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后，该文认为21世纪的人类社会需要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应当回到早期民族主义曾最予强调的主权在民原则，超越民族国家在经济文化上的“均质化”，拥抱多民族统一国家的观念。该文认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概念是对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特殊性的一种精炼概括，并以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观念表达对中国民族关系和民族问题的现实关怀，强调对少数民族主体意识、自我叙事和“民族意愿”的高度重视，需要用中国智慧和理解的同情去维护包纳着数十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46) 20世纪30年代中国面临的边疆危机关联着国家和民族的危亡，顾颉刚明确指出国家领土“四境首当其冲”，学界趋于边疆史地研究，“满、蒙、回、藏、南洋、中亚，俱得其人”。(47)21世纪中国的边疆建设则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复兴，国内学界近年回应西方历史学对“何为中国”的挑战，聚焦点正是中国边疆。葛兆光讨论中国“从天下到万国”与“纳四裔入中华”两个历史进程的交错，认为现代中国就是在清帝国的疆域和族群基础上把周边各族纳入一个“中华民族”，形成庞大多民族的现代国家。(48)现代中国传承了“大一统”的理念，创造了“五族共和”的国体，其领土直接继承自清王朝的国家疆域。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建构形成特定的国家疆域空间结构，至于清代则更有效更合理地将生活习性迥异的众多民族以及差异极大的地理环境统一于一个大帝国之中，形成一幅盛京(满洲)、直省与藩部三部分地域并存的复式的疆域地理面貌，维持了长期稳定的国家行政治理局面。(49)周振鹤指出，近代以来，西有列强觊觎，东有日本窥伺，其最终目的均要以肢解中国为目的，于是于中国疆域创为本部说，以为中国的领土只有本部而已，满洲与藩部皆原非中国所有，这是极其荒谬的说法。而日本与西方学界热衷以“本部”或“Proper”来指称中国清代的直省地区或是有意或是无心，但中国学者却不宜跟随其后也将“本部”作为习称。(50)陈波进一步澄清“中国本部”概念于16至18世纪在欧洲起源、塑造和成型，指出明治时代的日本受西方影响突出“支那本部”即为“支那”的观念，成为其分裂中国的指导观念。(51)多民族的中国边陲是中国的历史常态，古今之变中既有连续又有断裂，全球史的视野有益于打破民族国家的局限，中国现代国家建设应充分承认和尊重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不可替代的重大贡献。多民族的统一中国存在着巨大的民族张力，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部团结。中国少数民族边疆的空间结构决定了“边疆中国”历史观所给予我们理解和处理多民族统一中国的启迪意义。《多民族背景下的中国边陲》吸收日本东洋学、欧洲汉学和美国中国学的学术成果，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对中国边疆与民族问题的历史认识做出了穿透千古的解析，并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中国未来命运给予特殊关怀。 当代中国正处于历史上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大变革时代，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宏大而特别的实践创新，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命题和思想的时代。中国自先秦以来就有自己的边疆概念与历史话语，借鉴和反思西方的中国边疆概念及理论体系，(52)批判性地继承中国边疆历史资源，可以产生独特的中国边疆研究话语。中国边疆研究尤其需要深入挖掘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建立起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凝练出符合中国历史经验和逻辑的概念、方法、命题和理论话语。学术史的观察表明，中国边疆研究的学科基础在于边疆史地，并广泛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哲学、文学、民族学与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管理学等诸多学科交叉融合。从中国边疆史地到中国边疆学的研究转型，不只是内容和研究范围的简单扩大，而是研究视野的转变和研究范式的创新。(53)无论是中国边疆学还是一般意义上的边疆学，研究转型的核心在于历史观的继往开来和创新，尤其需要从“中国边疆”历史观到“边疆中国”历史观创新对“历史中国”到“当代中国”的认知。 “边疆中国”历史观的内在理论脉络遵循着历史与实践的逻辑统一，呈现出中国历史运行的深层结构，显示了不同历史阶段中国国家建构的空间结构和多元治理结构的统一。“边疆中国”历史观进一步的思考即是中国现代国家国家的实现需要国家基本现代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北中国与东南中国根本性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西北陆地边疆区域与东南海疆区域的不平衡，要实现中国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然具有陆海边疆区域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目标。也就是说，仅仅“东南中国”不能完全支撑中国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北中国”成为实现中国国家建设现代化的目标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价值评判，因此“边疆中国”历史观还在实践中蕴含着道义逻辑，也是价值与实践的逻辑统一。由此，“中国西北陆地边疆轴向和东南沿海海疆轴向历史空间互动”的命题就可以通观“一带一路”国际倡议和国家发展战略的时代特征、空间实践过程和未来趋势。 “中国边疆”历史观以“中心—边缘”的差序格局逻辑理念、方法论和价值取向来认识、理解和阐释边疆历史的概念和微观的分析思维，易于造成“中原(中央)—边疆”的空间区隔和各边疆区域之间的孤立研究。近现代以来，历史观的每一次嬗变都折射出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现实变化。近代中国的领土属性转型造成“边疆中国”同一个主题下的附属国变为外国和藩属地域变为边疆少数民族，(54)由此衍生出国内边疆与域外国际关系的研究新领域。中国边疆研究的前两次高潮都在“中国边疆”历史观的影响下与边疆危机导致的亡国危险直接相关。“边疆中国”历史观认识、理解和阐释中国疆域不同区域的观念应该是一个民主平等的、动态开放的、反思的知识生产、累积和扬弃的过程，树立起体现时代精神的新观念，形成叙述中国边疆整体格局与国家建构的宏观分析框架。“边疆中国”在新时代的最新表达即为“一带一路”，架设起历史中国西域为枢纽的陆地丝绸之路和南海为枢纽的海上丝绸之路到当代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桥梁通道，奠定国内和国际统筹的方略格局。当今之世，中国高速发展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现实处境是力图复兴中华民族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及实现现代化强国家。“边疆中国”历史观指引下的边疆中国研究则直接关怀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文明的主体性和现代中国的国家建设。由此，“中国边疆”的历史观和“边疆中国”的历史观形成了一元与多元、封闭与开放之间的张力，两种历史观的互动有益于认识二者之间的张力，建立“共通”的历史叙事和理解。“边疆中国”的历史哲学高度能够转换中国的历史方位，推动中国进入新的全球化时代，超越中国边疆研究的碎片化局限，创新中国历史“古今中西”叙事的理论和话语体系，观照全球化历史进程中的现实中国并构想中华文明的未来。 注释： ①马大正：《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厉声：《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科的繁荣与发展——兼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第三次研究高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8年第4期。 ②邢玉林：《中国边疆学及其研究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第1期；马大正、刘逖：《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研究——一门发展中的边缘学科的历史演进》，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85页。 ③步平：《让中国边疆学具有更强的时代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1期；李治亭：《架构中国边疆学的科学实践——评〈中国边疆研究论稿〉》，《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马大正：《关于构筑中国边疆学的断想》，《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3年第3期：方铁：《论中国边疆学学科建设的若干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李国强：《中国边疆学学科构筑的透视》，《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邢广程：《关于中国边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3年第4期；周伟洲：《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4年第1期；罗中枢：《中国西部边疆研究若干重大问题思考》，《四川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林文勋等：《云南大学的中国边疆学——基于学科建构的回顾与展望》，《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3期；吕文利：《构建中国边疆学需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年第3期： ④孙勇等：《边疆学学科构建的困境及其指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孙勇：《建构边疆学中跨学科研究的有关问题探讨——如何跨通边疆研究学术逻辑与事实逻辑的一致性》，《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