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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有国家文明起始，逐渐形成文明等差的中原“华夏”和边缘“四夷”天下世界观体系，具有典型的边疆国家特征，有关国家疆域边缘的“四裔”知识史不绝书。学术界对近现代中国边疆的研究脉络有三次高潮的认识，①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第三次中国边疆研究的兴起持续至今。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出现构筑中国边疆学的呼声，②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倡议得到众多学者的共鸣。③在中国边疆学之外，学术界又有建立“一般边疆学”的观点和学术实践。④中国边疆学的学术思想催生了探索构建中国边疆学学科体系的专著，尤其以边疆政治学的架构比较突出。⑤毋庸讳言，近现代中国边疆研究的经典仍然属于20世纪40年代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所著的《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开创了西方中国研究的“边疆范式”。拉铁摩尔以“长城边疆”为中心来理解中国历史的结构，考察中国历史文化的长时段变迁及其动力，对西方中国边疆研究影响广泛而深远。西方的中国边疆研究资源对中国边疆学的学科建构启示和挑战并存。⑥近年国内中国边疆研究成为学术热点，成就斐然，评述者从构筑边疆学的理论高度进行了纵向宏观的考察，理论与现实相互观照，包括的学人文献容量巨大，最新的综述涵盖了从传统到新兴话语的诸多主题和领域。⑦但具有“边疆中国”视域的研究成果需要引起学界的关注。总体而言，中国边疆学研究多专注于实证的考据，研究工具陈旧落后而不甚致力于理论的构建，以致本身与美国边疆史研究同样具有膏腴沃壤的中国边疆学研究，至今没有如美国以特纳为代表的绵延久远、蜚声遐迩的“边疆学派”的崛起。⑧因此从学界中国边疆研究丰硕的成果中汲取营养，呈现出真知灼见，为后续的研究建立科学参照，依然需要学术评论的往复对话。本文拟对近几年的“边疆中国”研究的前沿成果进行述评，固陋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边疆中国”的专题研究 当今中国社会经济的规模占据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使中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中国的改革动力释放出全球溢出效应。与此同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区域也受到内外双重的社会冲击，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社会不稳定的征兆，并与历史上遗留的民族分裂主义相互激荡。学术界对此有敏锐的反应，边疆、民族、宗教等议题一时成为关注的热点。然而，边疆区域的分科并进的传统议题研究显然已经难以认识和解释新的时代现象。近年，《学术月刊》与《文化纵横》期刊都专门开辟了“边疆中国”专栏，组织学入围绕边疆、民族、族群、社会与文化等议题展开跨学科与多视角的讨论，反映了一种新的历史观与研究视野。 《学术月刊》“边疆中国”专栏的主题为“边疆中国：从地域族群到文化政治”。编者在2017年的边疆中国论坛中指出，如何处理现代国家要求的统一性与天下遗产带来的多样性之间的矛盾以及消解这种内在张力，以实现统一性和丰富性的和谐共生，关键是从边疆自身的逻辑来看待和理解边疆问题，并指出边疆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完成体制和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 黄达远梳理了西方学界的内亚视角，认为内亚性之于中国史实际是常态化的现象，指出18世纪以来中国在新疆形成了具有内亚特色的边疆体制，是一种深受地缘政治变迁影响的不同于西方的民族国家建构形式。⑨韦兵抓住“认同”与“建构”两个关键概念，解析20世纪西北边疆形成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国族缔造的关系，认为边疆问题的解决极大程度依赖国家在历史进程中完成政治制度和社会治理的现代转型，归根到底也是一个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问题。⑩关凯指出“发展”之于边疆包含着一种单向度的国家中心主义的认知逻辑，“稳定”之于边疆始终有种不言自明的政治敏感性，认为民族—国家建构、现代性与文化多样性和人的观念构成当下中国边疆话语政治的三个面向。(11)纳日碧力戈提出以“地天通”式的“生存交互性”定义“边疆”，借鉴萨林斯提出的“生存交互性”对中国作民族共生的解释，认为唯有自我超越，超越旧有的“种见”，才能推出民族新政治，推出民族和睦的新理念。(12)刘琪指出超越民族的共同体构建与维系是“迪庆经验”的核心，解析迪庆“边疆”的塑造与地方性知识的遮蔽，认为在多样性的基础上构建社会秩序的边疆地方性知识，可能为中国当代的民族—国家建构提供重要启示。