命高扬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理念，扫荡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塑造了现代社会的观念和制度；由于“地理大发现”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历史进入了从分散向整体的发展历程；基于个人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代表了人类历史进步的方向，任何追求独立、自由和民主的诉求和斗争，都推动了历史的发展；等等。这些“宏大叙事”把纷繁复杂的历史景象整理成了一幅幅清晰壮美的历史图景，为具体的史实铺陈提供了公理性的支撑，并使这些史实在整个历史图景中获得了适当的位置。 接着，我们来到了历史学的各个次级研究领域。在这里，我们也轻易地识别出许许多多的“宏大叙事”：工业革命塑造了现代英国的面貌；在稳健、渐进中寻求变革和发展是英国历史的最大特色；美国从欧洲手中接过文明的“接力棒”，在“新大陆”创造了新的文明奇迹；一部美国史就是一个自由和民主一路凯歌行进的英雄故事；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等等。这些关于具体国家和民族的权威性故事，如果借用梅吉尔的概念，应当划入“主导叙事”的范畴。可是，这些“宏大叙事”究竟如何支撑甚至支配具体的历史叙事呢？不妨举一个家庭史方面的例子。有的美国学者提出，在殖民地时期曾广泛存在“扩展型家庭”，家庭生活中盛行家长主义或父权主义；美国革命以后，“扩展型家庭”逐渐为“核心家庭”所取代，夫妻关系以及子女和父母的关系趋于平等，家庭成员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家庭模式的这种变化，与美国从殖民地时代的“贵族社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转变是完全一致的；或者说，“核心家庭”乃是培育共和美德和民主精神的温床。于是，从“扩展型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的历史叙事，就与美国民主高歌猛进的“宏大叙事”挂上了钩。 “一切的碎片化”解构了“宏大叙事” 对于各色各样的“宏大叙事”，二战以后形成的“新史学”就开始表示了朦胧的怀疑。新一代历史学者关注以往被忽视、被排斥的下层和边缘群体的经历，不再相信那些以精英为主角的英雄故事，以往经由各种“宏大叙事”所构筑的历史框架也就难以成立。他们通过对众多群体的不同经历的叙述，展示了过去世界高度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这也就破坏了“宏大叙事”所依赖的历史“一致性”和“统一性”。更重要的是，在他们的叙述中，下层和边缘群体往往是遭受排斥和压迫的受害者，并未或很少享受所谓进步和解放的成果，于是，在“宏大叙事”所描绘的直线的、普遍的进步景象上面，就笼罩了一片很大的阴影。另外，“新史学”侧重讨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群体行动，关注习惯、迷信、谣言和情绪的作用，这与理性支配人类行为的神话显然是大相径庭的。由此可见，虽然“新史学”没有从理论上质疑“宏大叙事”，但其研究的实践在无形中挑战乃至“解构”了许多的“宏大叙事”。 不用说，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攻击更加全面，更加直截了当。它的矛头所指，并不仅仅是“宏大叙事”的具体表述，而主要是“宏大叙事”本身在知识体系中的“合法性”。美国学者列昂奈尔·戈斯曼说：“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标志着所有那类叙事——关于进步的神话的叙事以及普遍性或整体性要么是可以达到的、要么是值得向往的叙事——的终结。它的侧重点是一切的碎片化：历史、社会和国家、艺术品、人类个体。”具体到历史学领域，现代史学所精心构筑的各种“宏大叙事”都受到了冲击，现代史家长期当作“真理”信奉的结论，在后现代主义的“去自然化”视野中，都变成了“想象”、“发明”和“建构”。多样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得到了突出的强调，知识的“纯粹”和“客观”的外衣则被层层剥除，中心、权威以及一切以“现代性”面目出现的体制和观念都遭到了怀疑和蔑视。