(13) 马戎则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有一个从民族自决到民族区域自治演变的历史过程，并提出中国民族研究学术史上也有一个尊重各族群文化多样性的同时向“中华民族论”的某种回归，结合“族群”和“民族”概念的辨析，认为中华民族属于现代的“国家民族”；其次回顾自己通过内蒙古、西藏、新疆、青海、甘肃等许多民族地区的实地调查，聚焦“汉族—少数民族二元化结构”，提出“中国少数族群问题去政治化”的议题，得出塑造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观点；然后回到当前民族工作“阶段性特征”的现实政策，认为“四个认同”(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和促进“三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指明了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大方向；最后以国际国内比较的全球视野从国家建设的高度坚持民族研究的社会科学化，坚持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长远利益。(14)范可首先关注挪威人类学家巴特的英国结构功能学派学术传承和过程理论的创新，指出巴特的主要观点为族群是社会建构的，族群性实为不同主体的分类实践，族群边界是不同群体在互动过程中制造的；其次巴特的族群边界理论显示研究中国边疆实际上就是研究少数民族，当今边疆地区国家与次国家主体并存，边疆作为文化接触区域，有着丰富的文化和族群多样性；最后点明巴特揭示了不同主体之间边界的流动性，启迪中国的“边疆”应当“去边疆化”，通过切实的民生建设来促进边疆地区的稳定。(15) 《文化纵横》“边疆中国”专栏贯通传统、近代和当代中国不同的历史阶段，指出边疆在传统中国是围绕儒家礼乐体系，通过华夏中原与“夷、戎、蛮、狄”这样的文明等级秩序安排的；近代中国革命则以西方民族主义话语动员与整合帝国疆界，以利进入现代民族国家体系；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革命通过阶级划分吸纳民族区分，以经济平等弱化民族的文化抗争；而1978年之后开启的市场化改革，则使“利益”成为民族矛盾升温的催化剂，进而推动民族/宗教认同的激进化。编者按提出从文明—民族—阶级—利益—民族/宗教认同的轮回与强化概括中国边疆问题的历史发展逻辑，认为“边疆中国”不仅涉及如何重新理解中国，也是在当代全球化与中国大转型背景下，如何重新再造中国的核心历史命题。 付佳杰把四川凉山少数民族典型范式地区界定为“内地边疆”，指出少数民族经济边缘化的现状被少数民族表述为宏观的国家歧视，认为通过国家力量主导的再分配方案，才能弥合由利益分化与争夺导致的社会原子化进程。(16)关凯提出“边疆”的社会意识有被以恐怖主义为中心的政治与社会叙事淹没的风险，尤其需要关注边疆社会的精神世界，在国家内部消除主流与边缘的界限，将国家建构为一个基于共同的公民身份的“人的共同体”。(17)王明珂评估“边疆”的边缘性主要来自被核心的人们观看、描述强化，主张中原与边疆的相互观看，进而期望具有反思性之现代“国民”个人，应是理想中“多元一体”中国的主要构成“单元”，而边疆在这样的“新多元一体格局”中自然将化为无形。(18)郑少雄观察多吉堪布在北京、印度、美国的个人经历，反映了康区特征正在于这种卷入并处理多重关系的智慧，边疆精英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力量的互动，以此争取外部的经济、政治及道义资源，共同塑造了地方的独特面貌。(19) 类似《学术月刊》与《文化纵横》期刊的“边疆中国”栏目以问题意识为导向，组织具有共同边疆意识的多种学科背景的边疆研究，有浓厚的人文关怀，并对边疆地方社会的主体性给予高度尊重。其中边疆具有开放性，从边疆理解和认识历史中国与现代中国，渗透着“以人为本”的知识情怀，本质上更切近以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中心，并不排斥国家的力量。正如王明珂在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历史学者常无力反驳国外学者对多民族之民族国家建构的典范中国民族史的解构，试图透过“华夏边缘”的古今变化理解及反思中国少数民族的形成过程，创造现代国民以期能构造更好的人类生态体系。(20)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学科理念通过参与性的考察，体验边疆族群自身的历史观、世界观与国家观来理解和解释他们的社会生存环境，从而形成一种带有“主体间性”的历史认识和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王铭铭重新沉浸于边疆概念封闭与交流的双重性意境，将“边疆”转述为“三圈说”中的“中间圈”，以“中间圈”界定包括政治实体在内的社会共同体之间的边界，并以之形容作为内外关系纽带的边疆的地域化情景。(21)“边疆中间圈”的概念富有理论思考，破除西方社会科学任何形式的中心论，赋予边疆主位与客位的双重能动性。总体而言，“边疆中国”视域的研究根据中国历史的意境从边疆看中国是边疆研究的新范式，打通边疆、民族与族群研究的区隔，体现了历史观更新后的知识创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