许多实证史家也越来越偏好具体而细微的题材，厌恶和摈弃那些富于条理的宏观历史表述，放弃了把具体的历史叙事与总体历史联系起来的努力。要之，用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的话说，“后现代主义就意味着没有一个单一的、完整的历史这样的东西”。于是，“宏大叙事”跌入了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宏大叙事” 不过，抛弃了“宏大叙事”以后，实证史家是否就获得了精神的解放呢？事情似乎没有这样简单。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历史学家，无论他（她）如何睿智和博学，劣其毕生之力也只能接触到过去世界中极小的一点；那么，他（她）在不能了解整个过去世界的情况下，如何确定自己触及的这一点在幽渺浩大的过去世界中的位置呢？在20世纪中期以前，欧美史家普遍相信“宏大叙事”，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一个发展和进步的故事，以此作为框架来处理具体的研究题材，形成具体的历史叙事。这时，他们在研究中拥有某种方向感，也容易找到自己工作的价值和目标。但是，到了20世纪的后半期，越来越多的史家专注于细小的课题，放弃了“宏大叙事”，由此形成了历史研究“碎片化”的局面。在欣赏统一的整体历史画面的人看来，这正是“史学危机”的突出表征。 前面提到，在“新史学”兴起以后，关于底层民众和边缘群体的研究大行其道，历史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揭示，难以形成过去那种具有整体框架和鲜明线索的“宏大叙事”，以致产生了专题研究与综合写作的失衡。这种“碎片化”局面让许多学者深感担忧和不满。不过，据有的学者观察，即便经过了后现代思潮的猛烈冲击，美国史学中仍然存在各式各样的“宏大叙事”；虽然多数研究者没有公开说出来，却一直在有意或无意地使用它们，以作为建构其具体叙事的“历史—政治框架”。还有人说，对于“宏大叙事”，历史学家可以拒绝，也可以在质疑的同时加以“调整式或启发式的采纳”。这种说法带有折中主义色彩，但也体现了一种常识性的智慧。 最近，有个名叫戴维·克里斯琴的学者预言，在今后五十年里将会出现一种新的“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其特点是涵盖范围广，甚至达到宇宙论的规模；它既考虑过去的偶然性和特殊性，又兼顾能使细节产生意义的宏大模式；它在实践上是全球性的，而在精神和方法上则是科学的。到那时，历史学家将会大大超越布罗代尔的“长时段”，而追溯到地球、甚至宇宙的起源；还将突破现有学科、特别是历史学和自然科学的界限，把人类历史看作包括生物学、地球科学、宇航学和宇宙学在内的“历史学科大家族”的一员。这种“普遍史”有志于为人类的过去创造一个整体的图式，这个图式有助于全世界的个人和社会把自己看成是整个宇宙演化故事的一部分，有助于教育者去培育一种“全球公民意识”，正如过去的民族史学有助于创造民族国家的团结一样。从这种言论可以看出，历史学家对于总体历史的向往并没有完全丧失，“宏大叙事”所指向的人类历史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对历史学者仍有不小的吸引力。 照这样说来，我们所面对的就不是要不要“宏大叙事”的问题，而在于要什么样的“宏大叙事”。我们重申“宏大叙事”的“合法性”，强调它在历史叙事中的重要作用，并不是主张简单地重新捡起现有的各种“宏大叙事”。相反，经过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质疑和抨击，我们意识到，对于现有各种“宏大叙事”不能不假思索地照单全收。我们必须对前人留下的“宏大叙事”加以审查和考辨，在学理上能够成立的就加以采纳，存在缺陷的需要重新表述，不符合学理的则必须抛弃，并在必要时尝试构筑新的“宏大叙事”。对当今许多学者来说，那种以直线式进步观和单一理性为底蕴的“宏大叙事”，已经失去了效力。同时，对历史的多样性、差异性和复杂性的重视，在中外史学界越来越成为普遍的倾向，而这类信念也就愈益具备了“宏大叙事”的品质。此外，全球史和国际史的兴起，也可以看作对后现代主义责难“宏大叙事”的一种回应。在这样一种学术语境中，构建新的“宏大叙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也就愈益鲜明地显现出来了。 本文限于篇幅，有删节。原文载《隔岸观景》，作者李剑鸣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